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由王婷婷導演、改編自蔡崇達同名非虛構散文集的詩意現實主義話劇《皮囊》，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大劇場首演。在曆經首演北京站延期、上半年巡演取消後，這部籌備一年有餘的話劇終于與觀衆見面。據悉，該劇将演出至7月24日。話劇《皮囊》首演之際，新京報對話導演王婷婷揭秘創作背後故事。

非虛構散文集《皮囊》是一部極具地方特色的作品，它的創作源于蔡崇達30歲時的一次觀展經曆。展台中擺放的一件件已逝之人的珍貴物品，使他回憶起8年前已然離世的父親。他開始用筆追尋起那些已遠去的記憶，他的家鄉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漁業小鎮東石，以及那裡的親人、玩伴與他在那裡的成長曆程，凝結成了《皮囊》中的14篇散文。

攝影：塔蘇

話劇《皮囊》劇照。 塔蘇 攝

改編：從散文集到舞台劇

這部作品文本改編的難點在于14篇散文大部分之間缺乏較強的情節關聯，戲劇性也相對較弱。編劇最終選擇了其中引發較多共鳴的“蓋房子”作為貫穿全劇的主線，并通過這一核心事件串聯起原著中的諸多人物，以核心家庭人物為主，外圍親戚鄰居、玩伴為輔，塑造群像感。導演王婷婷此前的作品從主題到形式涉獵廣泛，而力求細膩的現實主義題材，從《鋼的琴》到近年的《裁·縫》《陶裡街二十三号》等作品，也一直是她的長項所在。在談及本劇的創作理念時，她提出了“詩意現實主義”的觀念，在她看來，這份詩意，一方面在于形式上的“韻律感”，另一方面則是相較叙事，更注重情感表達上的豐盈。

【對話】

希望看完《皮囊》後能想起自己的家鄉

新京報：從非虛構散文集改編成戲劇，這部戲劇作品的視角結構如何确立的？

王婷婷：當我看完原著之後，基本上已經确立以“黑狗達”的視角，作為一個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以此串聯起他的家庭和身邊的朋友。這中間我産生過一些顧慮，也曾考慮過是否選擇以母親的視角為主。

為此也與蔡崇達老師溝通過一次。我問他：對于您來說《皮囊》講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他回答一句話，讓我感到很欣慰，也和我們的想法很契合，對于他來講《皮囊》是一個關于成長的故事。從而印證了，其實我們開始找到的以“黑狗達”的成長為結構線索是正确的。

新京報：那些分散在原著各個篇章裡衆多的人物與事件，你是如何統籌在容量僅有兩個多小時的戲劇作品裡？

王婷婷：上半場主要希望還是圍繞“黑狗達”對家鄉的平日司空見慣的生活現象，以及身邊的人與事，逐漸開始産生反思，進而想要離開自己生活的地方為主線。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要創作這部作品，想給觀衆一起來分享的主題：我們每個人都經曆過少年幻想離家的時刻，進而引發對于家庭的反叛。要成長，要崛起，要快速成為成年人的時刻。

下半場是“黑狗達”歸來，他背負着拯救中風重病的父親與生活的使命，自己通過多年努力，希望父親病情有所好轉，可媽媽卻一直通過不斷地蓋房子去維持家庭的尊嚴。着重表現“黑狗達”和母親之間的一種争奪與沖突，這是下半場集中的矛盾點。

攝影：塔蘇

原著《皮囊》是一個關于成長的故事。 塔蘇 攝

新京報：除了這些主要人物之外，原著中小人物也各有各的命運走向，這些人在戲劇表達上做了哪些處理？

王婷婷：基本上采用了上下半場互相參照的一種模式，比如說，文展是戲中很打動我的一個人物。他從小便是個内心自卑的孩子，是一位心懷天下，喜歡研究曆史的理想主義者。下半場，當他回歸到現實生活當中，逐漸成為了一個沉默的，甚至有些虛無的人，其實劇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通過類似的對照模式，在發展他們各自的線索與命運軌迹的。

新京報：話劇《皮囊》選擇了一個原著中未提及、但與現實相呼應的結尾，你是如何設計的？

王婷婷：結尾是我們在東石采風時想到的。當時去參觀了蔡崇達老師重新建造的圖書館，非常打動我，他用了一個非常美好的形态，卻做成了一件非常有銳度的事情，就像一顆釘子深深紮在了東石。

我們中國人曆來對房子有一種執念。尤其像福建、江浙一帶的很多沿海城市，通過建造大房子來彰顯家庭的實力。蔡崇達則打破了這樣一個魔咒，他把自己家的外牆打開了，變成了一個公共的開放可以交流知識的空間，讓當地的孩子們有了去學習與讀書的空間。我覺得那座由他的家改造成的圖書館，從外部形态來看是溫和的，充滿着愛與希望，但是内部力量是很尖銳的，似乎在向所有人以完全反叛的方式，展現“家”的全新概念：讓那些還在不斷新建“皮囊”的人看一看，房子不應該隻是一個被包裹住的内部環境，它應該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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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婷覺得話劇《皮囊》是部詩意現實主義作品。 塔蘇 攝

新京報：你覺得《皮囊》這部戲的“主角”是誰？

王婷婷：很巧，我曾經和蔡崇達老師溝通過這個問題。他覺得《皮囊》的主角是誰？在他看來《皮囊》的主角是歲月，當時我就意識到了其中的寓意。如果我們跳脫出劇中的人物角色以外，其實我們能清晰看見的就是歲月更疊，一代人從曾經年輕到了他們老去，從年富力強到面對生老病死，在這樣一個帶有實質性的時間脈絡裡面，主角叫歲月。

新京報：原著中“黑狗達”一直站在講述者的角度，并沒有一條清晰的心理線索，改編成話劇後，在挖掘這條線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難度？

王婷婷：我當時看原著以後，感覺“黑狗達”的人物形象與性格特點，其實比較模糊。作為導演來講，我要創作出“黑狗達”這個舞台角色，就一定要先找到他的性格。當然我們幸運的是，還有蔡崇達老師這樣一個原型可以來參照，那麼在改編的過程當中，其實我們更多地把“黑狗達”這個角色變成了，一個來自小鎮的地方少年，再把我自己帶入進去，這樣他的形象與性格就變得清晰了許多。

其實原著裡寫“我”很少，是身邊的一切勾勒成了最終的“我”，所以要把“黑狗達”形象立出來，一定要通過他的視角來認識他的家庭與家人，以及他對家人與故鄉的愛與恨。我跟蔡崇達是同齡人，所以他的生活經驗裡面，我個人也能帶入到作品裡很多情感上的内容。我們都是從外地來到北京的人，各自都有同樣的怅然和憂傷。我在北京那麼長時間，都沒有覺得自己完全能夠融入這裡的生活，可是回到家鄉，我同樣也覺得自己如同異鄉人，是挺讓人覺得憂傷的事情。

新京報：導演這次在“二度創作”上有哪些不同以往的創排感受？

王婷婷：如果我們隻是想了解書中的人，我覺得大家看散文就夠了。作為戲劇來講，我一定要從我的角度，重新講一個新故事給大家。這個故事裡面，當然絕大部分的原型是取材于散文集，更多是我們作為二度創作者，要用話劇用一個劇場的面貌，來诠釋我們心裡的家鄉與遠方的關系，家人和當下生活的不同樣貌，去開掘出一個新的世界。

新京報：每部作品都有各自創作理念，你如何定義這部作品？

王婷婷：我的定義是——詩意現實主義。它的風格依然建立在現實主義之上，因為文學本身就是現實主義的，但我又希望它能夠在此基礎之上，有一種散文詩式的格調與格局。

攝影：塔蘇

話劇《皮囊》注重情感表達上的豐盈。 塔蘇 攝

新京報：你希望給那些看過原著的觀衆，帶來哪些觀劇的新體驗？

王婷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有的時候文字給人的想象力會更豐富，因為留白足夠多。劇場也許會讓一些想象更具象，可能不同的讀者，腦中浮現畫面是不一樣的。

我既是讀者也是導演，是在以“黑狗達”為視角地講述一個新故事。比如，原著裡面其實寫父親，尤其在他曾經身體好的時候，對于“黑狗達”有怎麼樣的影響寫得很少，但是在劇場裡面，這部分就成為了我們要講述的一個很重要的内容。我隻是要提煉出來那些打動我的部分，用劇場的語言重新講一遍。

新京報：你希望觀衆看完後，能夠給予你哪些回應？

王婷婷：我覺得如果大家看完《皮囊》這部作品以後，能夠讓他們想起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家人。如果離得遠，就給他們打通電話，道一聲久違地問候便足矣了。

新京報記者 劉臻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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