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徒步者跨越古鎮、田野和山坡，有的是為了尋訪曆史，為了朝聖，有的為了減肥，也有的為了孤獨、逃避或和解，或者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

聖雅各之路，年複一年

我之前走過一些國内徒步線路，走過一段環勃朗峰線，從2017年起，我開始走聖雅各之路（Camino de Santiago）。這條路橫跨法國和西班牙的古道，上千公裡長，單西班牙境内全長800公裡，需要一個月時間走完。盡管從中世紀起它就是天主教三大朝聖之路之一，但如它早已褪去了宗教的色彩，成為全球最熱門徒步線路之一。2018年，來自180個國家的32萬徒步者走完了這條路。

自此每年春節假期，我都會用五天到一周，在這條路上走100多公裡。每年徒步的終點，就是下年徒步的起點，這樣的徒步我已經持續了三年，如今還有500公裡才能達到這條路的終點——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聖地亞哥。

張星雲 攝

每當我向别人介紹我春節假期安排的時候，大部分人臉上就會逐漸寫滿三個字：“為什麼？”即便他們沒有明确說出來。

有的人會低聲試探問我：“你信教嗎？”有的人略帶調侃：“你這一天走20多公裡弱爆了，我當年30歲時和幾個哥們兒一起，一天走50公裡。”

這個問題，通常到了這裡就沒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接着雙方很快就進入“怎麼樣”的問題：你是一個人走嗎？你從哪裡出發？總共花了多少天了？這樣的話題轉變其實不失為一件好事，因為有那麼幾次我被劈頭蓋臉地問到“你為什麼要去走這條路”的時候，還真一時不知該如何作答。

我喜歡徒步，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很單純的感覺。每每在城市的樊籠中待久了，我就會去戶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你與周圍的一切都處于最簡單的關系，不需要顧忌别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轉的言語，餓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冷了就穿衣服。

人類就是一種動物，通過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風、呼吸、堅實地邁出每一步，你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遠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給我的放松感完全不亞于海島度假，與每天在沙灘上跑跑步、看看書，然後爛醉在泳池邊的躺椅上曬太陽一樣享受。

張星雲 攝

我喜歡西歐鄉間的景色；我在巴黎有個好哥們兒，每年我都會約他一起徒步，一路走一路聊，把一年發生的事情全都說一遍；像我這種寫字為生的記者，每年休年假通常都要帶着電腦交稿，隻有春節假期我可以完全不管稿子，不用背電腦。

作為徒步聖地，如今這條路路标、住宿、餐飲等基礎設施極盡完善，人們隻要背着換洗衣物、日常用品和睡袋就足夠了。無需露營裝備，為這條路提供了可以在大自然中完全孤獨的條件。按照法國聖雅各之友協會的統計，40%的徒步者是獨自出發上路的。

這也造就了這條路上一種獨特的景象，即“真正的相遇”：早上人們從驿站獨自出發上路，各走各的，絕不相互遷就，由于每人腳程快慢不同，往往在路上相遇，結伴而行一段時間，之後再分别，相互說出一句約定俗稱的“一路順風”（Buen Camino）。到了晚上，人們再在下一座城鎮的驿站重逢。

西班牙古城聖地亞哥，聖雅各之路的終點。| 視覺中國供圖

比利時大爺雷奈是這條路上的“老鳥”。他第一次一口氣完成800公裡抵達終點聖地亞哥之後，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了每天徒步的節奏，無法适應城市生活，于是他沒有停下腳步，沿着海邊繼續走。他老婆坐了一趟飛機，一趟火車，外加巴士，終于找到他，把他領回了家。不過他沒有就此打住，在大兒子出生之後他又推着嬰兒車走過聖雅各之路，後來還與小兒子一起騎自行車完成過。他在比利時早就成了“名人”，走在大街上，會被人認出來拽住，“你就是在聖雅各之路上推着嬰兒車的人”。

我是在他第四刷聖雅各之路的時候遇到的他。他熟悉每一段線路的路程以及難易程度，知道冬季哪些小鎮的驿站開門哪些沒開，他會在上下鋪的驿站裡嘲笑我帶了整套睡衣，也會組織大家一起去喝酒吃西班牙小吃。

“那你為什麼還要再一次走這條路？”當我不免好奇地問雷時，得到的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回答。我後來慢慢發現，“為什麼上路”這個問題，對誰來說都并不容易作答。

救贖與和解

1976年，台風季節的菲律賓熱帶雨林裡，美國影星馬丁·辛（Martin Sheen）帶着自己14歲的兒子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Emilio Estevez）在科波拉的劇組參加《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馬丁·辛在電影裡飾演主人公，一位要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實施刺殺任務的美軍隊長。

《現代啟示錄》，1979

電影在拍攝時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壞天氣、不穩定的東南亞政局，以及導演永遠在更改劇本的壞習慣讓原本隻需五個月的拍攝被無限期拖長。

整個劇組都處于絕望之中，馬丁·辛也不例外。電影中有一組著名鏡頭，入夜，馬丁·辛飾演的美軍隊長将自己鎖在西貢酒店房間裡，伴着“The Doors”的背景音樂在絕望中亂舞，他徒手打碎了鏡子，又将自己手上的血塗滿臉龐。其實原本劇本裡沒有要求馬丁·辛如此誇張地表演，但他那天36歲生日，并且他确實喝多了。

埃米利奧·艾斯特維茲并不喜歡父親喝酒，因為喝多了後馬丁·辛會變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長子，所以馬丁·辛永遠會先沖着他來。12個月後，馬丁·辛經曆了一場輕度的心髒病。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賓雨林中一點點瓦解了。

2010年，48歲的艾斯特維茲和70歲的馬丁·辛一起演了一部電影，名叫《朝聖之路》。在這部兒子導演并編劇的電影裡，馬丁·辛飾演的父親湯姆試圖去修複與艾斯特維茲飾演的兒子丹尼爾之間的關系。丹尼爾是個到處流浪的背包族，在比利牛斯山區行走聖雅各之路時，遭遇風暴遇難。在美國做牙醫的父親湯姆于是動身前往法國取回兒子的遺體和遺物。但是在到達了法國之後，湯姆卻決定要将丹尼爾已經走過的和沒有走完的聖雅各之路重新走一遍，以更好地理解兒子的生活。

《朝聖之路》，2010

《朝聖之路》開拍時，馬丁·辛已經成功戒酒20年。他說這部電影就是為了展現人類的軟弱，以及人們從一條路上可以得到的精神收獲。

電影的最後，年邁的湯姆替遇難的兒子丹尼爾走完了全程，在終點得到一張走完全程的拉丁語證明，他鄭重要求辦事員在上面寫上兒子的名字，将兒子的骨灰灑向大海。終于，與自己和解。

《朝聖之路》是如今與聖雅各之路有關的電影裡最有名的一部，很多人因影片渲染的奇特療愈和心靈慰藉效果而上路。

保羅·柯艾略（Paulo Coelho）1947年出生于裡約熱内盧市一個中産階級家庭，父親是名工程師，希望他以後也成為工程師，母親是嚴格的天主教徒，他從小被送到教會學校念書。但他一心想當作家。因叛逆，他被父母送進精神病院。後來他離家出走，成了一名嬉皮士，沉迷于煉金術、毒品和搖滾樂， 因寫的歌詞被軍政府逮捕。

1986年，38歲的他覺得自己人生失去目标，于是他決定去走一趟聖雅各之路，以實現他的夢想：尋找一個故事，成為知名作家。

後來的故事盡人皆知。三個月的徒步，讓柯艾略覺醒，既然想當作家，就要認真寫字，這麼簡單的道理快40歲才明白。于是他在回到家後辭去了自己歌詞作詞人的工作，成為一名全職作家。第二年，他寫就姊妹篇小說《朝聖》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如今被翻譯成80多種文字，單行本賣了1億6千萬冊，比肩《哈利波特》。它講述了一個原本生活在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平原上的牧羊少年，為了追求夢想賣了羊去尋找金字塔寶藏的奇幻故事，最終牧羊少年在金字塔沒有找到寶藏，卻實現了自己看世界的兒時夢想。那個滿世界流浪的牧羊少年，名字就叫聖地亞哥，也就是聖雅各之路的終點。

終點，還未抵達

自從我上路之後，聖雅各之路也成了我和外國人打開話匣子的方式，沒有人不知道這條路。去歐洲出差，同路的意大利美食作者會和我交換聖雅各之路沿途的好館子信息。采訪阿根廷新媒體藝術家阿馬利娅·烏爾曼（Amalia Ulman），她會激動地說小時候生活在西班牙小鎮希洪（Gijón），自己家門口就是聖雅各之路，每天看着徒步者經過。每年底是我工作最忙的時候，每當我埋于稿子，都會在某個瞬間想到西班牙鄉間的景色和空氣，讓人放松神往。每每此時，我會從櫃子裡翻出我的“朝聖者護照”，看看之前一路在每個驿站蓋的印章，再看看路書和地圖，盤算着下個春節假期我都能路過哪些地方。

雖然我已經連續走了三年聖雅各之路，但終點聖地亞哥離我還遠着呢，我遠沒有獲得《朝聖之路》電影裡那樣的解脫和救贖，也還沒有看到台灣詩人餘光中描述過的，終點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在進行彌撒時那搖擺的香爐。

張星雲 攝

在第三年的徒步之後我曾經差點放棄了。那年冬天是在鵝毛大雪裡連續走了三天，渾身濕透，晚上住的驿站沒有暖氣，中世紀的石頭房子裡面越呆越冷，接待我們的老闆娘為了省錢，晚上9點就把唯一的壁爐滅火。好在最後一天陽光重現，一路在溫暖的陽光下徒步讓人恢複心情。路段結束分别時，我和巴黎的哥們兒擁抱，暗自慶幸沒在最低谷的時候相互翻臉。

記得第一年路段結束後，比利時大爺雷奈叫上同行的其他人，在古鎮潘普洛納（Pamplona）的一家小館子給我準備了送行宴，席間他請大家喝了三瓶紅酒，然後對我說：“每年隻走一周真的太可惜了，如果你能放下更多，也許就能一氣走完了。”

其實像聖雅各之路這樣的徒步聖地還有很多，它們早已褪去了原本的曆史或宗教含義。根據聖雅各之路協會的統計，2018年完成徒步的32萬人中，其中11%走這條路的原因是強身健體，39%因為信仰，而49%的人是因為“精神收獲（spiritual）”。應該怎麼去解釋這種“精神收獲”呢？

本期封面，我的同事們會前往全球和國内著名的徒步路線。駁靜走了趟傳奇又治愈的日本熊野古道。卡生去了夾在山林野郊和和高樓大廈間的香港麥理浩徑。王珊走了著名的洛克線，試圖打開自己的心結。艾江濤在新疆烏孫古道上進行了一次曲折的的徒步，感受到艱苦的環境裡如何将人關系中的脆弱放大。“老鳥”陳璐用了很久時間尋找一條适合自己的徒步線路，最終選擇了南太行穿越。薛芃在暴雨中的武功山徒步，思考“苦行僧式”長線徒步到底有何意義。

熊野古道小邊路，從森林的角度去看無疑是極為優秀的。| 張雷 攝

穿越南太行，站在蓮花村到郭亮村途經的山洞中眺望。| 蔡小川 攝

通過實際行走，并采訪沿途的徒步者和曾經的徒步者，常年接待徒步者的各類服務人員和機構，以及沿路居民，試圖理解他們并回答一個最核心的問題：為什麼去徒步？它是如何成為中産階級新的生活方式？徒步與其他戶外運動、與标準意義上旅遊的區别是什麼？這些經典路線為何幾百年來不斷吸引徒步者前往？在短則五天一周，長則一兩個月的戶外行走中，生理和心理将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如果大部分上路的人既不是為了信仰，也不是為了強身健體，那他們收獲的到底是什麼？

保羅·柯艾略後來在接受采訪時曾“忏悔”說，自己當年實際上并沒有走完聖雅各之路全程，在距離終點還有150多公裡的小村塞夫雷羅（Cebreiro）他放棄了，随後搭了輛開往聖地亞哥的巴士。

是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很難作答“為什麼”的問題。人們在出發前并不需要找到特别的理由，因為隻要在路上了，就足夠了。但徒步的魅力也在于此，往往經過漫長的行走，繼續下去的理由早已不再是初衷，因為我們都在路上成長了。

對本期《三聯生活周刊》#封面大使#谷嶽而言，徒步不是競技、不是比賽，甚至終點都不是重要的——“往往終點就是回到了原點，你的停車場。”最重要的，就是用自己的雙腳與自然對話的過程。那些不期而遇的景色，更是帶來内心深處的愉悅。“人人都需要回歸大自然，而徒步是其中的一種方式。”谷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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