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萬，這是今年高校畢業生的人數。這也是高校畢業生人數首次跨過“千萬”門檻。

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5月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從就業看，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比上月有所下降，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簡稱“青年失業率”）上升至18.4%，接連兩月創下該指标自2018年1月定期公布以來的新高。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淩晖提醒，當前較高的青年失業率“需要高度重視”。而納入此項調查的16—24歲青年中，高校畢業生占大頭。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研究員毛宇飛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學生普遍在6月或7月畢業，最新公布的5月份青年失業率不足以反映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此後幾個月的數據更有參考價值。

眼下正值畢業季，多數畢業生需在疫情延宕近3年的大環境下進入勞動力市場。受訪專家坦言，青年失業率走高反映出宏觀增長不達預期，解決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不僅關乎個體前途，更關乎穩經濟、穩就業大盤。

高校供給側承壓明顯

青年失業率發布4年來，每年比較一緻的走勢是倒“V”型，即在3月左右逐漸上升，7、8月達到年内高點，9、10月開始下降。“我們也研究過為什麼會這樣。”毛宇飛向記者解釋，國家統計局在統計失業率時，對失業人口的定義可通俗理解為“當前沒有工作，但在積極找工作，找到工作後立即進入工作狀态的人口”。

“高校畢業生實際上符合前兩個條件，但是無法立即開始工作。所以在畢業之前他們屬于非勞動力，沒有被納入失業率統計口徑，随着畢業季逐漸到來，未就業畢業生就由非勞動力人口轉為失業人口。”毛宇飛說，這直接拉高了每年7、8月份的青年失業率。

與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最終找到工作的節奏相吻合，青年失業率通常會在9、10月明顯下降，“這便是摩擦型失業的典型表現，即高校畢業生和用人單位經過一段時間後完成了互相的尋找和匹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研究所勞動與就業研究室主任曲玥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但從數據上看，今年的青年失業率3月為16%，4月上升到18.2%，5月為18.4%，與往年最高時6月的16.2%相比，高位運行的時間大幅提前。在曲玥看來，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今年春節後上海、深圳、北京相繼暴發疫情。“這3個城市不是一般的城市，經濟拉動作用強、勞動力需求增長最快，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不光不招人，甚至可能裁員，畢業生等群體的新增招聘會受到極大的沖擊”。

△ 去年10月12日，2022屆上海高校畢業生“秋招”在上海建橋學院舉行，招聘人數25000多人。

毛宇飛長期跟蹤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在他看來，關注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不光有青年失業率這一個維度，還可以參考不同時間段的大學生求職人數變化以及企業招聘需求變化等情況。

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春招過後，截至4月中旬，在有求職計劃的畢業生中，46.7%已獲得錄用通知，較去年同期降低16.1%；已簽約的畢業生占15.4%，與2021年相比也有2.9%的下降。錄用率降幅顯著，從側面表明由于招聘崗位減少，畢業生的選擇空間縮小，崗位競争加劇。

曲玥指出，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應置于新的背景下讨論：一是疫情反複與宏觀經濟下行，二是畢業生規模已達到新的量級。

事實上，高校畢業生總量每年都創下新高，邁入千萬人時代似乎隻是時間問題。但速度在今年明顯加快——總人數比去年多出167萬，是去年增量的近5倍。曲玥和毛宇飛均認為，這與1999年啟動并延續至今的高校擴招政策不無關系。

僅看最近幾年，記者查閱資料發現，2019年、2020年、2021年3年，高職專科擴招約316萬人；2017年教育部下達非全日制碩士研究生招生計劃，總量約13.7萬人；2020年碩士研究生擴招18.9萬名；博士研究生方面，2018年博士生招生較上一年增長13.86%，擴招幅度達到2003年以來的最大。

曲玥說，每一層都在擴招，學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壓力，但也疊加了畢業生規模，合力推高了今年的畢業潮。

行業“大戶”縮減，考研考公火熱

與規模創下新高并存的是，往年在高校畢業生就業中具有傳統“蓄水池”作用的行業表現疲軟。

河南一所師範類院校的應屆生小巒今年畢業，在有疫情的近3年時間裡，身邊很多同學隻能待在學校，“能去公司實習的，一旦遇到疫情也都要被迫停止”。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畢業季。她對2019年的秋招印象深刻，“企業多得數不過來，像擺地攤一樣在操場上豎起易拉寶、擺好桌椅，還有專人一對一服務。今年一場線下招聘也沒有，全部轉到線上，不光形式變了，企業也沒有往年多。”

根據毛宇飛觀察，分行業看，高校畢業生長期青睐的互聯網與教培等行業的招聘需求出現縮減。

較早時候，關于“互聯網大廠大規模裁員”的消息不胫而走。4月8日，“網信中國”微信公衆号發文回應稱，中國網信網對騰訊、阿裡巴巴、美團、京東等12家互聯網企業用工和業務發展情況進行了訪談。經統計，2021年7月到2022年3月中旬，12家企業總離職人數21.68萬人，總招聘人數29.59萬人，淨增用工7.91萬人，其中11家企業招聘人數多于離職人數。

“我們也發現縮招的更多是管理崗位，軟件開發之類的技術性崗位其實并沒有減少。”毛宇飛認為，智能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對數字化轉型需求旺盛，高技能人才仍然緊缺，“高校畢業生存在技能錯配，有意從事互聯網行業的畢業生不管是文科還是理科，都要提高數據相關的技能”。

△ 去年11月28日，2022年度“國考”開考。

除了就業，擺在高校畢業生面前的選擇還有考研、考公、考編。曲玥和毛宇飛均注意到，高校畢業生更加“求穩”，在龐大的總量規模下，這幾條路頗顯“擁擠”。

官方數據顯示，今年考研報名人數有457萬人，比去年增加80萬。毛宇飛今年指導的6位本科生中，有3位考研、1位考編，剩下2位就業。據他觀察，選擇考研的學生一般占班級總人數接近一半，加上國外考研的能有一半多。日前公布的2022年考研國家線顯示，除少數專業外，分數線普遍大幅上漲，有的專業漲幅超過10分。“雖然高校在擴招，但是研究生名額沒有增加這麼多，推動了考研難度上升。”毛宇飛說。

在考公方面，2022年國考報名結束後，共有212.3萬人通過了資格審查，實際錄用人數隻有3.12萬，報錄比高達68：1。國家公務員局發布的公告中特意強調：市(地)級及以下直屬機構主要招錄高校應屆畢業生。

談及考公、考編升溫現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高學曆畢業生擇業無疑應考慮社會需要和專業人才人盡其用，然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允許個人選擇可能還是底線原則之一。

他指出，高學曆畢業生願意到體制内工作本身不是問題，但當一個體制内崗位或公務員職位出現成百上千應試者競争時，不能說是正常和積極現象。“問題不在于年輕人熱衷報考公務員，而在于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市場現實關系仍有待通過深化改革加以改進完善。”盧鋒說。

近期，多地重啟因疫情延後多時的公務員省考筆試，多數定于7月9日至10日開考。記者查閱發現，加大公務員、事業單位等政策性崗位供給不僅體現在一些省份的公務員招錄公告中，在全年的穩就業舉措中也有明示，并明确了任務量。

例如，江西省今年将開發各類政策性崗位不少于4萬個，其中面向應屆畢業生的招錄崗位占比不得低于40%；吉林省拟招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數約2.2萬人，比去年增長10%；河南省公務員招錄計劃不少于7500名，事業單位招聘不少于4萬人，國有企業招聘1萬名左右。專家表示，加強政策性崗位供給，并向首次就業的畢業生群體傾斜，是穩定就業市場的一種政策保障。

多方合力、多管齊下

考研、考公、考編“上岸”失敗的考生，最終都要和大多數高校畢業生一樣踏上求職之路。僅以考研為例，今年拟從457萬考研大軍中招錄110萬人左右，這意味着将有300多萬名考生落榜。

除前述增加政策性崗位供給外，今年以來，各相關部門多措并舉，把高校畢業生就業作為重點工作推進。

在更為具體的舉措上，教育部要求今年3月至8月期間，全國高校領導班子成員主動走進企業挖掘崗位資源，新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院校的書記、校長，拜訪用人單位原則上不少于100家。

“書記、校長們下到一線才有可能知道真實情況，反之，可能一些應急性的舉措都推不出。”曲玥評價稱。毛宇飛建議，考慮到今年的就業形勢，這一舉措應适當延長。但曲玥也表示，教育就像是種“種子”，今天種下可能需要4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對标得上經濟發展需求、産業變遷路徑，照此倒推，很多事情要放在前面去做，更根本的是做好教育頂層設計。

△ 當前，勞動力市場存在“用工荒”與“招工難”并存困境。

在曲玥看來，“找到工作”并不難，難的是找到薪資、崗位、企業性質、行業都與預期不相上下的工作。這種矛盾在高校畢業生身上體現得較為明顯。

她認為，畢業生的預期落差與結構性失業一脈相承。高校連年擴招壘高了就業供給側，但調整适應勞動力市場做的不夠，“就像是硬币的正反面，雖然人力資本很高，人力資本結構、知識結構、專業結構、技能結構跟經濟發展有很大的不匹配，達不到市場需求”。

解決結構性問題并非一日之功，尤其今年又交織了疫情影響。在其他中短期措施上，曲玥以去年收縮明顯的教培行業為例，建議把市場化運作的教培機構引導至公辦教育體系，如托管班、輔導班等，既滿足合理需求，也能使有意向的畢業生在政府監管下獲得就業機會。

毛宇飛建議，繼續推進2019年開始實施、為期3年的100萬規模高校畢業生就業見習計劃。這是一項主要針對離校兩年内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和16歲-24歲失業青年的幫扶計劃，“大學生畢業後在企業見習，由政府提供見習費用，兩年見習期結束後自主決定去留，此時，有意向重新求職的畢業生也已經有了工作基礎。”毛宇飛還表示，就業情況由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要給畢業生找工作留一些時間，不應隻關注失業率的增減變動。

去年底，學界有觀點從另一個角度讨論了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的有利因素：1962年我國淨增人口1436萬，今年有較多男性職工到了60歲法定退休年齡，有人退出，就要有人頂上。盧鋒認為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但他同時指出，“騰退出來的職位可能是企業高管，也可能是看倉庫的，高校畢業生能不能補位？這涉及到摩擦系數匹配問題”。

盧鋒表示，目前的青年失業率是全國城鎮失業率的3倍多，高校畢業生求人倍率（指一個統計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數與有效求職人數之比）低于1，“說明影響青年就業壓力的不僅是匹配因素，也與目前宏觀經濟承壓背景下工作崗位創造能力受到限制有關”。

撰文：《中國報道》記者 陳珂

圖片來源：新華社

責編：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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