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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家以禮治國

圖文 更新时间:2024-09-30 19:25:06

先秦思想家以禮治國?在2014年9月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2015年4月亞非領導人會議和2015年11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峰會等重要場合,多次引用《默觚》中的經典語句那麼,青睐的《默觚》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先秦思想家以禮治國?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先秦思想家以禮治國(默觚中為學與治國的智慧)1

先秦思想家以禮治國

在2014年9月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2015年4月亞非領導人會議和2015年11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峰會等重要場合,多次引用《默觚》中的經典語句。那麼,青睐的《默觚》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默觚》的作者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陽人,清朝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魏源曾在江南一帶做了20年的幕僚,為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兩江總督陶澍等人籌劃漕運、河工、鹽政等事宜,同時以經世緻用的治學精神,撰寫《默觚》 《籌漕篇》 《籌河篇》 《軍儲篇》等著作,是晚清通經緻用派代表人物。

《默觚》撰于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1835-1839年)。“默”取自于魏源的字“默深”,“觚”是古代寫書的木簡,“默觚”意即默深的讀書劄記。《默觚》分上下兩卷。上卷《學篇》14節,為論學之作,闡述仁德、忠孝、格物等修身方面的内容;下卷《治篇》16節,為論治之作,論述教化、诤谏、立法、刑賞等治理國家的觀點。《默觚》集中體現了魏源在為學修身、選人治國方面的思想精華。

關于為學修身

在魏源生活的時代,占據學術主導地位的是乾嘉考據學。乾嘉學派在訓诂名物方面取得了許多成果,但缺點在于空談書本,不涉及有關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以魏源為代表的經世思想家,明确宣稱研究學問的目的是為了學以緻用,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他批評當時的人才培養,“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為何事”,因為這些無用之學,“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治篇一》),沒有實際的用處。為此,他主張教育應以培養真才實學、親民明德的人才為最高目的,育人須與治理國家緊密結合。

學習方面,魏源反對專依書本尋求知識的治學方法,強調身教重于言教,實踐出真知。“披五嶽之圖,以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談滄溟之廣,以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譜,以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學篇二》)也就是說,看了五嶽地圖的人,以為了解了五嶽的真實面貌,其實還不如上山打柴的人走一趟知道得更清楚;要真正了解大海的廣闊,不如親自到海邊散散步;能夠解說各種珍品的食譜,以為知道食物的美味,還不如廚師嘗一口。

魏源主張學習要專心緻志,循序漸進,勤學好問。他反對“生而知之”的觀點,認為“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日魯,魯者日敏”(《學篇二》),也就是說,即使是存在着天資差異,但隻要堅持學習,反應遲鈍的人也會變得思維敏捷;一曝十寒,再有天分的人也會“泯然衆人矣”。在學習面前,人人平等,關鍵在于做與不做,多做與少做,沒有人僅憑天分就能取得成功。

在個人修為方面,他認為要每日反省,“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賢人,而聖人,而人道始盡。”同時要做到高标準嚴要求,“聖人之道,不在豪放高遠,而在枯槁寂寞之中”,不能急功近利,隻有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得到。另一方面,人的精力有限,隻能将有限的生命集中于一兩件主要的事務上,方能有所成就,故而學習要集中注意力,“君子之于道也,始于一,韬于一,積于一,優遊般樂于一。一生變,變生化,化生無窮。”(《學篇十一》)在持之以恒的基礎上,舉一反三,融會貫通。

關于選人治國

“人材者,求之則愈出,置之則愈匮。”(《治篇九》)魏源認為,如果重視人才、求賢若渴,人才就會大量湧現;輕視人才、浪費人才,人才就會越來越匮乏。至于選人的标準,則是德才兼備,人盡其用。魏源主張以人為本的人性化政策,認為好的政策沒有好的人才來施行無異于暴行。“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難于得方而難得用方之醫,不難于立法而難得行法之人。”(《治篇四》)他把人才分為兩種,一為能,一為才。“小事不糊塗之謂能,大事不糊塗之謂才。”二者相輔相成,才臣大事不拘小節,則會一密百疏;能臣事事躬親,則會百密一疏。用人必須揚長避短,“用人者,取人之長,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治篇七》)

人才由教育而來,“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無化,無以格頑;有化而無教,無以格愚。”通過詩書禮樂,教育民衆,培養民衆,才能讓人才從中脫穎而出。“禾未熟而登場,獲者棄之矣;果未熟而登盤,食者吐之矣。是故治之因者,政之熟者也;俗之龐者,化之熟者也;功之成者,慮之熟者也;名之歸者,德之熟者也。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亂;化未熟而急變俗,俗必駭;慮未熟而急圖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學篇十三》)魏源以生動的比喻,透徹地說明了客觀條件成熟與否,對政治與教化成敗的重要作用。故而,為學與治國都須腳踏實地,循序漸進,而不能激進冒進,過頭過火。

魏源相信隻有德義結合,才能共同治理好天下,“夫惟使勢、利、名純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治篇三》)将道德内化為人們的行為準則,形成真善美、知情意相統一的人格,社會自然會得到良好的治理。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國家對人民的行為加以引導,“世之極盛也,使天下以義為利,其次以民為利”(《治篇三》)。通過引導民衆對精神的追求,形成對政權和國家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将會極大促進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繁榮。

魏源主張積極變法改革,以适應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治篇五》),沒有絕對靜止的社會,隻有通過不斷的調整變化,才能達到穩定的狀态。當然,改革要有良好的制度設計,要注意民衆的接受能力,以民意為基礎,以實際情況為準繩,否則“強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治篇三》)。為政者還要虛心聽取民衆意見,接受民衆的有效監督,輿情通暢,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受光于隙見一床,受光于牖見室央,受光于庭戶見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治篇十二》)。監督如同陽光,能照亮黑暗,監督之職授予一人,易緻偏窄;授權于天下,則可以互相對照,明辨是非。

總之,魏源的《默觚》一書充滿着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思想,閃爍着人類智慧的光芒。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默觚》中也難免會存在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思想糟粕,比如他迷信神鬼,宣稱“鬼神之說,其有益于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學篇一》);支持封建倫理綱常,支持“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婦必從”(《學篇十一》)。對于這些消極内容,相信讀者自會鑒别。

(來源:《旗幟》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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