【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婷】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2021年年初，35歲的阿遠發下這樣的感慨。

返鄉創業十多年，阿遠自認為已經習慣了這種自己做主、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态；給别人打工，就要受他人約束，他是萬分不願意的。

沒曾想，迅速被自己打臉。他不僅在幾個月後就去杭州打工了，還為了賺加班費，沒有回家過年。

2021年上半年養豬又虧了十幾萬，返鄉創業近十年，手上不僅沒有積蓄，還欠下了不少債務；而父母已年近六十，33歲的弟弟還沒結婚，妻子全職帶着兩個孩子，全靠自己一個人賺錢……這些促使他下定決心，離開“安逸舒适”的家鄉，孤身一人進入自己十分陌生的大城市和建築行業。

在贛中地區西加縣新和鎮，像阿遠這樣返鄉創業多年卻沒有積蓄，反而欠下大量債務的“小鎮青年”并不少。

2005年，畜牧業尤其是養豬業成為了江西省農業發展的重點，政府提出了“後勁在畜”的口号。在政府的推動下，再加上豬肉消費需求不斷上漲，養豬業在當地得到了大力發展。

作為養殖大縣，2006年，西加縣50頭以上的養殖戶隻有140戶，2014年達到900多戶。新和鎮則是該縣的養殖重鎮。2006年，總人口1.5萬的新和鎮，50頭以上的生豬養殖戶隻有20戶不到；2015年，養豬戶達到583戶，大多為300-500頭的中小規模養殖戶，高峰期全鎮年出欄生豬20多萬頭。

2010年左右，是新和鎮青年返鄉創業的高峰。聽聞很多養殖戶賺了大錢，而且感覺養殖工作比較輕松自由，不少外出務工的青年因此被吸引，開始返鄉創業。

不過和阿遠一樣，很多青年去年開始陸續轉行了，并下定決心不再養豬。轉行的理由也和阿遠類似，不是欠下債務就是儲蓄不足，而家裡上有老下有小，他們要快速承擔起掙錢養家的責任。

返鄉創業風險大，利潤空間有限

對于新和鎮很多養殖戶而言，如果仔細算個帳，養豬近十年，不僅沒有掙錢，還虧了不少錢。

來看看新和鎮一養殖戶從2012年至2018年的收益情況：

衆所周知，養豬業是一個具有較高不确定性的行業。這與豬肉這一商品供需關系有關，與養豬業的低門檻和周期性危機有關，還與養殖戶在整個産業鍊中的弱勢地位有關。

豬肉的穩定有序供給，與人們的生活質量息息相關。因此，國家的豬肉儲備及對豬肉價格的調控十分必要，避免肉賤傷養殖戶、肉貴傷民衆生活質量。但國家政策調控多少具有滞後性，再加上養豬業的供給彈性小，中小規模養殖戶很難及時調整養殖規模和頻次。

高風險和有限的利潤，意味着大多數養殖戶實際上很難靠養豬業獲得穩定且豐沛的收益。最近幾年時息時興的非洲豬瘟，更是增加了養殖業的不确定性。

在非洲豬瘟疫情出現之前，在新和鎮的養殖戶中，80%的人都掙了一些錢，但大部分人掙得并不多。除去養豬場的前期投資（15萬元），前文提到的養殖戶在2017年以前用四年時間也隻掙了12萬元，比不上外出務工收入，甚至不夠家庭基本開支。而自非洲豬瘟疫情出現之後，80%的人都虧了錢，且金額巨大。

很多養殖戶都感慨，要是早一點從養殖業退出，就不會欠這麼多債務了。不過，一些養殖戶雖長期沒有掙錢，但始終不願意從養豬業退出。這一點，令人費解。

筆者和他們深入交談後發現，在從事養殖業的過程中，很多養殖戶的心态是：雖然虧了錢，但周邊有人賺了大錢，自己也期待能大賺一次，不僅能夠還債，還有可能發财。

但對于大多數養殖戶而言，賺大錢的機會始終沒有出現，偶爾獲得一筆收益也隻夠覆蓋部分債務，結果債務越積越多，沉沒成本變得越來越高，他們心裡對賺一次大錢的依賴程度也因此越來越高，最終也就越來越難從這一“深坑”中跳脫出來。這一點心理，和賭博類似。

小鎮青年的消費在不斷“被升級”

通過算賬發現，小鎮青年的高負債不僅和返鄉創業風險高、利潤有限相關，還與高消費有關。

在大多數人的認知裡，相比在大城市，在家鄉工作和生活的好處是生活成本低。問題是，一系列原因導緻鄉村社會消費升級的速度要遠遠快于收入增長的速度，而小鎮青年更是消費升級的先行者，消費與生産的倒挂，導緻小鎮青年“被透支”和“被負債”。

消費升級主要有以下表現：居住地從村裡轉移到鎮裡、縣城；車子越開越好，手機根據潮流不斷更新叠代；日常消費不斷品牌化；網購頻率提高；人情消費越來越高；等等。

譬如，2015年以前，阿遠姐夫一家住在村裡，2015年到鎮上買了一套房子之後就一直住在鎮上，一家四口每月的開銷達到3000元。2020年為了解決孩子教育問題，搬到了縣城，而在縣城一家四口每月的開銷至少要5000元。家裡有兩輛小汽車，一輛是15萬左右的哈弗，一輛是10多萬的現代。

阿遠的表哥，2015年在鎮裡租房住，2021年全家住進了在縣城新買的房子裡。家裡也有兩輛小汽車，一輛20多萬的三菱，一輛10多萬的别克；自己用的是最新的蘋果手機，妻子用的護膚品、化妝品和衣服等也在不斷升級。加上房貸，一家四口在縣城每月支出為8000元左右。

消費如此之高，但是收入增長卻十分有限，借債和透支便成為了必然。

這一情況，離不開鄉村社會消費正不斷升級的大背景。

消費升級是農村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一個重要表征和基本趨勢。農民的城市化使得農村的生活方式也逐漸城市化；資本對下沉市場的滲透，鄉村社會進一步被消費主義裹挾；農村優秀生源和師資不斷向城市集中，倒逼農村教育城鎮化，農民消費的主體場景從村鎮進入到縣城；半熟人社會消費競争變得愈發激烈；等等——這些都是鄉村社會消費升級的重要原因。

在這些方面，全國幾乎都是如此。隻是，贛中山區西加縣新和鎮返鄉創業的小鎮青年們，他們消費升級的速度遠超我們的想象。

這一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需要回到小鎮青年所處的經濟生态和社會生态中去理解。

第一，就業不充分，閑暇被消費填充。

在大多數中西部地區，鄉村社會工商業發展相對有限，創業以第一産業為主，而第一産業具有強自然屬性，勞動時間具有非均質性和不充分性。機械化的發展，又使得很多勞動被機械替代。

就拿作為養殖戶的小鎮青年來說，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隻有四五個小時。即使是二三産業的從業者，也會因為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密度和強度有限，工作時間相對較短、強度較弱。比如從事電器銷售的電工和糧食烘幹廠、制衣廠的老闆，他們大多是階段性或者周期性的繁忙。

部分人試圖通過兼職來解決這一問題，但鄉村的就業或創業機會十分有限，很多行業都高度内卷，而且與年輕人的就業意願也并不匹配。因此，非充分就業成為了小鎮青年的生活常态。這意味着其收入增長空間有限，也意味着他們擁有了大量的閑暇時間。

大量的閑暇時間如何打發，成為了問題。

因為在城市體驗過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再加上生産過程中缺乏持續穩定的成就感，找刺激成為了返鄉創業的小鎮青年打發閑暇時間的重要目标，以避免生活變得“寡淡無味”。

為此，小鎮青年們打牌輸赢越來越大，且開始利用手機軟件打網絡麻将以破解打牌的空間和時間約束。泡腳、唱K、吃夜宵、看電影、逛街和旅遊，也成為了小鎮青年們的選擇。可以說，不斷升級的消費成為了小鎮青年打發閑暇時間的主要方式。

第二，關系經濟與關系經營消費。

鄉村社會的創業或就業還高度依賴熟人關系這一社會資本，具有關系經濟的特征。

生活在地方社會的人總是更“講關系”，在發展經濟的時候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關系的經營和運用能力成為了評判創業者實力的重要指标。能否和一些人物搭上線、關系是否長久、關系親密程度，這些多少決定了創業者的掙錢能力；而關系越長久、越緊密，也意味着創業者為此付出的經濟成本越高。

當然，這種關系經營消費很多時候是雙向推動的。比如在養殖領域，飼料經銷商往往是地方的經濟和社會精英，在政府部門也有一定的關系。養殖戶會主動與他們經營好關系，以确保他們能夠賒欠飼料和仔豬、打點養殖場建設審批和環保等問題。在飼料經銷商較多、競争激烈的情況下，飼料經銷商也會主動與養殖戶經營好關系，以确保更多的養殖戶購買自己的飼料。

對于大多數缺乏社會資本的小鎮青年而言，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由經濟和社會精英主導的消費場景中，包括和精英們走人情、出入高檔的洗浴中心和KTV、消費一些符合精英們需要的“高級服務”，成為常态。

問題是，這種看似具有“投資”屬性的消費升級不僅會增加小鎮青年的消費負擔，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小鎮青年也可能在消費升級中沉淪和迷失自我。

比如，阿遠表哥的初中同學，在本地是說得上話的“社會精英”，早年在東莞等地開辦賭場掙了些錢，在家鄉養豬業興起之後，也開始返鄉做起了飼料經銷商。在同學的帶領下，阿遠表哥加入到了他同學的圈子。

此後，為了維系圈子，不僅要和圈子内的人走人情，送的人情錢還要夠多。為了減輕負擔，也不得不辦一些原本不會辦的酒席，雖收回了一些人情，伴随而來的是酒席消費的增加。此外，與圈子内的人一起去泡腳和K歌等活動也變得頻繁，時間久了，他甚至開始喜歡上這種娛樂活動。比較極端的情況是，在車貸都快還不上的情況下還往洗浴中心的卡裡充了1000元。

第三，收入激增與激情消費。

對于養豬戶而言，要麼長時間完全沒有收入，要麼短時間内收入激增。而養豬戶可能會因為收入激增而激情消費或沖動消費，比如換一輛更好的車或是換新的手機等。此外，收入的不确定也會強化消費的盲目性，使消費變得無節制、無計劃。

第四，賒賬經濟與消費能力的虛假提升。

在地方社會中，賒賬成為常态。在地方社會市場高度内卷，消費者有賒賬需求的情況下，賒賬成為了地方社會商業經營主體招攬生意的重要手段。超市經營者、飯店、建築材料和電器銷售者等群體，每年年底的首要任務就是收賬。

為了補償賒賬和收賬的不确定性，銷售者會适度地提價以增加利潤，其本質是利息。而對于創業的小鎮青年而言，為了保證自身有更多的靈活資金可支配，如果能賒賬，會盡量賒賬，也會選擇對賒賬消費的适度提價采取包容的态度。

賒賬常态化，看起來提升了小鎮青年的消費能力，實際上這一能力卻具有虛假性。因為賒賬争取到的靈活資金，并沒有被小鎮青年完全投入到生産中，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更高層級且無法賒賬的消費中。

第五，代際支持與消費升級的基本保障。

長期賒賬不還，最終會導緻小鎮青年在地方社會的“信用破産”。長時間來看，僅僅依靠賒賬難以維系不斷的消費升級，甚至使得他們連保障家庭基本運轉也并不容易。

作為一代農民工的父代給予小鎮青年的“支持”，成為了小鎮青年家庭運轉和消費升級的重要支撐。事實上，很多小鎮青年“無所作為”的創業期大多與父代務工的黃金期相重合。

無論是阿遠還是阿遠的表哥、姐夫，都從父代得到了大量支持。事實上，他們的父代甚至比他們掙得多。

比如，阿遠表哥的父親曾常年在工地打工，每年大概能有六萬左右的收入。省吃儉用的情況下，母親在家務農的收入維持兩口子的開支沒有問題，父親外出打工的收入基本上都能夠存下來。2003年外出務工至今，父母兩個人有近40萬元的存款，再加上經營一片經濟林，十多年下來，也賣了十多萬。而這些錢大多用于支持兒女買房、買車和養孩子等，手中的存款已剩不多。

第六，贛中山區的生活主義。

在河南調研發現，雖然同樣是養豬，養殖戶卻并沒有像贛中地區的小鎮青年一樣，不斷進行消費升級，生産和消費的倒挂沒有那麼嚴重。

這與南北方的生活方式差異有一定關系。南方山區物産豐富，人們的危機意識較弱，遵循“重消費輕積累”的生活主義。而北方平原地區，物産相對貧瘠，受幹旱等災害的影響較嚴重，有較強的危機意識，遵循“重積累輕消費”的傳統。

此外，河南地區農村家庭間“發展競争”激烈，消費升級主要集中在購房這類發展屬性較強的消費上，純享受消費比如服裝和飲食的升級不具有合理性，會面臨村莊社會輿論壓力，因此消費升級更加節制。而贛中山區的消費競争是彌散的，對于農民而言，享受生活和發展都被視為“有面子”的行為，消費升級也更加彌散和全面，缺乏節制。

“透支”，小鎮青年注定的命運？

在贛中地區鄉村社會，除了養殖業以外，其他行業中返鄉創業的小鎮青年也有着類似的透支情況，比如返鄉做水果生意的、開農莊等等，隻是養殖業在風險和收入的不确定性上表現得更為極端，養殖戶消費升級速度上也表現得更為極端。

當然，在小鎮青年中，也不乏十分勤勞、簡樸、更加務實和運氣更好的創業者，他們在返鄉之後，走上了發财緻富之路。但是從中西部地區鄉村社會整體創業的環境來看，這樣的人是少數，大部分小鎮青年都難逃“被透支”的命運。

其實，撇開縣域内部的行業差異和階層差異不談，縣域的經濟生态、縣域經濟在全國經濟體系中的位置，整體上決定了返鄉創業的小鎮青年是否會被透支及其被透支的程度。

一線城市的去工業化伴随着現代中高端商服業的充分發展，依然能夠實現從國内外其他地區汲取收益的目标，從而實現整體的收大于支。這些城市的從業者可能消費增速快，但收入增速也快。而欠發達地區的縣域經濟在整個國家經濟體系中屬于被汲取的對象。

在中西部地區欠發達的縣城，第二産業發展有限，而且以中低端産業為主。比如西加縣工業園區就以食品、建材、造紙、林化、藥業、服裝等10多個系列産品為主導，即使是第三産業的發展，也以傳統中低端商服業為主。受剪刀差的影響，欠發達地區的縣域經濟依然是被先發地區汲取的對象，整體而言收少于支。

雪上加霜的是，對于欠發達地區的縣域經濟而言，近十年，資本的滲透和擴張，信息化、基建和物流的發展，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地方市場的邊界被進一步打破，更多的本地從業者要與全國範圍内的經營主體競争，原本可以本地化的收益也正在被縣域外的經營主體所汲取。比如拼多多和社區團購的發展，使得本地超市的經營狀況變得越來越差。這意味着本地從業者的收入增速會進一步下降，消費增速也更有可能超過收入增速。

除此之外，劇烈的社會轉型背景下，社會問題逐漸凸顯，也是小鎮青年“被透支”的加速器。

被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兩種結構性力量撕扯的農民，正變得無所是從；原本支撐和引導他們安身立命的價值體系，已經逐漸松動。比如傳統農業社會中節制和勤勞的一面正在弱化，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尋找縫隙，逐漸滲透，甚至開始主導着鄉村社會中人們的觀念和行為，小鎮青年往往是最早和最容易被俘獲的對象。在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引導下，他們包容甚至放縱自己。

然而，當前逐漸原子化和個體化的鄉村社會，缺乏限制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結構性力量。

城市和市場體系在激發個體不斷進行消費和冒險的同時，也在組織和規訓個體，不斷強化個體的規則意識、積累意識和風險意識。而鄉村社會在慢慢城市化、接納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同時，卻沒能同樣構建起節制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制度、組織或價值體系。

對于返鄉創業的小鎮青年而言，生産和生活都在鄉村社會展開，想要依靠個體的力量擺脫被透支的命運，十分艱難。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政府不能缺位。

對于政府而言，首先應該明确的是，在縣域經濟生态和縣域經濟在全國經濟體系中的位置短時間内無法實現較大轉變的情況下，不應該盲目鼓勵青年返鄉創業。

産業轉移被視為當前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契機，然而對于大多數欠發達地區的縣城而言，并非如此。從全球産業轉移的曆史來看，産業轉移是呈梯隊的，從經濟中心逐漸轉移到次中心，經過一定時間的發展，又轉移到下一個梯隊，最終轉移到經濟體系的邊緣地帶。在一個國家内部，産業轉移也遵循相似的路徑。

對于大部分不具有區位優勢或資源優勢的中西部縣城而言，很長一段時間内，它們很難成為産業轉移的重點區域。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和經商将會是經濟發展的常态，隻是相比産業轉移以前，農民進城的距離會相對縮短，進城的成本也有可能因此降低。

換言之，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這些市場競争力不足的地區縣域社會的主要功能仍是為本地或進城農民提供基本保障，為參與市場競争的農民提供退路，降低農民家庭發展的成本，而不是盲目發展房地産，盲目擴建工業園區、招商引資——這些行動還會增加縣域社會中農民的生活成本，促使一些農民包括小鎮青年盲目流動和盲目投資。

其次，在農民生産能力沒能夠相應提升的背景下，政府不應盲目推進農民消費升級，比如應避免将有限的教育資源集中配置在縣域以推進縣城房地産發展，倒逼農民進行教育城鎮化和消費升級。

社會層面，面對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侵襲，小鎮青年應學會理性對待，不盲目跟風攀比，要量力而行，而政府在當地社會價值觀念構建過程中也應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關于這點，已有衆多文章談及，筆者就不再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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