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聯想和插旗菜業的國内國外“雙标”銷售政策被媒體曝光,民衆們敏感的神經被再一次挑動,“國貨在西方發達國家賣得比國内物美價廉”這一話題再次登上了熱搜,衆多的廠商都被指責“崇洋媚外”,專坑國人。但是事實真的這麼簡單嗎?這些廠商這麼做真的隻是因為西方“高大上”嗎?今天就來分析一下為什麼國貨在西方發達國家賣得比國内物美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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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原因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WTO《保障措施協定》中規定,當進口急劇增長,并對進口國國内相關産業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威脅時,進口國政府可采取進口限制。這條規則旨在保護各國産業不因進口産品過量而受損害,角色有些類似反傾銷法案,隻是層面更高、形式更好看。這就使得商品進口量的多少不再取決于進口國市場規模的大小或者商品價格的高低,而是受到了各國政府的政策限制。簽署世貿協議加入WTO之後,我國的商品在出口時,自然也要遵守這條規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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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規則的存在,讓國内的制造商們無法隻依靠“低質低價”的策略去搶占國外市場了,因為這樣的策略會讓進口國政府認為我國廠商試圖在本國搞傾銷,會把本國的相關産業給擠死,進而出台法規限制商品進口。因此,廠商們為了避免進口國政府使用WTO《保障措施協定》對産品進口設置更多障礙,不得不設法把單品做到極高的品質,進而從每一件商品裡獲得更多的利益。但這些高檔品想要和國外本土的競争對手對抗,又必須盡力降低價格。而國内是不會對本國的商品銷售設置配額的。這是導緻了我們目前看到的我國廠商們出口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産品要比在國内銷售的産品品質高,價格卻又更為低廉現象的原因之一。
這個現象不是我國獨有的,回歸前的香港也經曆過。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紡織業蓬勃發展,以低質量,低成本,低價的特點迅速蠶食了歐美的大衆服裝市場。為了保護本國紡織業不被香港同行擠死,歐美各國紛紛依據《關稅與貿易總協定》(WTO前身)設置了配額限制香港的紡織品進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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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十年間,香港成衣質量急升,價格暴漲,甚至将部分美國高端品牌擠出市場。七十年代末,香港的富太太們也像今天的國人一樣經常乘坐飛機到美國高檔商場“掃貨”,去購買香港制造的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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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轉變的唯一變量,就是香港成衣出口的數量,從無限制變為了有配額。在被限制之前,大多數廠商的策略都是簡單粗暴的“薄利多銷”,單純以數量和價格優勢獲得可觀的利潤。在這個時期,投入大量資金更新技術和設備來生産高附加值的産品不僅會讓自己喪失價格優勢,而且還要承受較長的成本回收周期,因此提升産品質量既無意義,也無必要。出口一件100美元襯衫,所得的利潤與十幾件10美元襯衫相當(人工成本不會有什麼變化,咱們東亞人幹起活來都是加量不加價),那麼為什麼一定要去生産前者呢?
但配額出現之後,每件衣服必須要獲得一個配額才能出口,衣服的單價就成了有價值的概念。出口一件低價成衣獲得5美元利潤的代價,是失去出口一件高檔成衣所帶來的50美元的利潤。這個時候“薄利多銷”策略就不再奏效了。投資革新技術提高質量,就變成了一件必要的事情了。這就是寶貴的配額給出口商品價值結構帶來的變化。
第二個原因就是耳熟能詳的關稅政策了。關稅大體分為從價稅,從量稅,複合稅,選擇稅和滑動稅。從價稅是根據商品的價格,收取一定比例的稅收;從量稅則是僅按照貨物的重量或者個數來收稅;複合稅和選擇稅收僅僅是将從價稅和從量稅,按照不同比例揉合罷了;滑動稅則是關稅稅率随着進口商品價格由高到低而由低到高設置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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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國際貿易中,海關關稅不可能全部都是從量稅。但在這四種稅收制度中,從量稅所占比例仍然是相對較高的,一般要高于單一從價稅。其原因就是從量稅計件,統計成本較低。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單一從量稅占到總稅額的33%,在發達國家中,即使是表現較差的挪威也有28%的海關稅收來源于從量稅。
對于出口商來說,在從量稅為主的關稅征收體系下,無論一個出口商品的價值是多少,所要繳納的關稅都是海關預估的相等價格。結合剛才說到的出口配額來看,一類貨物無論優劣,在一年内繳納的稅款竟然是一樣的。因此,廠商就一定會生産高附加值的商品,提高每一件商品的價格,從而在扣取稅費之後獲得更多的利潤。
例如,二戰後,歐洲對從美國進口的水果采取了從量稅。幾乎一夜間,所有的美國出口商改變了出口戰略,将普通蘋果換做紐約出産的優質甜蘋果,将普通橙子換做西海岸香橙,以謀求利潤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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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國的廠商也必須盡可能地提高産品的附加值,從而在每一件産品中都獲得足夠的利潤,商品的品質也就因此水漲船高。為了應對進口國本土同行的競争,出口産品必須在高品質下适當讓利顯得價廉物美,才能生存。所以國貨在西方發達國家賣得比國内物美價廉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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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原因,就是産品品控了。作為一個歸國留學生,在這一塊兒,筆者認為我國和歐美國家的質量标準是差不多的,不存在歐美國家的品控比我國更嚴的現象。插旗菜業的負責人所說的中國罰1000,外國罰10萬的說法并不正确,我國罰1000指的是對單個消費者賠償1000,而不是針對企業的行政處罰,實際上工商查處時罰10萬的時候也不少。
例如,2022年4月15日,長沙市雨花區偉牌果業經營部涉嫌經營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測定呈陽性的進口冷鍊食品,相關部門依法作出處罰款100800元的行政處罰。
2022年3月15日,柒一拾壹(北京)有限公司通州新華聯家園店因違反食品安全法,銷售過期食品,被北京市通州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10萬元,并吊銷許可證,5年内不得申請食品生産經營許可。
插旗菜業的老闆隻是懶得細說,才隻簡簡單單答了這麼一句敷衍了事。真實的情況是出口到國外的商品是要經過進口國海關檢查才能放行進入市場的。海關是進行抽檢的,雖然不是每一批次都檢驗,但是檢驗的頻率肯定會比查驗本國生産的産品高。如果插旗菜業膽敢出口“土坑”酸菜的話,被發現輸入國海關發現的概率肯定很高,而一旦被發現,進口國海關會吊銷廠商的進口許可,插旗菜業将會永遠失去這個國家的市場。(如果是歐盟的話,會失去26個國家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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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對于進口國而言,生産酸菜的企業這麼多,換一家企業進口也不難辦,也不會對本國的就業什麼打擊,執行起來不會有什麼顧忌。而大部分國家對本國食品的抽檢頻率肯定不如進口産品高(畢竟到零售商那裡取樣比到集裝箱裡取樣要麻煩一些),被發現的風險自然會小很多。即便被發現,也不會輕易吊銷資質,一般都是罰款,召回産品,畢竟政府部門不會總是去檢查食品生産企業的廠房,不太可能輕易知道這家正規企業是用腳踩土坑的方式生産酸菜的。另外,貿然關停一家制造業企業,也會對當地經濟發展和就業不利。這才是插旗菜業這類商家“崇洋媚外”的根本原因。
這種事在國外也不少見,美國最大的嬰幼兒奶粉生産商雅培的密歇根工廠生産的奶粉今年2月被檢測出含有多種緻病菌,導緻1名嬰兒死亡,3名嬰幼兒住院。此後,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在調查中發現,該工廠存在生産設備老舊,廠房設施清潔不到位,積水和衛生程序松懈等諸多問題。FDA還在工廠環境中檢測到了污染奶粉的緻病菌。面對這樣的情況,FDA給出的處罰也隻是工廠進行停産整頓(全球召回産品是雅培自己做的決定),并沒有吊銷工廠的生産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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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21年,美國FDA則因為日本核廢水排放入海的決定撤銷了日本魚類,牡蛎,海膽,鮮奶和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大米,肉類制品和水果等食品的進口許可,根本不對這些日本食品做抽樣檢測來證明這些食品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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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産品品控标準執行這方面,各個國家都因為本國産品取樣抽檢相對不便和發展經濟保護就業的目的而秉承着進口産品嚴格執行,本國産品放松管理的“雙标”政策。我國的廠商們為了避免成為這種“雙标”政策的犧牲品和受害者,不得不盡可能地提高産品的質量,而為了與進口國本土同行的競争,又不得不降低價格,所以同為中國生産産品,在國外質量更好,價格更低也就不奇怪了。
綜上,“國貨在西方發達國家賣得比國内物美價廉”這一現象歸根到底還是利益的問題,不是單純地“捧歐美,踩國人”。在目前這個歐美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之下,我國廠商隻有這麼做才能獲取最高的利潤,而且短期之内不會改變。不過筆者相信,有朝一日,我國的實力會強大到可以參與制定國際貿易規則。那時,這一現象将會消失。
本文部分素材引用:【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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