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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語》中，我們很少看到孔子像對“中庸”那樣贊歎和神往之意溢于言表,也很少看到孔子像對“中庸“的失落那樣，滿懷歎惜和追念之情。他說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用孔子雖然提出了“中庸”概念，但沒有直接解釋。他的孫子子思專門寫了一篇《中庸》，對“中庸”思想加以解釋和發揮。子思認為，“中庸”就是“中和“ ,它根源于人的本性，當人們情感尚未發生時，人的本性是不會偏畸的,所以說是“中”;當人們的情感産生以後,如果能夠符合禮義的規範，就叫作“和”。他認為，“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暢達的大道,實現“中和”，天地間的秩序就自然地建立起來，萬物就可以自然地生長發育。

中庸

為什麼要把“中”看作天下的根本，“和“看作暢達的大道?因為人們的情感是由本性産生的，“禮”是由節制人的本性的需要而發生的,政教也是以人的本性為根據的;而和諧則是天地運行、萬物生長、社會治理的根本要求。有了和諧的環境，天地運行、萬物生長、社會治理就能夠暢行無阻,無往而不達。子思對“中庸”的解釋側重于哲學的本體論和性情論,而孔子的思考則可能更多着眼于眼下。在他看來,能夠體現“中庸”的時代,是遙遠的堯和舜的時代。堯将權位交給舜時,諄諄告誡的就是“允執其中”，即把握中道。他說:“啊,舜呀，按照上天決定的次序,祿位該要降臨到你的身上了,你要一心一意把握中道啊。

堯帝

否則，把天下弄得窮困了,天賜的祿位也就永遠終結了。”舜登位後,也确實做到了“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國,即體現了“中庸”精神，并告誡大禹也要遵循中道的要求。但是,到孔子時代，“中庸”精神早已消失,他面臨的是“禮崩樂壞”的局面，于是深深感歎道“民鮮久矣”!盡管如此,孔子還是希望恢複“中庸”精神。所以他反複指出,人們的言行舉止要遵循“執中“原則,不能“過”也不能“不及”,要求人們遵循“中道”。、要“文質彬彬”,即做到良好素質與合理行為的統一、用“禮”來節制自己的行為,使行為符合中道。講到“中庸”，人們就會聯想到“和為貴“。“禮之用，和為貴”的話雖然是孔子學生有子說的,但它符合孔子的思想。

舜帝

孔子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和而不同”這個命題裡，包含着不同觀點、不同要求、不同利益各得其所、和諧共存的意思。而要做到這樣,就需要有規範來制約。所以有子的“禮之用,和為貴”,正是孔子“禮所以制中”思想的體現。孔子還把“中庸”看作人們應該運用的思維原則。他說:他對很多問題開始并不清楚。後來怎麼知道的呢?他舉例說，有個淺陋的人曾向他詢問一個問題,他開始毫不了解這個問題,但通過從兩個方面詳盡的叩問，就把問題搞清楚了。孔子把這個方法叫作“叩其兩端”。

禮樂制度

“叩其兩端”就是體現“中庸“原則的思維方法、認識方法。這個方法的要點就是:通過對事物正反兩方、對立兩面、本末兩端的追問，了解事物的曆史、現狀和性質,從而尋求問題的解決。“叩其兩端”再加上“允執其中”，“中庸”不就成了折中主義了嗎?很長時間，人們否定“中庸“ ,用貶義的口吻将“中庸”稱為“中庸之道”，就是出于把“中庸”與折中主義等同起來。這種認識可能古人就有過，所以朱熹特别對其作了反複解說。朱熹說，“執中”不是簡單地在一個事物的“兩頭”之間尋求中點,而是要求人們的思想行為适當、合理,“無過無不及”。

禮樂大會

如他說:“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又說:“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非謂隻于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所謂“叩其兩端”、‘允執其中”,就是在全面把握對象的基礎，上尋求其合理點，正如孔子所說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的“擇善”。所以說“中庸”實質上就是要求言行舉止“适度”、“适中”的原則。還有人說孔子提倡“中庸”,是要人們成為“和事佬”,這也與孔子的思想不符合。

話劇孔子

孔子這個人，原本就不是一個做“和事佬“的人，而是一個認定了是正确的事情就永不放棄的人，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他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同時,他對“和事佬”其實很反感,這表現在他對“鄉願”的批評中。他說:“鄉願,德之賊也。”什麼叫“鄉願“?孟子說是那種“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閹然媚于世”國的人,用現代話說,就是言行不一、到處讨好、八面玲珑的人，就是不講原則、不問是非而迎合世俗的人。孔子認為,這種人是戕害德性的人。

參考資料《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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