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這個古巴的心髒和靈魂之地，在我的想象中就像世界的盡頭。它似乎離哪裡都很遙遠。這種遙遠的感覺，導緻它在我的印象裡幾乎沒有時間感，仿佛它不屬于任何時代，隻是偶然嵌入到加勒比海北部，有着跟任何國度都不同的時間狀态。

互聯網可以讓你輕松搜到與哈瓦那相關的海量圖景，去感受屬于這座城市的強烈陽光、随處可見的藍色出租車與白色建築，以及摻雜其間的藍與黃、陰涼的騎廊、深色皮膚……這是現在，似乎又并不是，被時間包裹的一切，被偶爾從建築空隙裡溢出的音樂像鮮活液體般滲透了所有的層次，變成了無法分割的整體。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包裹着所有的過去。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哈瓦那，也被這“現在”包裹着，是1959年初那道時間分割線，滋生出這個包裹了所有過去的“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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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卡夫列爾·因凡特在歐洲開始動筆寫《三隻憂傷的老虎》時，内心定是充滿了對哈瓦那的回憶與懷念的。他知道古巴的巨變對于哈瓦那意味着什麼。他要為哈瓦那寫本書，用這本書收藏哈瓦那，那裡的生活、聲音、氣息，那裡的歡騰、喧嘩與寂靜，以及與那裡血肉相連的人們。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理解，為什麼他要在小說扉頁上引用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漫遊奇境》的那句話：“她試着想象蠟燭熄滅後會發出怎樣的光。”在他心裡，那個迷人的哈瓦那已不複存在了，而他要做的，就是讓已然熄滅的它在這本書裡重新發出光來。

要寫這樣一本書，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隻屬于它的形式，隻有這樣，他才能做到為哈瓦那重新賦形傳神。我猜他最先想到的，是哈瓦那的聲音——那裡的方言，那裡的音樂，因為隻有它們才是生成哈瓦那靈魂的核心元素。也正因如此，他所選擇的寫作語言，既是《三隻憂傷的老虎》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也是閱讀尤其是翻譯它的最大障礙。哪怕隻讀前面幾十頁，也能想象得到，譯者在面對這樣的語言時會有怎樣的煎熬。因凡特所采用的是哈瓦那方言，但更主要的還是他用的是那種方言的狀态——一方面他要極力制造的是那種似乎要重現語言現場的效果，為此完全模仿了日常說話的速度、節奏和斷句方式，甚至是發音和拼寫的錯誤，另一方面，這種複現的狀态又并非是自然主義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重現，從語句的豐富層次感來看，顯然又是精心安排過的，隻是這種精心是隐藏在那種肆無忌憚的帶有濃郁原生态氣息的語言深處的，絲毫不刻意。

譯者為了達意，為了傳達原文的風格，肯定是做過很多艱難的取舍，甚至因此生成了一種讀起來有些古怪的中文風格，會挑戰讀者的耐心、損耗閱讀的暢快，但是平心而論，在與原文的搏鬥中，譯文仍然是立住了腳跟，隻要讀者度過了最初的不适期，以足夠的耐心跟上了節奏，就能慢慢進入文本的語言現場，逐漸體會出小說的妙處——盡管是間接的隻通過中文來傳達的，但仍舊是強烈的——至少可以去想象着哈瓦那的民間語言狀态就像波浪一樣，一陣陣撲面而來，每個場景、每個言說與叙述間雜交錯的段落，都像一陣有力的波浪，能把你帶入哈瓦那的某個特定現場。更何況時不時與之相伴随的，還有另一種哈瓦那語言，那就是音樂，它們就像浪花一樣，總是能适時地泛動在波浪之上。在這裡，因凡特的語言，其實就是進入哈瓦那的最主要的方式和途徑。語言是聲音。這本小說裡的哈瓦那，首先就是個屬于聲音的世界，它繁雜而又鮮活，充滿障礙，卻也提供了足夠多的沉浸其中的可能。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說，讀者要想更好地進入到這本書裡，進入到聲音生成的哈瓦那世界，有一個相對簡便的辦法，那就是要能把自己變成一個在場者，一個在場而又無形的傾聽者。當在場傾聽發生并能自然持續的時候，你就會在不經意間發現，哈瓦那已悄然為你敞開了……那些流動的聲音，那些流動的場景，那些流動的想象和意念，還有偶爾在不經意間出現的寂靜，雖然仍舊是複雜呈現的狀态，但已沒那麼難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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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憂傷的老虎》裡的大部分内容無論以何種手法展現，從本質上說，都近乎不同類型的獨白。那些依次出場的人物，不論是主持人、攝影師、藝術家、歌手、作家，還是瘋子，他們在不同的場合空間裡發出的聲音此起彼伏，即使過去了也還是會回旋遊蕩在附近，與後續出現的聲音不時相互激蕩，營造出一種重重疊疊的仿佛可以無限生發的聲音叙事效果。但實際上，這裡并沒有完整的故事，有的隻不過是一個個故事的各種角度的切片，而它們的疊置、交錯與掩映，則會在構建起一個屬于哈瓦那的龐大叙事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因凡特不僅是個作家，還是個電影專家。因此他在處理那些故事切片時，經常會采取類似于電影剪輯式的技術，隻不過他使用的是詞語，是句子，是句群，是段落，并最大限度地釋放出它們的可能性，賦予它們異常豐富的組合方式，達成理想的文字意義上的視聽效果。

二十世紀的小說在由喬伊斯、普魯斯特、卡夫卡那裡抵達了第一個巅峰期之後，就在不斷以更為豐富的狀态演變着小說的曆史，即使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即使是傳統的小說方式始終像永遠的對手那樣如影随形，也沒有中斷這種延續。到了五六十年代，又迎來了新的高峰期——更為激進的反傳統小說的寫作實踐不斷湧現，像法國新小說這樣的獨特現象在當時也已漸成氣候。但因凡特開始寫這部小說時，他所追求的卻并非表面的形式創新。他清楚地知道，寫這樣一部關于哈瓦那的小說，重要的并不是賦予它什麼形式的問題，而是如何基于他對哈瓦那的記憶與理解讓形式自然生成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他對消失中的哈瓦那的深深眷戀與懷念，促使他讓這部小說裡所生成的形式抵達了極緻——所有的技巧都是小說本身生成的，也都是讓哈瓦那存在所需要的技藝。當然，他也因為這種過于獨特的風格強度，使得自己不可能成為馬爾克斯那樣受到普遍歡迎的作家，而隻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少數和文學異類，長久地駐留在某個遙遠的巅峰。

因凡特的小說的獨特性，即使是某些著名的同行也未必能充分認識到。比如，巴爾加斯·略薩就曾在推薦語說：“為了實現調侃、滑稽模仿、一語雙關、智力的高難度雜技以及口語中的跳躍，卡夫列爾·因凡特總是準備着與全世界人為敵，準備失去朋友甚或自己的生命。因為幽默在他這裡與在普通人那裡不一樣，它不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消遣、用來放松頭腦的解悶，毋甯說，它是一種被迫的、向現存世界發起挑戰的手段。”略薩認識到了因凡特的幽默藝術和無所顧忌自行其是的魄力，但又恰恰沒明白因凡特的風格并不是外置的而是由内而外生成的。他也沒有意識到，因凡特寫這部小說并不是要向全世界發起挑戰，而是想在哀悼與懷念中重現哈瓦那的光，并保存好它，讓它永不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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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小說的核心部位，他模仿七位古巴作家的文風寫了七篇關于托洛茨基遇刺事件的短章。這個部分的存在，意味深長。七個短章對同一事件的反複呈現其實更像是個反複包裹的過程——包裹一個更為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哈瓦那之死。對于他來說，托洛茨基之死跟哈瓦那之死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無論如何，曾經充滿活力和魅力的哈瓦那之光已然熄滅了。遠離故國的他無法不去做深沉的哀悼，無法不陷入長久的憂傷。除了小說，他沒有其他方式為哈瓦那招魂，去容納這曾經鮮活的靈魂。

在這裡複述小說裡究竟講了哪些故事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出現在小說裡的隻是些始終處在生成過程中的故事片段，它們仿佛永遠都不會走向完整，或許在因凡特眼中，任何意義上的完整都意味着小說與故事的同歸于盡，意味着人物生命與存在感的終極性瓦解。歸根到底，他寫這部小說的目的，就是要能讓哈瓦那永遠活在其中，要讓哈瓦那的迷人夜晚永不落幕，讓那些遊蕩其中的哈瓦那人獲得某種永生，讓哈瓦那的所有一切都煥發永恒的光彩。不管那些人物所處的環境和生存狀态有多麼的頹喪，不管他們的生命以何種方式白白消耗在那些無意義的瑣碎事件與遭遇裡，不管他們所思所想所做的一切有多麼的微不足道，在因凡特眼中，在他的内心深處，他們始終都是鮮活的，是哈瓦那的脈搏與呼吸，也承載着他那無盡的憂傷。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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