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小鄒魯”金華，文化資源豐富、地位獨特。為充分挖掘、展現這一豐富的資源，提升浙中生态廊道的文化内涵，金華市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聯手浙江新聞客戶端共同推出“廊道上的文史記憶”，尋找八婺共建共融共享共赢的文化力量。

在我的心目中，永康有兩座高峰。一是方岩，一是陳亮。前者雖指地理意義的，但其實不在于其獨特的丹霞風貌，也不在于岩頂上有十分靈驗的胡公大帝，而在于方岩壽山有個人文積澱深厚的五峰書院；後者是指文化形态的，是陳亮“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精神抱負，是陳亮“經世緻用”的事功之學。

隻要翻開中國的曆史畫卷，我們都會發現，山水與人文從來都是結合得那麼完美，那麼天衣無縫，那麼相得益彰。山水因人文成為風景名勝，人文因山水更得滋養、更富精神。因此，當方岩偶遇了五峰書院，它才更有氣質，它才更顯厚重與崇高。五峰書院是因了一批文人學士而橫空出世，五峰書院是因了一批濟世之才而聲振浙東、回響史冊。

那麼，之于五峰書院，陳亮與它是何種幹系呢？不妨讓我們先了解一下陳亮是怎樣一個人。

陳亮（1143－1194）原名汝能，字同甫，号龍川，世稱龍川先生，婺州永康人。南宋時期傑出的愛國主義者、思相家、文學家，永康曆史上唯一欽定狀元，事功學說——“永康學派”創始人。

陳亮世居永康前黃，後遷龍窟，一生大部分時光偏寓鄉野。陳亮生而目光有芒，幼承家學，少年師從何子剛。為人才氣超邁，精修曆史、時政、軍事；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為文汪洋浩瀚有精魄；志存經濟，力主抗金，恢複中原；倡導“王霸并舉”、“義利雙行”，講求實事實功，改善民生，富國強兵。他一介布衣，五次上書，三下大獄，與程朱理學論戰交鋒，命運多舛，人生跌宕。他51歲，高中狀元，及第後，終因“憂患困折，精澤内耗”，不幸52歲病逝在赴任途中。

五峰書院又是怎樣一個地理所在呢？

五峰書院，位于方岩北側二裡許的壽山。因壽山有雞鳴、桃花、覆釜、瀑布、固厚五峰環列而得名。壽山，鬼斧神工，絕壁陡起，“周圍如城廓”，僅東可入，一徑通幽。舉目峰岩如峭，絕壁下多石洞，其外洞深廣軒敞，可容上千人。山間煙雲開合，流水飛瀑，楓影梧陰，清音天籁，陰暗明晦，四時變化，絕妙天成。“永康諸山中，五峰最奇辟”（餘紹宋《壽山》）。壽山自古即是名勝之區。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早在南朝梁普通元年（507），這裡就是壽山寺的所在，為佛家清修、信衆膜拜的神聖之地。曆唐至宋，随着方岩香火的興盛，壽山寺則漸趨冷落。北宋王朝的滅亡，金兵壓境，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激于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那時的思想文化界，異常活躍，學派疊起，書院林立。金華素有“小鄒魯”之譽，永康也向稱文物之邦。這時，呂祖謙、陳亮、葉适崛起于浙東，開創金華學派、永康學派和永嘉學派三足鼎立，倡導事功之學。他們著書立說，授徒講學，自然五峰的秀水靈山、洞天福地就成了講學的理想之所、首選之地。

五峰講學發端于何時，肇創于誰氏？壽山栖真洞時少章（呂祖謙門人，宋寶祐元年（1253）進士）題岩石刻雲：“東萊呂伯恭先生，淳熙中講道明招山，四方從遊者常千人，分處于婺之北山、武義之九峰、永康東諸名山。”呂祖謙講道明招山，首于宋乾道二年（1166）守母喪，“四方之士争趨之”（《宋史》卷434）。後乾道九年（1173）結廬守父喪于明招山側，“問學諸生又重新集結門下，規模不小，前後達三百人之多。陸九淵對呂祖謙喪中講學頗有異詞，以為這将損害‘純孝之心’，勸其散遣學生”。在此同時，汪應辰（注：呂的老師）也來信希望他不要在哀苦過度之際，再為講學耗費精力，免得弄垮身體。呂祖謙接受了他們的意見，但又感到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以遽已，因此将講學活動堅持到年底。第二年，淳熙元年（1174）“呂祖謙遣散所有問學諸生”（潘富恩、徐餘慶《呂祖謙評傳》）。呂祖謙遣散諸生煞費苦心，是年（1174）冬，函問陳亮：“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講貫者否”？陳亮答曰：“有”。其人即“少負志節，受學于林和叔”，與陳亮、葉适相師友的呂皓。呂皓，字子旸，号雲溪，永康太平人。呂家家道殷富，“出粟赈濟、受知倉使、朱晦庵薦于朝，補郡文學，淳熙中舉，上禮部”， 此前，他已授徒于壽山石洞，這正是呂祖謙散遣學生分處五峰的基礎所在，經陳亮、朱熹的推動，自然水到渠成。而這時，葉适遊于永康，常往來龍窟與五峰間。呂祖謙分處學生于五峰，“陳同甫介葉正則來遊，衆人景附。先生（呂祖謙）與其弟泰常往來其間，于是陳呂門人翕然向往”。對這段曆史，呂皓後人呂瑗在《重建五峰書院記》中說：“五峰書院自宋雲溪府君，受朱夫子之知，偕葉水心、陳龍川、呂東萊諸先生講學于此。因置田石鼓寮以資館谷，若東主焉。”這時，呂皓不隻是東萊“共講貫”的同志，更是辦學場地和經費的提供者，像主人一樣恪盡職守。顯然，五峰講學呂子旸發端于前，呂東萊、陳亮承其緒于後，時間在乾道末淳熙初。

風雲際會，五峰有幸，呂東萊、陳龍川、葉水心三學派的開創者，齊聚其間，呂雲溪、潘文叔、時少章等與之互為師友。一時間，鄉人景附、門人向往、學者雲集，學子遍及浙東。五峰橫空出世，各震遐迩。淳熙八年（1181）八月，呂祖謙不幸以四十五（一說四十四）歲英年早逝。淳熙九年（1182）春正月，朱熹哭呂墓，秋天他按台過婺至永康訪陳同甫先生講學于壽山石洞，龍川請晦翁主講席，從遊者數百人，盤恒累月，朱夫子對壽山天趣逸發，清奇幽深也有所鐘，留戀不舍，欲屋精舍于此，後因事未果。朱熹是“集諸儒之大成”的赫赫理學權威，陳亮少朱熹十四歲，上《中興五論》失敗後，益力學著書十年（1169－1178），在理學一統天下的學術界，他異軍突起，獨樹一幟，開創事功之學。人龍文虎，一場對我國思想文化領域具有深遠影響的“王霸義利”之辯，就此拉開序幕。陳亮擺開“堂堂之陣”，樹起“正正之旗”，以“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氣勢，對在金兵大軍壓境，國家處于危亡之秋，仍然“風痺不知痛癢”的理學，發起挑戰，展開交鋒，從本質論上進行批判。五峰上空電閃雷鳴、硝煙彌漫。朱熹視事功之學為異端、怪論，但“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葉适《龍川文集序》）。為場論戰持續了十多年，這是我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五峰書院，作為古代文化教育和思想學術的載體和平台，這是濃墨重彩的一頁，閃射着不朽的光芒。朱、陳學術思想針鋒相對，不可調和，但兩人私交極好，他們的風範，令人稱敬。這次講學的曆史煙雲早已消散，五峰石洞“陳龍川、朱晦翁、呂子旸嘗同遊”的龍川親筆已然不見，而朱熹手書“兜率台”三個大字遺迹依然。

呂祖謙五峰講學，本為散遣諸生之舉，得益于呂子旸的鼎力相助，其後，也曾籌集材料，随呂子旸置田四十畝于石鼓寮，予為建造五峰精舍之資，終因淳熙八年呂的早逝而不能克成。淳熙十一年（1184）春，呂皓父兄因陳亮遭人構陷被牽連同下大理獄，他棄官疏财，奔走解救，五峰講學雖在東萊弟祖泰和潘文叔、時少章等人的努力下支撐了一段時間，最終，時少章題岩時慨歎“愧莫之續”，無可奈何地“有待聞風興感者”奮起了。五峰何幸，呂子旸了卻家事，“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猶接東萊，晦庵二老之流風”（呂皓《水心葉先生哀辭》）隐居桃岩山中講學，與陳龍川往還相講切。父母繼殁，嘗割兄弟所辭讓的田産為義莊義塾以贍教鄉族。呂皓開五峰講學之先，繼五峰文脈于後，功不可殁。這時随着蒙古族的崛起，一二七九年與金對峙百餘年的南宋小朝廷終于滅亡，多少北伐雪恥之志，夢斷西湖煙雨之中。随着王朝的交替更疊，五峰也歸于沉寂，壽山石洞也成瞻仰遊觀之地。

自宋曆元明清，五峰書院文脈所系，關乎國家社稷。它的盛衰，折射出國家的興亡曆史。五峰書院是宋永康學派、明五峰學派這兩個思想文化高峰的發祥地，自清未，随着新式學校的興起，五峰書院才開始退出曆史舞台，與我們漸行漸遠。

在五峰書院的興起并成為南宋浙東思想文化高峰陣地這一曆史事件當中，陳亮不啻是最關鍵的人物。他本身是一個“東道主”，更是舞台中的主角，他的身份起着一個牽線搭橋的靈魂作用。

深秋的一個下午，我獨自徘徊在五峰靜寂的山道上。走走停停，邊看邊想。忽然的一道落日餘晖停落在對面固厚峰萬丈丹崖上，金光閃閃。我頓時仿佛看到，那是八百多年前朱夫子、陳龍川、呂伯恭、葉水心一代聖賢大儒的閃光身影。他們摩肩擦踵、熙來攘往……

伫立在曆盡淪桑的重樓前，雙手觸摸“兜率台”下高高的石坎，耳邊依稀傳來朱熹與陳亮那慷慨激昂、高談闊論的洪鐘之聲……

暮霭降臨，岩洞中的秋蟲開始鳴叫，五峰書院更顯沉寂。一陣山風從外吹來，樹梢嘩嘩作響，我的耳畔立刻喧響起當年五峰學子朗朗的誦讀聲……

五峰書院盛景不再，但它永遠鮮活在千秋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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