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的時間裡，陶淵明連續生了五個兒子，“無後為急”倒是免了，但對兒子們的熱望變成了失望。他那五個兒子像比賽似的，一個比一個懶，一個比一個笨。

——戴建業《我的個天》

中國古代大詩人中，沒有一個不經受磨難的。不是陷入窮困，便是遭受迫害，抑或子弟都不成材，甚至瀕臨死亡邊緣。但他們大多能笑對人生一切災難，不以得失而動心，不因壽夭而憂喜。

先來看看陶淵明。

陶淵明畫像

陶淵明自稱“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儒家思想的熏陶使他很早就養成了入世情懷，他不僅有“猛志逸四海”的豪情（《雜詩十二首》之五），也有過“大濟于蒼生”的壯志（《感士不遇賦》），更有“慷慨綢缪”的雄心（《雜詩十二首》之十）。

可是，他的氣質個性與他的鬥志雄心相反，他說自己“少無适俗韻，性本愛丘山”，把自己出仕說成“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當然，要滿足“性本愛丘山”的“宿好”，他無疑必須付出生活的代價。

你看陶淵明剛辭彭澤縣令時“載欣載奔”的沖動，“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歸去來兮辭》），他高興得快要“飄”起來了，這時完全陶醉在“複得返自然”的興奮中。但很快他就嘗到了生活的艱辛，大家知道他種田的水平很糟，即使“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其三），還是種成“草盛豆苗稀”。

為了活命，不得不挨家乞讨，歸田不到三年，舊宅就遇火。“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原先“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都化為灰燼。果腹家無餘糧，蔽身上無片瓦，人生差不多被逼入了絕境，再加上那幾個寶貝兒子都和書有深仇大恨。

用今天的話來說，既沒有谷子，也沒有房子，又沒有票子，還外加幾個傻兒子，想想陶淵明過的是什麼日子？

「 借種豆自嘲 」

超越了功名之累，還得面對貧富難題。《紅樓夢》中的《好了歌》說“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金銀忘不了”，更何況陶淵明“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有會而作》）。

如果待在彭澤縣令的位置，不隻一家衣食無憂，而且“公田之利，足以為酒”，但違背自己的良心，扭曲自己的本性，比起饑寒更為痛苦難熬，所以他甯可“養真衡茅下”，果斷地“守拙歸園田”。歸田後他體認到勤勞耕種是人生本分：“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

可是，他種田的技術真不敢恭維，哪怕他再辛苦勞累，也不能使一家免于饑寒。我們來看看他《歸園田居五首》之三是如何一本正經解嘲的——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種豆南山下”五字，古人所謂“鄭重其言”，也就是詩人非常鄭重其事地告訴讀者，我在廬山腳下種豆了！我們大家以為他的豆種得蠻好，不料他突然來一句“草盛豆苗稀”，原來他的豆苗地裡，豆苗稀稀拉拉沒有幾棵，野草反倒比豆苗長得更為茂盛。

前句如此莊重宣告，後句豆苗卻如此糟糕，讀後讓人不禁啞然失笑，覺得比“大山臨盆”更為滑稽。從章法技巧上說，古人把這稱為“跌宕”，西方新批評派把這種手法稱為“打破讀者期待”。

“打破讀者期待”很好理解，“跌宕”有待進一步說明。古人所謂“跌宕”，就是通過音調的高低或行文的起伏，形成語音的抑揚頓挫或文氣的波瀾曲折。

如首句“種豆南山下”五字，給人的印象是“高大上”。我的天，廬山是多麼雄偉美麗，種豆廬山下又是多麼美妙，我們都以為他種得特别好，不然怎麼會鄭重地向大家宣告？第一句語氣說得越莊重，第二句給人期待的落差就越大，所産生的戲劇效果就越強。

看到種成“草盛豆苗稀”，大家以為，不是對種豆心不在焉，就是耕種實在太懶。沒想到他又讓我們大跌眼鏡，我們的偉大詩人對于種豆，可是又上心又吃苦：“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天還沒有亮就下地鋤草，月亮出來後才荷鋤歸家。人家“披星戴月”地種豆，還是種成個鬼“草盛豆苗稀”。

行文又再次形成跌宕，再次打破了我們的“期待”。前面四句酷似相聲中“三翻四抖”的包袱，包袱翻的次數越多，最後包袱就抖得越響。

五、六句緊承第四句而來：“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晚歸的山間小道狹窄崎岖，道上和兩旁野草雜樹又長又密，夕露把歸人的衣服全沾濕了。這兩句的潛台詞是：種田真是辛苦呵！

結尾的七、八句“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衣沾”用修辭的頂針格，緊接上句的“沾我衣”，從語言形式上看是順承，從詩的語意上講是逆轉。

五、六句隐含的意思是說，種田不僅要起早貪黑，白天地裡要出一身汗，晚上回家路上還要沾一身露水，種田實在是艱難辛苦。

結尾詩人突然一轉，隻要能“養真”，隻要能“守拙”，隻要能守護人的真性，辛苦算得了什麼，露沾衣又算得了什麼？

清代桐城派方東樹評最後兩句說：“末二句另換意。古人之妙，隻是能斷、能續、能逆、能倒找、能回曲頓挫，從無平鋪直衍。”“末二句另換意”就是“能逆”，語意上陡轉或逆轉。

《蘇轼文集》第六十七卷《書陶淵明詩》說：“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由于怕“夕露沾衣”之苦，而做許多虧心事的人太多了！

這首詩是詩人一本正經地自嘲：為了不做虧心事，為了自己的“願無違”，我選擇“種豆南山下”，種成了“草盛豆苗稀”的鬼樣子。嗐，值！

「 拿兒子開涮 」

他不隻是拿自己種豆自嘲，還特地寫了《責子》詩，專拿自己的幾個兒子說事：

白發被兩鬓，肌膚不複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這首詩約寫于義熙六年（410）前後，陶淵明的生卒年迄無定論，這時他大概四十六七歲。他五個兒子分别叫俨、俟、份、佚、佟，小名依次叫舒、宣、雍、端、通。此詩中都是直喚小名。

生俨（詩中“阿舒”）時，陶淵明二十六歲，約二十八歲得俟（宣），二十九歲得孿生兄弟份（雍）、佚（端），這弟兄四人為原配夫人所生。陶淵明三十歲喪妻，三十二歲續弦，繼室翟氏夫人為當地望族，三十四歲得幼子佟（通）。

和我們常人一樣，陶淵明年輕時就望子心切，長子阿舒剛一生下來，他就急急忙忙地寫下《命子》詩，告訴襁褓中的兒子說：“顧慚華鬓，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

這四句的意思是說：小子，你聽着，你爸爸雖不滿三十，但已經兩鬓染霜，一個人常常形單影隻地發呆，害怕陶家香火斷在自己手上，頭胎就生了你小子，别提有多高興。

喇華璀所畫陶淵明（局部）

接下來寫得更為近情：“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子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這一段翻譯成白話是說：就像一個生癞瘡的人夜晚生孩子，連忙找火把來看個究竟，生怕小孩像自己一樣難看。這是人之常情，我絕不是個特例。既然已經盼到了你小子出生，當然也希望孩子将來有成。随着歲月流逝，你會慢慢長大成人。小子，你給我聽好了，幸福不會憑空降臨，災禍倒容易找上門。隻有早起晚睡地拼命學習，你以後才可能成為棟梁之材。要是你将來不能成才，我也隻有聽天由命了。

十幾年的時間裡，陶淵明連續生了五個兒子，“無後為急”倒是免了，但對兒子們的熱望變成了失望。他那五個兒子像比賽似的，一個比一個懶，一個比一個笨。

今天，許多家長都為兒女的教育頭痛，小孩成績不好是父母的心病，高考落榜更是難以啟齒的“家醜”。或許是想分享自己内心的喜悅，或許隻是炫耀一番自己的“得意之作”，總有那麼一些喜歡誇孩子的父母，把孩子當作自己的财産。孩子一旦考上北大、清華，像自己的财産陡然增值似的。孩子考場上稍一失手，馬上就是又打又罵，在外人面前更是不敢擡頭。

相反，陶淵明對小孩是否成才的問題，心态異常地坦然豁達。他像天下父母一樣“願爾成才”，要是他們“爾之不才”，他的情緒反應是“亦已焉哉”。用今天的話來說，不能成才也就罷了，我照樣還是愛他們。《責子》詩就是批評小孩們不讀書，把兒子們的“家醜”一件件抖出來，拿自己小孩不讀書來開涮。

首句“白發被兩鬓，肌膚不複實”，站在讀者面前的陶淵明，兩鬓全是白發，臉上布滿皺紋，肌肉全都松弛。這是說自己已經老了，他夫人也已經過了生育年齡，為陶家光宗耀祖隻能靠眼下的幾個兒子了。

然而，“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三、四句以逆筆形成頓挫。自己垂垂老矣，本指望兒子重振家聲，可是雖然有五個男兒，他們卻都不喜歡學習，都和紙筆結了深仇。

這兩句是全詩的總绾，下面再分别數落“五男兒”的“劣迹”——

老大“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舒這小子已經滿十六歲，懶惰起來天下無敵，用今天的網絡語言來說，已經是骨灰級懶漢了。就内容而言，當然是指責，可從語氣來品味，又像在調侃。

老二“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阿宣這混蛋快滿十五歲了，一聽說讀書作文就頭疼。“行”就是快要、将近的意思。“志學”語出《論語·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後人因而以十五歲為志學之年。人家聖人到十五歲就發憤學習，阿宣這寶貝到十五歲卻讨厭讀書。句中用“而”字轉折，給人以“大出意外”的感覺，把常人和聖人對比本身就有點搞笑。

更搞笑的要數老三、老四這對雙胞胎：“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這弟兄倆不僅是一塊兒生一塊兒長，而且還一樣懶一樣笨。兩人都到十三歲了，竟然還不認識六與七，那恐怕就更不明白他們十三歲，恰好是六與七相加之和了。如果我在這兒對大夥說，我兒子今年十三歲了，但他還不認識六和七，更不懂他十三歲就是六與七之和，大家肯定要爆笑；如果我兩個兒子都是這樣，你們肯定要笑死在這裡。陶淵明如此爆料家醜，你們猜猜看，他到底是自嘲，還是自黑，抑或自貶？

最後的兒子呢？“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垂”就是将要或快要的意思。小兒阿通快九歲了，隻知道找梨子和栗子，你說這是饞還是傻？

自己和妻子不可能再生，五個兒子一個比一個笨，這要是落在我們身上，且不說五個孩子都這樣，隻要有一個孩子是這樣，不把我們急死，也會把自己氣瘋。孩子成了父母的心病，父母也成了孩子的仇人。

陶淵明和我們大家不同。

他幾個兒子都不愛讀書可能是真，都沒有實現他“願爾成才”的期望也是真的，但陶淵明接受了這一事實。“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天運”就是天命或命運，“杯中物”就是酒。這兩句是說：假如天命就是這樣安排的，那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們還是拿起杯來飲酒吧。

陶淵明在他的詩文中說，“曷不委心任去留”，“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委心”就是聽從自己内心的召喚，“委運”就是接受命運或自然的安排。“委心”和“委運”正是他的人生态度，對自己如此，對孩子如此，對生死也是如此。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是人之常情，希望兒子快快出生，又希望兒子長大成才，這是他所說的“委心”。最後兒子不那麼傑出，他們都不喜歡讀書，這是天意或天運，他坦然接受既成的事實，這就是他所謂“委運”。兒子不管成不成龍，一點也不影響他享受天倫之樂，任何情況下他都愛他們。

詩名雖然是《責子》，你們可細讀全詩就會發現，并沒有惡言厲色地指責，反而是和顔悅色地調侃。從陶淵明對孩子的稱呼上，我們就不難看出他是一位通達的慈父，他親切地稱兒子的小名，阿舒、阿宣、雍、端，小兒不叫他“阿通”，而是親切地叫他“通子”。這倒應驗了“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名言，像“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這活像平輩之間的玩笑，你聽起來是責罵還是調侃？你覺得好氣還是好笑？

古代對這首詩的評論至今異議紛纭。

杜甫《遣興五首》之三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杜甫看來還沒有真正理解陶潛，他們兩人對詩歌和人生的理解相差太遠。“避俗”并不是“割愛”，正因為“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我們才覺得陶淵明可親，不論孩子賢愚都愛他們，我們才覺得陶淵明可愛。

杜甫本人也多次誇子憶子，動不動就說“骥子好男兒”（《遣興》），“骥子春猶隔”（《憶幼子》），不是誇他“誦得老夫詩”（《遣興》），就是稱他“聰慧與誰論”（《憶幼子》）。我們都有點誇子癖，杜甫也未能免俗。

要是杜甫與陶淵明現場演講，一個贊譽兒子的聰慧無與倫比，一個調侃兒子的懶惰天下無敵，你願意去聽他們誰的演講呢？

杜甫畫像

宋代黃庭堅可能更得陶淵明之心，他在《書陶淵明責子詩後》說：“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谑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于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他從此詩中讀出了陶淵明内心的恬靜、為父的慈祥，以及為人的通達诙諧。

古人把兒女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續，今人也把兒女視為自己事業的一部分，兒女的成敗與自己息息相關，所以兒女聰明就揚眉吐氣，兒女不才自己也擡不起頭。用詩來嘲笑兒子“總不好紙筆”“懶惰故無匹”，其實是詩人在自嘲。沒有超越世俗的名利得失不敢自嘲，沒有幽默豁達的個性不會自嘲。

陶淵明不僅超越了得失，而且也勘破了生死，所以他既調侃自己的小孩，也和死神開起了玩笑。他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自然歸宿，認為個體“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所以每個人“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他死前寫好了追悼自己的《自祭文》，還寫了《拟挽歌辭三首》，其中第一首說：“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複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古希臘伊壁鸠魯認為死亡不屬于生命：我們在，死神就沒來；死神來了，我們就不在，所以死亡沒有什麼可怕的。這個觀點的荒謬之處在于，人不是沒有思想情感的動物，他能預知死亡的必然性，死亡雖然不屬于生命，但它是生命的最終歸宿，而人恰恰是一種有死亡意識的動物。

伊壁鸠魯，古希臘哲學家

陶淵明對生死的認識比伊壁鸠魯通透得多，既然人人“有生必有死”，害怕和拒絕死亡不是愚蠢嗎？他說死倒沒有什麼，“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唯一的遺憾是活着的時候酒沒喝夠。

連死都不萦于懷，隻可惜再也喝不成酒了。既不怕死，又熱愛生，這是生命的大智慧，是人生的大幽默。陶淵明的幽默不是說一兩句俏皮話，不是賣一點小關子，更不耍一點小滑頭，而是超越世俗後的灑脫，源于生命深處的睿智。

最高境界的幽默就是自嘲，最為厚道的幽默也是自嘲，最為自信的幽默還是自嘲。隻嘲笑人家的小孩那是心理陰暗，隻嘲笑别人而從不自嘲的人那是尖酸刻薄。

來源：鳳凰網讀書

作者：戴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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