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然

2021年9月12日，曆史地理學家、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張修桂逝世，享年87歲。先生逝後，學界師友以各種形式表達悼念，感懷先生的道德與文章。清明之際，追思故人，澎湃新聞·私家曆史選取一組文章，與讀者分享。

由秋而冬而春，我終于慢慢地接受了張修桂先生遠行的事實。

上學路上，不會再期望在将到學校時，馬路右邊的人行道上遠遠地出現一個牽着小狗的身影，讓我興奮地過去對他問候一聲“老師好！”坐在辦公室，也不會再突然響起一陣激越的捶門聲，然後他探着身子進來打個招呼說：“你在幹嘛？噢，我沒事，沒事，就是來看看你！”說完馬上轉身退出：“好了，你忙吧，我走了，走了！”

永遠保持着一顆童心的修桂先生，再也不會回來了。

過去這半年中，我無數次想起跟修桂先生在一起的點點滴滴，但每次坐下來想寫點什麼，都不知從何下筆。三十二年，難以忘懷的往事實在太多了。

一

最先知道修桂先生的大名，是在我本科階段。《曆史地理》創刊号上刊登了他一篇長文《洞庭湖演變的曆史過程》。那是一篇份量非常重的文章，現在看，早已是曆史自然地理（準确講是曆史地貌）領域的經典文獻了。那本創刊号1981年出版，上市不久我就在長沙水風井的古籍書店裡買到了。讀過後，對這篇文章印象尤其深刻。1985年，我跟着何業恒先生做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是導師建議的《南洞庭湖的由來與演變》，自然少不了對張先生那篇文章反複地認真揣摩。那篇文章構成我當時的工作基礎，對作者印象之深可以想見。

1990年秋，我來滬上讀博，這才見到修桂先生。那時史地所在文科樓八樓東頭，他辦公室在東頭面對資料室的《曆史地理》編輯部裡。大概是第二學期，他開曆史自然地理課，教室就在他辦公室。我雖然為博論的事焦頭爛額，也跑去聽了幾次。在課堂上就洞庭湖和下荊江的相關問題跟他讨論過。

沒過多久，有一天他對我說：“你借我的那本書好還了！”我很詫異，根本就沒有的事。他看我毫無反應，好像也有點詫異。過了段時間，我問他書找着沒有，他說找着了。我問他為什麼懷疑是我借了，他大笑，用手比劃着說：“上課時你不是坐在我這個方向嗎？我就記得是一個坐在我東北方位的人借了，我就記在你頭上了。後來借書那位也坐在那個位置上，時間差不多，我就把你跟他搞混了。哈哈哈！”

張先生的這番解釋讓我更吃驚。那之前我在地理系讀過七年書，從沒有哪位老師教過我用這種方式記東西。後來我體會到，但凡要記的信息，隻要加上一個空間屬性，确實要鮮活得多。

做博論那幾年九死一生，我的方向又與張先生的領域相去甚遠，實在沒有多少機緣跟他深入接觸。等到慢慢地跟他熟悉起來，已經是我留所工作以後。而此時我們共同的朋友又多了一位張曉虹。

二

修桂先生是那種一眼望去就知道能成為好朋友的人。但我、他和張曉虹在前後十來年的時間裡能夠頻繁接觸，其實也很拜當時史地所空間條件之賜。

那時史地所還有研究室的建置，每個研究室才一間辦公室。我所在的房間本來擺着周振鶴、盧雲兩位先生的辦公桌；盧雲出國了，周先生喜歡買書，到我畢業時，房間裡還能騰出一張給我辦公的桌子；到張曉虹畢業時，房間裡已經是滿滿當當，不要說再擺一張書桌，就連站一站，都要量地度民。于是乎，張曉虹每天到所裡來，除了打開辦公室朝裡面望一望，就是去資料室呆着。要找人說話，就得站在走廊上，或是去張先生那邊。因為都在華東師大畢過業，張先生親切地稱她“小師妹”。

上午的時間總是很容易一晃就到飯點。那時候吃食堂比較麻煩，而點菜吃桌餐則極為方便，教工食堂三樓，工會後面的步行街，好多選項。經常是我們說着說着，突然間一個人站起來，其他人跟上，就走到了一個去處。有一次我和張曉虹一左一右，侍衛着張先生，一句商量的話都沒說，直接就把他請上了教工食堂三樓。可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

每當回憶起跟張先生在一起的快樂時光，我第一反應總是那幾年的午餐會。有張先生，還有那些年的研究生。地點則主要在教工食堂三樓，還有步行街上兩家，其中一家叫紹酒香，另一家是紹酒香的分店。張先生跟我們搶着買單，但我們都已經工作了，有錢，雖然工資不高，但吃飯錢不少。隻要看着張先生準備起身，就一位将張先生按住，另一位去櫃台前行走，事情就了了。

教工食堂三樓西面臨窗有一排桌子，我們喜歡坐中間的那桌。窗外隔着國年路可以看到張先生住的第三宿舍。餐廳裡挂着很多木匾，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塊，是那個桌子上方的“食前方丈”。

張先生的食譜很寬，葷素油膩不擋，來者不拒。基本上以家常為主。如果有酒，他可以稍喝一點助助興，沒有也無所謂。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于肥肉有偏好。大約九八年，我們一起在杭州開會，結束時主人款待東坡肉，不限量。當時他已經六十出頭了，那麼大一方的團子肉，他吃兩塊。弄得我隻好要了三塊。我心想，抽煙不能亦步亦趨，已經算我輸了一陣了；吃肥肉還吃您不過，怎麼好意思自稱學生？

三

說到吃，張先生有兩件著名的逸事。一件據說是陳橋驿先生講出來的。說是張先生初到華東師大讀書，走進食堂發現有米飯吃，他以為是迎新，要招待點好的。到了晚上，又是米飯。他馬上想到，迎新是一天。到了第二天，還是米飯，他滿腹狐疑：難道迎新是兩天？第三天，仍然是米飯，他馬上明白了：迎新是三天！第四天，照舊有米飯，他百思不得其解。這才問人，回答說，正常啊，這裡天天吃米飯啊！他驚訝得什麼似的：天呐，世上居然有天天有米飯吃的地方！

張先生生長于閩南，那裡一年四季以吃紅薯為主。這個故事讓我感同身受。我生長于湘東南，小時候也是以紅薯當頓。有句順口溜說是早上“撈冬水”（煮紅薯），中午“燒架香”（蒸紅薯），晚上“三打三吹”（煨紅薯）。[“冬水”指冬水田；紅薯粥不易稠，用筷子在粥碗中撈薯狀如在冬水田中做事。“燒架香”指燒香的時候将檀香木架起來燒；蒸紅薯時将紅薯架起來燒，形似。“三打三吹”指民間奏樂，打擊樂和吹奏樂三番間奏；煨紅薯一般是将紅薯扔在茅草灰中煨，食用前為了去灰，要拍一拍、吹一吹，多次交替，故有此比拟。]好在我上學以後，就慢慢地以米飯為主了。這之前有過一段薯、飯摻雜的時間，将紅薯切成粒，跟米一道蒸。蒸出來的薯飯往往散發出一股濃烈的紅薯氣味，難聞得不得了。我真心覺得是把好好的米飯給污染了。職是之故，之後幾十年，我對紅薯一直敬而遠之，不敢向迩。我覺得小時候已經把這輩子和下輩子的紅薯都吃完了。直到前幾年，一個研究動物壽命的生物學家對我說，他研究下來，最有益于長壽的食物就是紅薯；再加上家裡人也說，現在市面上紅薯的品種與我們小時候大有不同，我對紅薯的刻闆印象才稍稍改觀。

但張先生不然，無論在校園裡，還是在外面考察，隻要空中飄過來一陣烤紅薯的氣息，他就邁不開步。滿志敏好幾回笑着說：這個時候，就得趕緊派個學生去買一塊來。我覺得實在不好理解。那氣息誠然好聞，但精神享受一下也就算了，何必動凡心。張先生小時候吃了那麼久，就沒吃膩嗎？

還有一件事我是聽鄒逸麟先生講的。鄒先生跟張先生同年同月同日生，在所裡共事一輩子，關系特别好。有一次，張先生把鄒先生帶到他老家去了。說是張先生進門跟他弟弟打了個招呼：“來客了！”他弟弟好像根本沒什麼反應，拎着個漁網就出去了。不一會兒從外面網回來一網海魚，燒一大鍋水，又拿個壺出去了。不一會兒，打回一壺地瓜燒酒。兄弟倆把魚也不洗，也不刮鱗，直接往滾水裡一丢，撈出來就吃。一口魚，一口酒，吃得不亦樂乎。鄒先生不吃魚，又不喝酒，隻好窩在床上睡覺。閩南那種床鋪，他睡又睡不着。張先生喝得爛醉，鄒先生沒吃沒喝，還服侍了他一宿。

故事講到此地，張先生樂不可支：“那麼新鮮的魚，那麼好的酒，你自己沒口福，怪誰呢？”

2013年初，所裡組織去閩南考察。1月12日上午，到了張先生老家崇武古城。站在城牆上，我想起上面兩個故事。古城不大，城門正對着大海，門口有個關帝廟，外面兩三百米之遙就是陡峭的海岸，難怪張先生的弟弟拎着網出去一會兒功夫就能網回魚來。

張修桂先生的老家，福建惠安崇武古城。2013，張偉然攝

我掏出手機給張先生打電話，張先生問我在哪，我說我在您老家，就在城門口。他說：“噢，你在我幹爸那兒呀。”我問：“您幹爸是誰？”他說：“就是城門口那個關老爺啊！”

四

那次考察張先生沒有去，當時讓我很不習慣。我和張先生在一起最惬意的時光，除了聚餐，就是在野外考察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以前，所裡的研究生數量不多，野外考察比較難開展。人數慢慢多起來以後，組織新生去野外考察實習，就成了每年一度的重要事件。前後幾十年的時間裡，這種事一般都是張先生帶隊。多年來，所裡老師與學生交往最廣泛、最融洽的，首推張先生。他自己帶的研究生數量不多，但無論哪位老師的學生，都跟他親。這中間，先生個性随和、不立崖岸，固然是一大先決條件，同時與他擔綱這門課的教學，也不無關系。

有人說，要考察一個人能否合得來，最好是一道出門旅行。旅行中，一個人的生活習性、三觀都會暴露出來。野外實習除了一同旅行，還更多一重專業内容，一個人的品行各方面都會暴露得更充分。每次帶完實習回來，張先生都會收獲一大波忠實粉絲。

我第一次跟他去野外考察，印象中是九七年，大概十月份。那時研究生數量仍不多，車上有空位，教師願去的也就可以跟着去。我本、碩都在地理系讀，對于野外考察自然不陌生，但那時跑的地方都不在江南，能跟着張先生在江南跑，當然是很好的學習機會。那次跑得不遠，好像隻到過馬橋、金山。記得中午在馬橋打尖，吃到馬橋豆腐。據說算當地名産，我用湖南人的标準暗自衡量，實在不知如何恭維。下午坐船登島，在大金山那個瞭望塔上，我給全體師生拍了一個合影。整個瞭望塔像一艘巨輪的桅杆，師生自由地散布在瞭望塔的各層，高低錯落，張先生被大家簇擁着站在中間，像一個老船長。

複旦史地所師生在金山考察。1997，張偉然攝

拍完合影後紅日西斜，大家興味不減，但潮水說話間就漲上來，一會兒功夫，就淹到了上渡船那塊踏闆的位置。大家倉皇登船，有一位差點落到潮水裡。

那年之後，我又跟他在上海附近跑了好幾次。每年的路線或許有微調，但總有幾個地方必去。除了馬橋、金山，還有青龍鎮。有時候路線長了，就中間住一宿，第二天再回。2005年那次住在西塘古鎮。

除了跑上海周邊，有幾年張先生也帶着學生往鎮江、揚州、南京跑。有一年跑完揚、鎮、甯還去了徽州。這種長距離的考察，自然曆時更長，非一周不辦。

五

那些年我孩子小，太太要上班，工作日我每天要接送孩子上幼兒園、上學，但凡外出考察的安排溢出周末，我就沒辦法參加。因此，張先生帶學生跑揚鎮甯、跑徽州，我都沒有去。我跟着他在野外跑比較長的時間，隻有2006年一次。

那一年我和滿志敏手頭各有一個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都是關于江南的，于是他提議，四月底我們一起沿吳淞江跑一跑。除了參與項目工作的同事王建革、張曉虹、傅林祥、楊偉兵、楊煜達、孫濤和研究生潘威，我們還商量好請上張先生。當時張先生已經退休，但還在承擔CHGIS項目的工作。他得知這一考察計劃，很高興地帶着我們就出發了。

我們租了一輛中巴車，從上海溯源而上。先看了普陀區的志丹苑元代水閘遺址，又去長甯區尋宋代碼頭遺址，觀察宋代沉船附近的地理環境。然後走到青龍鎮，沿着青龍江走了很久。第二天到白鶴鎮，又走到顧炎武故居所在的千燈鎮，經甪直到達吳江。第三天看過著名的垂虹橋遺址，經昆山返回。

張修桂先生與滿志敏先生在吳淞江考察。2006，張偉然攝

這趟考察雖然時間也不算很長，但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而溫暖的印象。我之前一直生長在丘陵地帶，從小長輩告知的人生哲理是：“日落西山常見面、水流東海不回頭”。然而來到江南後，後面這句不适應了。在河口地區，水流是可以回頭的。每當漲潮的時候，河水非但不能傾瀉入海，反而還會因為受到潮水頂托而往回走，形成往複流。這種現象在科學上叫作“感潮”。在這樣的水流環境中，地面和水下的地貌形态異常複雜。我之前在本科、碩士階段學地貌學相關課程的時候，隻看過山區和中流河谷的流水地貌，這次跟着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聽他跟滿志敏讨論，對河口地區的地貌演變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直觀印象。

此時我們已經裝備了數碼單反。留下來的照片中，最溫馨的是在千燈鎮拍攝的一組。特别是在秋山亭下，我以拂柳和山花為前後景，拍了一幅八仙圖。張先生手拈香煙，坐在太湖石上，怡然作張果老狀。回來後我拷給滿志敏看，他笑笑說：“那我就算曹國舅吧！”

八仙圖。江蘇昆山千燈鎮顧園，2006，張偉然攝

六

跟張先生在一起，幾乎感覺不到歲月的流逝。他永遠是那麼地真率，坦蕩，不做作，可以和每個年齡段的學生打成一片。有一幅對聯說“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張先生的風度庶幾近之。

也就在那次吳淞江考察回來不久，我強烈地意識到，張先生跟譚先生同事了三十多年，他們一起做了那麼多開創性的研究，應該多請他談談他和譚先生合作的往事。正好那年他的《中國曆史地貌與古地圖研究》出版，于是我就跟他談了幾次，轉年寫了篇《學術的合作與創新》發在《讀書》2007年第9期上（後收入拙著《學術的溫情與敬意》，北京師範大學2018年版）。

那篇文章當然有很多東西沒法寫進去，例如張先生與譚先生的日常交往。張先生告訴我，有好些年，他和譚先生都住在第五宿舍，他還住過譚先生曾經住過的那套房子。我問他是哪一套，他一邊說一邊給我比劃。比劃半天，發現我對第五宿舍裡面的空間一點概念都沒有，他無計可施，隻好說：“走，我帶你去看看！”于是領着我到第五宿舍去實地考察了一圈。

張先生還特别跟我說到譚師母。我來此地晚，從來沒見過。張先生說，譚師母很有個性，但跟他蠻投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譚先生搬家到淮海中路高安路以後，那時譚師母已經因中風而行動不便，每次聽到張先生去了，都要興奮地高叫他的名字。張先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喪偶，很長一段時間裡獨自拉扯着一雙兒女，譚師母多次說要給張先生介紹對象。

聽張先生談過幾次後，我曾發下一願，要給他做一本口述自傳。當時張先生剛七十歲，身體非常棒，我想來日方長。那之後不久，他右耳聽力受損。我以為小毛病，不久會好，所以一點沒着急。可是後來久治不愈，還越來越嚴重，等我意識到成問題了的時候，他已經日常交流都有困難了。此事終于在我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拖延中拖沒了。追悔莫及。

七

除了上課，張先生很少擺出老師的派頭。他跟我們說話都是用一種平和的語調，有時甚至用近乎開玩笑的方式。但有兩次他比較嚴肅地跟我說話，對我觸動很深。

我剛留所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對我說，我學地理出身，應該做曆史自然地理，至少要兼顧着做一做。跟這句話相關的，我博士剛入學時譚其骧先生也對我說過一句。譚先生要我視野廣一點，别光盯着一篇博士論文。譚先生的原話是：“凡曆史地理領域的，每個專題都要拿得起放得下。”張先生這句話，自然與譚先生的意思不同。

我很坦誠地對張先生說：曆史自然地理，我可以做，但确實不像對曆史人文地理那麼有興趣。我當初學地理，并不是自己主動要學的；是服從志願分配，又不讓轉系，沒辦法。我來學曆史地理，就是不想一輩子做那些東西。如果要隻做自然地理，我呆在地理系就好了，還要來學什麼曆史？我來學曆史，主要就是想鑽研其中的人文内容。這中間如果涉及到某些自然地理問題，我當然會做，但要将曆史自然地理的某個分支作為我今後的主攻方向，恐怕精力顧不過來了。

聽了我這分辯，張先生倒也沒有勉強。他降低了要求，要我以後關注曆史自然地理，别把自己搞得像沒學過地理的人那樣就好。

從2009到2013年，我研究禽言詩興起的生态背景，牽涉到古代鳥類的地理分布，搞了好久。有一次跟張先生一起吃飯，我向他彙報說，這方面雖然我碩導何業恒先生出過好幾本書，發過好多文章，但仍然大有文章可做。他很高興，要我騰出時間付諸行動。

另一次是在我剛上正高不久。現在看，我那時上正高算得上比較順利了，但因申請了好幾年，自己感覺很不舒服。過了幾個月，張先生問我心情如何。我說：很慚愧。他有點意外，我解釋說：沒上的時候，總是跟一些差的人比；覺得他們都上了，我也夠。上了以後，想到那麼多前輩學問那麼好，他們是教授，而我居然也成了教授，心裡面感覺很虛。

聽完這句話，張先生用力地在我肩上拍了一記，說：“行，小夥子，你能這樣想，以後就好辦了。繼續努力吧！”

八

我總感覺，張先生對于我們後輩的關愛，深藏着一份對于曆史地理的學科感情。他從1959年大學畢業後，投身曆史地理學事業，1960年協助譚其骧先生創辦全國第一個曆史地理學本科專業；後來為配合《中國曆史地圖集》編繪，開拓曆史地貌學研究，同時還開展曆史地圖研究。朝于斯，夕于斯，他真誠地把曆史地理當成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1979年，中國地理學會曆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創辦《曆史地理》輯刊，請譚其骧先生主編，譚先生請學曆史出身的吳應壽先生和學地理出身的張先生負責具體編務。八十年代後期吳先生退休，1992年譚先生去世，而張先生一直在堅守，由常務編委、常務副主編而主編，直到退休才卸下擔子。

1984年，侯仁之先生經與譚先生商量，請張先生擔任曆史地理專委會的秘書。俟後張先生接連擔任代表專委會的中國地理學會理事、專委會副主任，長期負責史地同人與地理學會的溝通工作。

《曆史地理》輯刊、專委會，這兩項工作之于他，就像一個老保姆帶大的兩個孩子。退休後，他的擔子卸下了，但他的關心一直沒有停止。每當取得一些新的進展，他都由衷地感到高興。2018年，《曆史地理》輯刊獲得刊号，創建《曆史地理研究》期刊，他發自内心地為之欣喜。中間有一天我去他家給他彙報情況，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張先生做這些事情，從不計較名位，純粹是為了做事，給大家幫忙。大有功成而不居的古君子之風。

九

去年以前，我一直不相信張先生會這麼快離開我們。前些年他聽力下降厲害，當面說話有點吃力，後來他用上了微信，可以通過文字交流。以他的性格和身體底子，我堅信他一定得享高壽。

去年春節，餘蔚來看我，說張先生肺部結節增大，他帶張先生去看過醫生，懷疑情況不樂觀。這個消息讓我吃了一驚。上元節時，胡阿祥兄與嫂夫人從南京來看張先生，我跟他們讨論張先生的病情，感覺雖然要作最壞的打算，但我内心裡還是不感到會多麼着急。

三月初，我請張先生到海底撈小叙。韓昭慶教授接他過來，我家和吳松弟兄一家，相談甚歡。中間張先生起身往外走，我不放心，也起身跟了上去；他發現我跟着，喝止我說：“你來幹什麼，回去！”然後他用手示意他去洗手間那個方向。我佯裝聽話，等他進去後趕緊走到洗手間門口。不一會兒，他出來了。反應那個敏捷，步履那個結實，完全看不出有恙在身。那一刻，更堅定了我對他健康的信心。

五月中旬，我在微信上向他請教一學術問題，他順便告訴我在住院治療。我說改日去看他，他給我回了兩條信息，說：“我沒事，說實在的，忙好你的事，也就比來看我更有意義”；“你忙好你的事，就是對我最好的探望”。過了四天，又發信息告訴我他的病情，說：“現在明确了方案，就按中醫中藥調理控制。放心吧。”

七月下旬，韓昭慶教授為張先生提前慶生，請我和張曉虹等人作陪。那一天看到張先生比往常衰弱，不過也還好，并沒有顯得特别龍鐘。

萬沒料到，教師節那天晚上，張曉虹給我打電話，提醒我去看張先生。第二天上午，雨豪如注，我和兒子各騎一輛單車，像在水裡行船一樣。到了他家裡，王妙發兄、朱毅兄夫婦已經先到了。此時張先生的狀況，讓我簡直難以置信。他躺在床上，呼吸很吃力，對我們的到來已顧不上招呼。

當時已經有護士來為他做了核酸采樣，計劃等結果出來後就送醫院。我們一起就個中利弊聊了約個把小時。回來的路上，我還想，以後他住醫院了還不知怎麼去看他，在這非常時期門禁這麼嚴。萬不料，第二天十點，我正在吃早點，張曉虹又打來電話。她帶着悲聲告訴我，張先生已經走了，就早上三四點鐘的事！

十

我花了一個冬天來構思這篇文章。春過其半才斷斷續續地寫出上面這些文字。我知道這些文字很爛。瑣碎，黯淡，不足以反映張先生風神之萬一。但沒有辦法，我技止此矣。

文字，在真正要派用場的時候總是無能為力。

就寫到這裡吧。

2022-2-23初稿，24訂正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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