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縣法王廟明代創修舞庭及廟貌圖碑考論

《中華戲曲》 1999年00期

車文明

法王廟位于山西省稷山縣城西約5裡的南陽村，坐西朝東，現存建築有正殿、朵殿、配殿、戲台、山門等。廟内存碑一通，高143公分，寬59 公分，方跌，笏頭。碑陽為明成化十一年（1475）馬宗海撰《法王廟創建舞庭記》（附1），碑陰為廟貌圖，額題“重修法王廟記”，左右下角為助緣人姓名，無紀年（見照片）。

法王通常指佛祖（《辭源》、《漢語大辭典》），此處則指真武。《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一贊美真武“千變萬化，為主教宗師”，“濟物度人，無邊無量”，“可謂大慈大悲普救無上法王也”【1】。山門上懸一匾，書“玄天上帝法王之廟”（“玄天上帝”詳後）。碑首（陽）線刻三人，四周祥雲飄蕩。居中者披發光腳，面龐豐滿，鳳眼直鼻，颏下一绺胡須，長袍大袖，披肩玉帶，右手執劍，端坐神座之上。下方繪龜蛇相交。左右二侍從皆長袍束帶，左一人戴二梁冠，雙手捧一卷狀物（當為“玉冊”），右一人戴并桃巾，跣足，一手端印。此與傳說中的“披發跣足，面如滿月，龍眉鳳目，按劍而坐，腳踏龜蛇”的真武神一緻，二侍者所持之物亦與玉帝賜真武“太玄元帥玉冊，乾元寶印”的記載相符【2）。

真武本名玄武，北宋真宗時，最高統治者編造出一位神人————趙氏始祖玄朗，稱為“聖祖”，于是“天禧元年……诏中外不得斥犯，遂改玄武、玄冥、玄枵之類并為真字，玄聖文宣王為至聖”（3）。

玄武起源于古代的星辰信仰。古人将全天連續通過南中天的恒星分為二十八群，名二十八宿，後來又把二十八宿分為四組，并以四靈來命名，即東方青龍，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玄武即北方七宿鬥、牛、女、虛、危、室、壁的總稱。《楚辭·遠遊》中即有“召玄武而奔屬”之句（4），《禮記·曲禮》也雲∶“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以此四獸為陳象天也。”疏“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玄武，龜也。”（5）《史記·天官書》“北宮玄武，虛、危。”（6）此外，《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天文志》并有著錄。

至遲在漢代，人們便以靈龜作為玄武的象征，《楚辭·九懷·蓄英》曰∶“玄武步兮水母。”王逸注∶“天龜水神侍送餘也。”【7】因民間信仰龜蛇為雌雄二物，所以在靈龜的基礎上又加上蛇，玄武變為龜蛇合體。這一信仰的産生不會晚于唐代。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三載∶“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嘗遊廬山，憩于潤石，忽見蟠蛇如堆缯錦，俄變為巨龜。訪之山叟，雲是玄軍。’我娘幸蜀.“李靖正豐滿王，《李泌王·朱公共》（8）.“美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9）

大約在宋代，真武神開始人格化。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九“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後興醴泉觀得龜蛇（真宗天禧二年——引者注），道士以為真武觀，繪其像為北方之神，披發黑衣，仗劍蹈龜蛇，從者執黑旗。"【10】洪邁《夷堅支志》景卷三、《夷堅三志》辛卷二、壬卷九亦有仗劍披發之真武神的傳說。

道教産生後漸漸吸收民間信仰，将玄武拉入其神系，并尊之為貴神。《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雲龍漢元年七月十五日人間黑毒之氣沖天，魔鬼流行，諸大衆請天尊下凡收魔，天尊曰∶

不勞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大神，将号曰真武。……昔有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後夢吞日光，覺而有娠，懷胎十四個月，于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時誕于王宮。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唯務修行。……遂舍家辭父母，入武當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登天。玉帝聞其勇猛，敕鎮北方，統攝真武之位，……真武神将敬奉天尊教敕，乃披發跣足，踏膝蛇八卦神龜，部領三十萬神将、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獅子、毒龍猛獸，前後導從，齊到下方。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時收斷，人鬼分離，冤魂解散，生人安泰，國土清平。【II】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又謂玄武為老君變化之身，曾助武王伐纣【2】。《玄天上帝啟聖錄》進一步擡高其身世，說“玄帝乃先天始氣，太極别體。············黃帝時下降托胎淨樂國善勝皇後”【1】】。《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曆代神仙通鑒》、《續文獻通考》等書中均言真武為元始化身，太極别體。餘象鬥《北遊記》又謂其為玉皇化身。真武之地位、身世如此顯赫，當然不能再是龜蛇之類了，所以龜蛇被真武神力攝于足下，成為其部将。

現存《道藏》為明正統、萬曆年間編輯刻印。研究者認為有關真武的道經最早産生于北宋04），而刻于宋元符二年（1099）的《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碑（5），也為北宋說提供了一條佐證。

玄武專祠，濫觞于唐代。唐張九齡《唐六典》卷七載“（宮城中内朝正殿紫宸殿）殿之北面曰玄武門。”李林甫等注∶“其内又有……玄武、明儀、大角等觀。"【16】北宋時，在京城立醴泉觀祀之，并發生過龜蛇顯現的靈異現象。《宋會要輯稿》禮五之一四

醴泉觀，舊曰祥源，真宗天禧二年聞四月诏拱聖營醴泉所，宜度地立觀，以祥源為名。……觀在京城東南，本拱聖營。元年，泉湧堂側，民疾飲之多愈，故有是诏。……六月诏加真武号曰真武靈應真君。十月觀成，凡三殿，正殿曰崇真，真武像也。【17】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第一百五十六卷“武當山部”收入宋代禦制碑文兩篇，一為宋真宗《加封元嶽碑》，加号曰“鎮天真武靈應祐聖真君”另一篇為南宋甯宗嘉泰二年（1202）《加封元嶽碑》，特加封“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18】。

元蒙崛起于北方，對北方之神玄武特加推崇。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有龜、蛇見于京城西高粱河金水中，有司上奏，朝廷下旨建廟崇祀【19】。各地也紛紛仿效，創建真武廟。如平陽府（今臨汾）即建廟一座20。同時，主流社會皆強調國家與真武之密切關系。翰林侍講學士兼戶部侍郎徐世隆在《元創建真武廟靈異記》中說∶“我國家肇基朔方，盛德在水”【2】。平陽路總管王恽亦雲∶“我國家運開龍朔，帝發其祥。京都之建，神特顯化焉”【2】。揭溪斯《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瑞應碑》所記之朝臣回答元世祖有關龜蛇顯現的召問說得更加明白∶“國家受命朔方，上值虛危，其神玄武，其應龜蛇，其德惟水。水勝火，國家其盡有宋乎"【2】到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又"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24】，本廟名“玄天上帝法王之廟”即源于此。

明初，燕王朱棣以一藩王興兵“靖難”，與天子戰，勝負難料，于是乞靈于天将神兵。玄武為鎮守北方之大神，首先受到祈禱。待登上皇帝寶座，定都北京後，朱棣極力尊奉真武神，下令在武當山、北京等地大興土木，建廟崇祀，并在武當山（非真武不足以當此山）派專官督祀。他本人又親撰《禦制真武廟碑》、《禦制大嶽太和山道宮之碑》，對真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唯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功德于我國家者大矣。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乘運龍飛，平定天下，雖文武之臣克協謀佐，實神有以相之。肆朕肅靖内難，……神之陰翊默贊……迹尤顯著。〔25〕

《明史·禮四》載，南北二京均有真武廟，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太常寺遣官緻祭，用素羞26。由于最高當局的倡導，真武信仰迅速遍及全國，香火大盛。南陽法王廟的修建，正是這一時代風氣的反映。

入清以後，對真武的崇祀不減前代。順治八年朝廷即将真武列入祀典，規定于萬壽聖節日遣官緻祭【27】。

玄武為北方之神，而北方屬水【28】，龜為水母，水能勝火，故廟祀玄武可防水火之災。這可能是世人崇拜的最初原因。到魏晉時，此神又被賦予主生死的功能。于寶《搜神記》卷三記述了“南鬥注生，北鬥注死”的故事（29），而鬥星即北方七宿之首。編成于北宋初年的《雲笈七簽》卷一百二十一《道教靈驗記》講述了杜鵬舉父母修南鬥為其二子延壽的故事（30）。至于《元曲選·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中，彭祖禱告于北宮七星真武神為其延壽三十年之事更是廣為人知。此外，道教徒們編造的真武大帝“有妖皆剪、無善不扶”的法力，顯赫的身世，對民衆亦有極大的吸引力。南陽村善士李文遠于法王廟朝夕躬奉香火（見附1），善男信女捐資修廟，“助緣興工衆社人等願各家安樂”（正殿石柱刻字）等均折射出真武功能之迷人與當時民衆對此神的期盼和信賴。

據廟貌圖所示，本廟配享神還有九耀、七星、十帥、後土。九耀、七星當為九星七耀，耀又作曜。語本《黃帝内經素問·天元紀大論》∶“九星懸朗，七曜周旋。”唐李冰注∶“九星謂∶天蓬、天内、天沖、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七曜謂∶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引者注）。"（30）

十帥為道教神系中雷部諸神，主要有鄧元帥、辛元帥、畢元帥、劉元帥、馬元帥、關元帥、龐元帥、石元帥、呂元帥等320。據《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雷公電母亦歸真武統轄【33】，所以在法王廟裡給了他們一席之地。

後土，是與皇天相對的大地之神。因為其有由天陽地陰而生發出的主幽功能【3】，道教又把後土列為"四禦"（玉皇大帝、太皇大帝、天皇大帝、後土皇帝祗）之一，所以以之配享真武廟也就不足為奇了。

廟貌圖無紀年，碑陽刻于成化十一年。從正殿廊柱上“弘治十五年”（1502）刻字看，此廟在弘治十五年重修過一次，再對比圖中捐施人與石柱捐施人姓名，多有相同者，而與碑陽維那頭姓名則大多不同。由此可知，廟貌圖為弘治十五年繪制。碑首正中刻“重修法王廟記”，兩邊各繪飛龍一條。廟貌部分，上部正中為懸山頂建築三間，有柱頭鬥拱、大吻、火珠，明間拱眼題一“正”字，此為正殿無疑。左右朵殿各三間，均為懸山頂。三殿前為廊一排，共十一間，左朵殿明間題“九耀”，右朵殿明間題“七星”。廊前正中為一攢尖頂亭子，當為香亭。香亭左右為配殿各三間，單檐歇山頂，柱頭有鬥拱，次間直棂窗，明間題榜，一為“十帥”，一為“後土”。香亭前左右兩角繪二獅子，獅子前為獻殿五間，懸山頂。獻殿前有香爐。再前為戲台，重檐十字歇山頂，上題“樂樓”。獻殿及樂樓兩旁為兩排廂房，各十間，亦懸山頂。樂樓前為山門三間，懸山式，最前為一牌樓。山門及牌樓兩邊刻助緣人姓名。

圖中所繪之正殿、朵殿、十帥殿、樂樓、北廂房、山門現存，有的已被後來改建，而香亭、獻殿、後土殿及山門外之牌樓均不存。

正殿三間，懸山頂，四架椽。鬥拱，柱頭、補間各一朵，三踩單昂，耍頭螞蚱頭，明間補間出斜昂。殿前加進深兩椽之廊五間，稍間為門，通向後院。廊柱青石質，方形小抹角，均刻捐施人姓名，其中四根有“弘治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紀年。左右朵殿各三間，前與廊齊，懸山頂。以上建築格局與廟貌圖同，隻是朵殿改建。北配殿三間，單檐歇山頂，鬥拱形制與正殿、戲台上檐鬥拱（詳後）相同，整座建築與廟貌圖合，當為明代之物。北廂房五間，為後來改建，與廟貌圖迥異。山門三間，硬山，兩椽，脊枋題記∶“時大清同治九年歲次庚午月建，己卯十五日辛亥吉時己醜立柱上梁……。”

法王廟現存最華美的建築要算明代舞庭了（見照片），廟貌圖中題名“樂樓”。整座建築坐落在1米高、15米見方的台基上，坐東面西，重檐十字歇山頂，琉璃飾脊，翼角飛起。台身面闊、進深各三間，東、南、北三面砌牆，四周為廊各五間，此即碑中所謂"三架轉五"。西面兩稍間砌牆成耳房，台口面闊三間。

台身面闊7.28米，進深7.77米，加前廊近10米。前檐無平柱，内無金柱，使演出場地寬闊無礙。四角有粗大圓木柱，素平礎，三面檐柱砌于牆中。柱上承大額枋，正面額枋下又加小額枋。鬥拱，柱頭、補間各一朵，前檐無平柱，故變為補間五朵。五踩雙昂，琴面，重拱計心，裡轉七踩華拱以便于承井字梁，跳頭翼形拱。耍頭螞蚱頭，昂嘴上翹，補間襯方頭出頭。角科相鄰之柱頭鬥拱（正面為補間）上施抹角梁，梁上置大鬥與實拍枋承井字梁。角科襯方頭後尾插入抹角梁上之大鬥中，其餘鬥拱襯方頭後尾大多挑在井字梁下。井字梁上鬥口跳三朵（中間一朵出斜拱），上托承椽枋，井字梁相交處有墊木承粗大之老角梁。老角梁後尾托鬥拱與井字梁中間斜拱伸出之稱杆及每朵鬥拱耍頭後尾共同托起第二層井口枋組成井字形框架，枋上鬥拱承八條陽馬相簇于十字檩上。其中一條老角梁下皮題記∶“時乾隆陸年六月初一日吉時換梁重修，施工□□□祈保合村吉祥。”

舞庭周圍廊一架椽，廊柱為較細之圓木柱，鼓鏡礎。柱頭鬥口跳，單步梁出頭，補間無鬥拱。正面台口三間屋檐較高，平柱向兩側移動，以适應表演之需要。明間雕花闌額，挎活雙鳳戲麒麟，雙獅戲龍等。次間刻卷草，柱頭出卷葉耍頭，上承平闆枋。鬥口跳雕花鬥拱，柱頭一朵，明間補間兩朵。單步梁另一頭插入内角柱與羅漢枋下之垂柱中，梁上承童柱托檩、墊、枋。墊闆題記∶“時大清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三月初三日辰時重修，謹志。”

總之，戲台主體和基本格局與廟貌圖一緻，“規模雄壯，制作工巧”（附1），當為明代建築。廊檐及内部部分梁架為清代重修時更換，特别是台口挎活，更顯出清代特征。

三

《法王廟創建舞庭記》曰∶“興工于成化辛卯之仲春，落成于成化乙未之季夏。”從成化辛卯（1471）到成化乙未（1475），戲台修了四年多，真可謂慢工出細活了。

宋代戲台已無迹可求，元代戲台現存十餘座，均在山西南部與東南部。大多為平面近方形，四角立柱，上承大額枋。前檐無平柱，有的後檐加平柱，山面加輔柱，台内無金柱。鋪作上承抹角梁、老角梁，角梁上有井口枋或闌額與普柏枋斜角搭交，形成第二層框架，上再施鋪作托第三層框架及藻井鬥拱，中設雷公柱。屋頂大多為單檐歇山，個别為十字歇山式。入明之後，戲台平面由近方形變為長方形，一般為面闊三間，有的五間，進深大多為兩間，也有的三間。梁架也由扒梁藻井式變為殿堂或廳堂式。如山西河津樊村關帝廟戲台，始建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重建于成化四年（1468），單檐歇山頂，通面闊三間，11.6米，進深兩間四椽，8米。梁架用四架梁對單步梁前後三柱。翼城樊店村關帝廟戲台建于弘治十八年（1505），前半部卷棚式歇山頂，後半部硬山式。通面闊三間，9.4米，進深七椽兩間，8.8米。前台用六架梁，後台用三架梁。南陽法王廟戲台台身建築繼承了元代戲台的傳統，但又于四周設圍廊，形成“三架轉五”之格局，顯得“規模雄壯”，勝元代戲台一籌，在現存明代戲台中獨具一格，為明代戲台種類、樣式的豐富多彩作出了特有的貢獻，在中國古代舞台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像這類圖、文、物三者并存的古戲台實屬罕見，堪稱戲曲文物之瑰寶。而碑中所記之建舞庭工匠蘇亨也因文物的幸存而被我們重新注意，這位民間工匠如在天有靈，也應感到欣慰了。

“南陽為邑之巨裡，人多樂善尚義，尤笃于事神”（附1）。舞庭的建置，在神廟裡也變得不可或缺了。舞庭的功能是“陳列樂舞，奏格明神"（附1），這是中國禮樂、宗教文化的傳統。神廟戲台，作為中國古代廣大鄉村戲曲舞台的最主要形式，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戲曲史。宗教活動在戲曲發生機制、存在方式、審美價值等方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法王廟創修舞庭記》作者馬宗海，是一位生員，生平無考。引人注目的是本縣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儒學教訓等縣衙幾乎全部官員都碑中有名（或有姓無名），其中知縣張諒，《光緒山西通志》卷一〇七“名宦”有傳∶

張諒，河南鹿邑人。以貢士任稷山縣。清介甘淡泊，優禮文士，布德施惠，吏民悅服。而革弊除奸，以嚴行愛，尤得惠人遺意。擢知吉州。祀名宦。（35）

衆所周知，戲曲在宋元時因文格卑俗而為主流社會“鄙棄不複道"【36】。雖然元人也将"大元樂府"與唐詩、宋詞并稱【37】，但“樂府”指散曲，不包括戲曲。著名詩人楊維桢甚至認為元雜劇“辱國甚矣”（38）。入明以後，文人士大夫染指戲曲者日漸增多，人們對戲曲的看法也起了變化，在論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時，将戲曲也包括在内。張羽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為《董西廂》作序時，首次将說唱文學《董西廂》納入“一代之文學”的行列，并使用“北曲”這一既包括散曲，也包括劇曲的名稱【39】。嘉、萬時期的文壇盟主王世貞亦認為“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0）。至于王室成員朱權、朱有煅對戲曲的研究、創作，内閣首輔邱潛創作《伍倫全備記》更是盡人皆知。主流社會對待戲曲的觀念的變化，标志着戲曲地位的提高，而成化年間，作為一名“名宦”知縣，帶領自己的全部同僚，将大名刻在了鄉村廟宇創修舞庭碑上，從一個側面透露出這種變化的信息。

總之，《法王廟創建舞庭記》及《重修法王廟記》廟貌圖，對研究明代前期北方地區戲曲活動情況及人們對戲曲的觀念的變化都有重要價值。這一罕見的圖、文、物三者并存的戲曲文物也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附1】法王廟創建舞庭記

南陽為邑之巨裡，人多樂善尚義，尤笃于事神。善士李文遠早歲于本廟朝夕躬奉香火，嘗會裡中長者議，欲于正殿前建舞庭一座，金曰∶“宜。”暨向善多士協忠緻力，纂緣樂就。材料既備，乃請良工而梓匠。蘇姓而名亨者欣然應曰∶“吾注意于斯已久，願盡心竭力為之，不求其償。”遂樹舞庭三架轉五，規模雄壯，制作工巧，廉隅整飾，無或尚焉。于是以陳列樂舞，奏格明神，有不宜哉?興工于成化辛卯之仲春，落成于成化乙未之季夏。金謂厥工既畢，當有以昭永遠。而本村周瑾，亦好善者，躬詣北山之巅，求取美石，付之能匠，磨礴成碣。爰俾不肖，敬錄造意興緣之始末，勒諸石表，庶使後之樂善君子有所觀感雲。成化七年歲次辛卯月建仲春，乙未日本縣儒學生馬宗海撰，本村張謙書，甯閏刊，黃士真畫

知縣張諒 縣丞張衡儒學教訓俞 緻

主簿楊慶 典史蘇,仕官席文 賀瑞 儒學生馬儒 段明

維那頭 姚達 張康 姚翊 姚學 張祿 周忠 姚深 姚選

姚四 姚峻 姚铎 姚付華 姚付昌 姚甯 姚秀 姚增姚敬 姚通 黃興（九）姚五 黃盛 張義 姚十三 周義周虎 周祥 原安 原盤 原顯 王垣 梁茂 梁有 閻盛 周瑾 姚彎 姚盤 原高（中）姚璘 姚廣 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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