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來得書帖》揮灑自如，橫豎斜直，姿态橫生，率意而成。整體來看，字與字之間少有筆畫牽連，但通篇氣息暢通，自然巧妙。其筆力雄健，骨勁肉豐，充分展示了蘇轼獨特的書法風格。

蘇轼（1037—1101），字子瞻，号東坡居士 并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合稱為“宋四家”

《人來得書帖》縱29.5厘米，橫45.1厘米 共16行，192字 現藏于故宮博物院

此帖是在季常（陳慥）之兄伯誠死後，蘇轼寫給季常（陳慥）的慰問信，故有“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憂哀之無益，釋然自勉”之句。款署“轼再拜”，但未署明發信的年月。伯誠死年，無從考查。

《人來得書帖》局部

其文曰：“轼啟：人來得書。不意伯誠遽至于此，愛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報，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誠尤相知照。想聞之無複生意，若不上念門戶付囑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則朋友之憂蓋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憂哀之無益，釋然自勉，以就遠業。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諱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撓亂，進退不惶，惟萬萬寬懷，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另紙行書：“知廿九日舉挂，不能一哭其靈，愧負千萬，千萬。灑一擔，告為一酹之。苦痛，苦痛。”帖上钤有“吳土谔”“禦府寶繪”“儀周賞”等印。

《人來得書帖》局部

《人來得書帖》與《新歲展慶帖》皆為蘇轼被貶黃州時，寫給頻繁往來的好友陳慥（季常）的書劄。由于兩帖創作時間相距不遠，又均系紙本，行書，書法風格極為近似，故曆代書家鑒藏家常将兩帖相提并論，1964年故宮博物院遂将二帖合為一卷。

明代董其昌對蘇轼書法推崇有加。《人來得書帖》後有其跋語。“東坡真迹，餘所見無慮數十卷，皆宋人雙勾廓填。坡書本濃，既經填墨，蓋不免墨豬之論，唯此二帖(《人來得書帖》《新歲展慶帖》)則杜老所謂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也。”

《人來得書帖》局部

蘇轼的書法，既有黃庭堅式的豪邁氣勢，又有米芾的内斂遒勁。而最為重要的是，蘇轼能夠将他人之法與自身獨特的書法創作相結合，在筆勢與取法上做到書體上的創新與變化。

蘇轼行書的特點，與其楷書的書寫有許多接近的地方。特别是字體的取勢，整體偏斜，但對字間與行間關系的處理卻非常娴熟，以至于視覺上并未給人十分明顯的傾斜之感。

《人來得書帖》局部

蘇轼這件《人來得書帖》，在書寫中有許多受楷書書寫影響的痕迹。其行間排布雖然略微緊湊，但并不擁擠；因書寫字體較小，反而呈現出一種精緻的美感。蘇轼書寫技巧精湛。其在書寫此帖時，前半部的節奏稍舒緩，後半部的節奏則稍快，呈現出前穩後快的書寫狀态。但每個字的結體處理卻毫不含糊，均能恰到好處地表現結體的優美。

帖後董其昌跋文

蘇轼在《書黃子思詩集後》雲：“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

從蘇轼一生的書迹來判斷，他早年追摹晉人，筆畫也細緻流暢；中年遍參唐人筆法，執筆甚為有力，用墨也較豐，點畫肥厚。而《人來得書帖》正是蘇轼中年所書，充分體現了他這一時期的風格。然《人來得書帖》是在“無意”之中創作的，氣度的忘我，意趣的自由，而非技法、風格的刻意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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