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構建了一套從太極，到陰陽五行的宇宙生成論。這種生成論既不同于《道德經》中的“三生萬物”，又不同于《易傳》中的“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大業”。在這種全新的宇宙論體系下，周敦頤開始架構了一種新的人生哲學。

人是怎麼來的？周敦頤一語帶過。“二氣交感，化生萬物”，這裡面省略了很多内容。在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陰陽五行生萬物這個過程中，“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強調“變化”的這個思想是從《周易》中來的。我們需要注意，《易傳》是不講五行的，但是在《太極圖說》和《通書》中五行是很重要的。

老子曾才《道德經》中指出：“域中四大，而人居其一”。周敦頤也特别強調人在萬物之中的獨特地位，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在楊立華講授的“北宋三先生”中，胡瑗的《周易口義》曾論述：“天地以生成為心”。天地有造化之功，但是缺乏憂懷之念，而人當中最傑出的聖賢，不僅僅有生成之心，還有用憂萬物之意。這個“憂”是人别于萬物的特質。

《太極圖說》接着講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有了人，便有了形和神的分化，内在的本質為萬物所感，于是形成了善惡的分别，世間萬物也由此而生。這裡是一種典型的唯心主義講述，儒家認為善惡都是由内而外的，而不是由外在環境所染的。

既然善惡有了區分，那麼儒家的社會功能性就顯現出來了。如何處置善與惡的問題？周敦頤的回答是“聖人”，人本來是萬物的靈秀，聖人更是靈秀中的靈秀。于是治理國家、制定規範、讨論人的社會價值，這些分屬政治、倫理、哲學等方面的事情，全部都是由聖人來做的。這與《道德經》中“百姓皆曰我自然”是完全相反的主張。

周敦頤在《通書》中用了三個字來定義聖人，分别是：誠、神、幾。“寂然不動，誠也。”這裡說的不是形體上的一動不動，而是說聖人沒有主動欲求的意思。“感而遂通者，神也”。這裡的通，說的是智。有事物處罰我們，就會有所知識，這是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無為，幾善惡”。誠是沒有主動的作為，有所作為而有沒有顯現，這個時候就到了“幾”，就有了善惡之分。

誠所對應的是寂然不動，神所對應的是觸而感，幾是介乎二者時間，動而未形。同時具備這個條件的人，就是周敦頤所說的聖人了。 聖人不能有本分之外的要求，一旦産生了這個念頭，就沒辦法做到“至公”了。《通書》說：“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一個無私的人，就不會有私欲。之所以對聖人要求這麼高，是因為聖人需要承擔更重要的曆史重任。在儒家的倫理中，要把天下交給聖人來管理。

周敦頤的人生哲學是圍繞“聖人”來展開的，聖人追求的是要達到天地生成之心的境界，賢人追求的是要達到聖人的境界，士人追求的是要達到賢人的境界。在他看來，讀書人的根本目的是要做聖人，而作聖人的根本目的是要治天下。雖然這是儒家的基本價值觀，但周敦頤提出一種“聖人可學而至”的觀念。孟子說：“五百年必有聖人出”，這是一種“時勢造英雄”的觀點，而周敦頤說：學會了一，就可以成為聖人，“一者，無欲也”。我們基本可以看出，程朱理學的很多内容，在周敦頤這裡已經在做奠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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