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學歐小國整理老物件時,翻出1991年7月某天的日記。寫的是那天下着雨,我專門跑到他工作的糧管所裡,手搭着他的肩膀,興奮地告知他“我發表了作品”。
感謝他的分享,讓我再次為一份純潔的情懷熱淚盈眶。1991年5月,我的一篇日記體散文,發表在山西《青少年日記》雜志上。文章隻有幾百字,記錄的是自己面對屋外一株手植的藥草開花的感慨。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文章印上報刊,那一年我19歲。
當時《青少年日記》雜志并沒有通知我,倒是所謂的《青春日記選》寫信通知了我,希望我自費買十本《青春日記選》。可我這麼一個窮困潦倒的農村青年,是無力湊這筆錢的。
我還記得,31年前的夏天,是我大字不識幾個的奶奶遞給了我這封《青春日記選》寄來的信。那時,我正在寫作專用的小屋裡昏昏沉沉地躺着,一看有編輯部來信,心跳立馬加速,看完内容,猛然就跳下床大聲嗷嗷叫了起來,把我奶奶吓了一跳。我那個喜欲狂的樣子,大約和中舉的範進是一樣的。
我和她解釋不清什麼是發表,但她深知,能讓她孫子開心的一定是好事。在高考夢破滅之後,這是憂郁至極的我第一次臉露喜色。
我騎上破舊的永久牌自行車,到十公裡之外找歐小國分享喜悅。除了他,我還通知了紅櫻和聶東錦等人。我記得紅櫻對我說過,“為你驕傲,你一定能成為一個作家”——我沒有成為作家,但三十多年來,我一直靠寫作活着。
在那個年代,發表鉛字,對一個文青來說,就是天大的事。1988年,我16歲,在縣廣播站文學欄目發表了第一篇散文,稿費一元。這被視為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從未有過的榮耀,父親激動得到處向熟人炫耀。
那種廣播響起來,自己的文字變成文學音符在人心深處震顫的感覺,至今難忘。常常是從地裡歸來,褲腿上還沾着泥漿,我就餓着肚子聽主持人的朗誦,如癡如醉。身心的疲憊和沮喪,就此一掃而光。在有文學之光照耀的日子裡,我看到了遠方,看到了一個人的心田裡,草木瘋長。
在縣廣播站和省台陸續發表了一些作品之後,我就有了更大的野心:讓作品成為鉛字。此後投稿無數,光郵票錢就差點讓我破産,可惜絕大多數都石沉大海。好在有些心善的編輯手寫退稿信,鼓勵我繼續努力。
我沒想到,成功是這樣悄然無聲地來到的。雖然這樣的文字在文學大海裡微不足道,但它讓我相信,一個“失敗青年”也能寫出像樣的文字。
那一年冬天,我帶着“發表作品”的極大快意和自信赴中原從軍了。十二載軍營生涯中,我做過報道員、影視文化宣傳工作者,陸續發表了更多鉛字,并因此進了媒體。回頭想想,處女作的問世,豈會無所作用?它足以改變我的命運。
我把這份感想發在朋友圈後,衆多朋友點贊,并跟評處女作情結。一位山東老友說,“我的處女作發表于1987年,那一年我已經30歲了,雖然有些遲,還是有些小激動,從此走上文字路,直至後來吃文字飯。屈指算來已經是35年前的事了。處女作是最值得紀念的事情,有同學分享,甚幸!”
我孩子的老師、張教授說,“我第一篇文章發在山西的語文報主辦的《中學生文學》雜志上,為此還去參加過全國中學生夏令營!”身在澳洲的老伍則告訴我,他年輕時的夢想就是發新聞頭條。1986年他26歲,終于在《南京日報》發了800字的新聞頭條,那時的《南京日報》還是一張隻有四版的報紙。
疫情前,老伍從澳洲回來省親,與我一見如故,多次微醺着說起當年的寫作和投筆從商的經曆,表示一定要重新把文字拾起來。此後,還真的發給我一些新作讨論。
無論經曆是否坎坷,世上的每一個文人,都有讓自己終生難忘、刻骨銘心的處女作吧!為着那些笑與淚,曾經幾人知曉、幾人慰懷、幾人共飲月下?但我知道,當年寫過的字、碰觸過的心弦,還在知己的内心深處溫潤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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