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乘務員劉仕英有過一次“特殊”的飛行。

2011年的小年夜，結束了當日的工作後，她正準備回家，卻突然接到了一通電話。挂斷電話，她立刻調轉車頭，回到了公司的航前大廳。推開客艙部的門，她才發現平日裡安靜的房間已經人頭攢動，聚滿了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将要和她一同飛赴埃及執行撤僑保障任務的同行。

多方努力下，他們最終把近2000名同胞安全帶回國内。劉仕英回想起來，十一年前的所有細節，仍然就像發生在昨天。

作為一名基層黨代表，劉仕英參加了10月16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學習二十大報告的過程中，她關注到了一個詞：“人民”。她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我們所有民航人工作的初心。”

二十大期間，劉仕英在人民大會堂前留影。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與劉仕英的對話：

新京報：學習二十大報告的過程中，你有什麼心得體會？

劉仕英：作為一名基層黨代表，能夠參加二十大，聆聽黨的二十大報告，我心潮澎湃。

在這個過程中，我關注到了一個詞：“人民”。通讀整篇報告後，我發現報告裡“人民”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高，我粗略數了一下，至少有154次。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我們所有民航人工作的初心。

新京報：能否介紹一下你的日常工作？

劉仕英：我們民航乘務員會給人靓麗、光鮮的印象，但為了保證高質量服務，我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們有非常嚴格的日常培訓。我們還要掌握很多技能，包括應急醫療、應急撤離、野外生存、儀容儀表等等。

我其實還有另一重身份，就是“李文麗勞模工作室”的導師，肩負着和團隊成員一起研發新服務産品的任務。

劉仕英正在工作。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2011年的埃及撤僑行動中，你參與了重要的服務保障工作，能否回憶一下當時的經曆？

劉仕英：這段經曆已經過去了11年，但那些場景還曆曆在目。我記得那天是小年夜，晚上工作結束後，我又接到了電話，電話那頭告訴我有一個特殊任務，要我立即返回公司的航前大廳。我當時立刻就調轉車頭，趕了回去。

回到大廳後，我發現，本該安靜的客艙部變得熱鬧非凡，但這并不是為了迎接新年。來自四面八方的機組成員都趕了過來，就是為了一同執行這次特殊的撤僑任務。

這次任務有兩個重要的節點，第一站是埃及的海濱城市霍爾格達，我們要去那裡接到第一批同胞。第二站再到開羅，去接第二批同胞。從上海浦東出發到霍爾格達，連續飛行了十幾個小時，當時我們已經有些疲憊。但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霍爾格達機場落地後，我看到同胞下了擺渡車，一路小跑着沖上飛機，看到他們笑中又帶淚的樣子，我們所有人都哽咽了。

含着眼淚，我們把50多名同胞迎上飛機。坐上座位後，他們放松下來，就像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一樣，非常安心。

緊接着，我們又奔赴下一站開羅。第二站遠沒有第一站那樣容易，因為當地的局勢還不是很穩定。我國駐埃及大使館在召集同胞回國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有些人可能趕不過來，有些人可能遇到了阻礙不能及時到達，但我們想接回盡可能多的同胞，所以接上一部分同胞後，等待就成了我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情。

本以為，在飛機上等待的同胞們會有一些焦慮情緒，但沒想到等了将近7個小時，沒有一個人有怨言。他們和機組人員一起在等待中迎接了農曆新年，大家一起倒計時。後來，我們把這個新年稱為“尼羅河畔的新年”，它在我們所有人心裡烙下了深深的印記。

這一次航班經曆了四十幾個小時，大年初一下午，我們才落地北京首都機場。在開艙門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有種喜極而泣的感覺。可能是真的回到家了，心裡踏實了。

新京報：有人把那次經曆稱作現實版的《萬裡歸途》。

劉仕英：我看過這部電影，很多片段都讓我很有感觸。

在我們民航系統内部，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句話：“也許我們不能把你們送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隻要祖國需要，我們可以去任何地方把你們帶回家。”這句話不僅僅體現了我們國家的強大，也體現了我們民航人履行社會職責的決心和自信。

新京報：這10年，你覺得民航行業有什麼發展和變化？

劉仕英：我畢業後就加入了民航行業，成為一名空中乘務員。我見證了這些年民航行業的發展，無論是軟件還是硬件都在不斷發展。

舉個例子，我們的服務工具已經有非常大的升級，不斷電子化、智能化；現在很多機型都安裝了WiFi，能夠彌補我們空中網絡盲區的情況。這些很小的細節都映射着民航行業的迅速發展。

作為空中交通的主力軍，我們民航也一直在探索和其他交通系統的聯合，為建設交通強國提供更強的助力。

新京報記者 徐楊 蔣鵬峰 馬駿

編輯 楊海 校對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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