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河南日報網
□曉陽
假若把古代詩詞比喻成是一棵樹,那麼詩就是主幹,而詞則是主幹上生發出來的斜枝。所以詩示之以“正”,詞示之以“奇”。古代詩人每每把寫詩視為“正事”,把填詞當作“詩餘”。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寫了近千首詞,但正式出版自己的詩文全集時,不肯讓一首詞入選,大概是他認為填詞是自己的“私人小事”,不能登大雅之堂吧。
俗語常說“寫詩填詞”。詩是要“寫”的,寫就是詩人的主動行為。詩言志,詩人借以直接抒發自己的感受。雖然詩也配樂演唱,如詩經,但配樂也大都是“雅正”風格的,稱之為“雅樂”。在莊重的場合,緣詞成頌。所謂“聞弦歌而知雅意”,稱道的就是這個。雅樂要求詩的句式十分規整,大都是四言詩,铿锵有力,節奏分明,頌唱時鼓樂齊鳴,以示肅穆莊嚴。“詩”字從言從寺,本身就具有宗教儀式感。所以寫詩曆來是很鄭重的事情,要求“發乎情,止乎禮”而又“思無邪”的。詩者,興觀群怨,存乎一心也。以我為主,顧盼風流,直抒胸臆,慷慨高歌,快何如哉。
詞是要“填”的。何為“填”?量體裁衣,看碟下菜也。一個“填”字,就說明是被動行為,吟從曲,詠依聲,規行矩步。聲韻在先,曲調在前,作者也就必須亦步亦趨以适其所。最早的詞樂,稱之為“宴樂”或“燕樂”,就是宴會時所用的音樂。填詞原本就是為舞榭歌台服務的。歌譜千姿百态化,歌者千嬌百媚,詞牌當然是形形色色,不拘一格了。古代歌伎優伶都是女流,填詞者也每每是依紅偎翠,俯仰由人。至于歌星如李龜年、念奴者流,身邊追聲造句的“詞粉”更是趨之若鹜。所以最早填詞者不是宮廷宴樂的禦用墨客,就是勾欄瓦肆裡的失意文人。詞的“出身”就是取悅于别人的,這個“遺傳基因”就決定了“被動性”。因聲造句,按譜碼字,循制成篇,先有曲調後有情,幾乎成了填詞人的吟哦習慣。
詩到了唐代,被發揮得淋漓盡緻,成為唐人最高的精神方式,唐朝國力強盛,泱泱天朝,其文明形态天然帶有引吭高歌的豪放和骨氣,就和詩的旨趣高度融合在一起了。詞成熟于宋代,是宋人精神的主要表達方式。宋朝強敵環伺,積貧積弱,其文化精神既有入世的憂患,也有無奈之下在風花雪月中幻想出世的超越,或蒼涼哀婉或纖秾纏綿的詞調,當然也就成了宋朝的文化基調。
正好像人生永遠也磨洗不掉故鄉的烙印一樣,詩詞也永遠擺脫不了母體的胎記。豪放,是詩的特質;婉約才是詞的屬性。詩的句式規整一緻,詞彙典雅,節奏有序,特别适于慷慨擊節,自我揮灑。詞多婉約,是因為詞的句式靈活多變,錯落不一,詞語通俗,鋪陳反複,一詠三歎,淺斟低唱,最易于表達隐情衷曲。蘇辛們創新詞格,開豪放之風,固然拓展了詞的表現格局,但也走出了詞的本位,受到不少诟病。宋代以降,豪放派雖然作者不少,但終究沒有成為詞壇的主調。
可見,作詩者,我手寫我心,豈能被拘牽?在簡潔的幾種框架模式之間即興吟哦,尺幅之間縱橫萬裡。但填詞就不一樣了,又是欽譜,又是龍譜,詞牌門類繁褥龐雜,慢詞小令稀奇古怪,正格變格各拘一格,一不小心,就陷入了“選擇性失明”。不了解詞牌的母體和演變,不洞悉聲調和句式之間的内在聯系,輕率操觚,很容易成為東施效颦,文體兩悖,既做作于無病呻吟,又咀嚼于他人牙慧矣。
明乎此,為詩之道亦是為學之道,循序漸進乃正道也。先學詩,後學詞,詩寫的縱橫捭阖了,填詞也就得心應手了。更何況,許多詞牌本身就是七言詩和五言詩的簡單變體呢。“詩餘”這個概念,不正是給了我們這個啟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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