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中國#

喜歡曆史的朋友一定知道《史記》在中國的曆史地位，它記載了黃帝至漢武帝前後共三千多年的曆史，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被合稱為“前四史”，更被尊為了“二十四史之首”。

《史記》全書共分為“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和“十表”、“八書”，共計一百三十篇，近五十三萬字。因為規模宏大、體系完備、公允客觀等原因，被曆朝曆代所推崇。

而且，作為我國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對後世的史學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種“紀傳體編史法”還被曆代的“正史編纂”所繼承沿用。魯迅先生曾經評價道: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贊歎《史記》偉大的同時，自然不能遺忘它的創作者司馬遷。作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偉大之處不僅在于《史記》，更在于為了創作《史記》而付出的艱辛和隐忍。

司馬遷（約前145年——約前87年），字子長，出生于夏陽龍門（今陝西省韓城）。他是中國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被後世尊為“史聖”。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朝廷史官，他不僅史學知識淵博，而且對于儒家、道家和法家都頗有研究。有感于曆史記載的混亂，司馬談立志要編纂一部足以傳世的史學巨著。

受到父親的影響和教育，司馬遷從小就開始學習曆史，先後師從董仲舒和孔安國等名家。小有所成後，他在父親的鼓勵下開始周遊各地，實地考察風土民情和史料記載，掌握了第一手的準确資料。

通過長期的遊曆，更加堅定了司馬遷要成為一名史學家的信念。返回長安後，他入仕成為了漢武帝劉徹的近侍郎中，經常随駕出巡各地，不斷積累了豐富的政治見解和曆史知識。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前往泰山進行“封禅大典”，本應随行的司馬遷因為父親病重，選擇在家盡孝。臨終前，父親司馬談希望兒子可以繼承司馬家的傳統，不僅要成為朝廷史官，更要著寫史書以流傳後世。據《太史公自序》記載:

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餘死，汝複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終于如願繼承了父親之前所任之職，擔任了朝廷的太史令，專門掌管天文曆法和皇家典籍。任職期間，他終于完成了中國古代的第一部曆書《太初曆》，被漢武帝下旨大力褒獎。

公元前104年，司馬遷開始進行《史記》的創作，不斷搜集和核實各種史料。不過，就在此期間，一件本來與他無關的飛來橫禍徹底改變了司馬遷的命運，這就是“李陵投降事件”。

李陵是飛将軍李廣的長孫，作為名将之後，他自幼開始學習兵法戰陣和弓馬騎射。之後，進入漢武帝的近衛軍建章營曆練，逐漸赢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器重。

公元前99年，漢武帝任命貳師将軍李廣利統兵出征匈奴，同時任命李陵為副将随軍出征。攻入匈奴境内後，李陵親率五千騎兵作為策應，積極配合李廣利的主力兵團進行作戰。

由于偵察情報有誤，導緻李陵所部太過于深入匈奴腹地，在浚稽山一帶被匈奴單于的八萬精銳包圍。在此絕境下，李陵連戰連退，孤立無援之下依然數次擊退匈奴的騎兵，逐漸退入山林中堅守待援。

結果，李廣利的援兵遲遲未到，但匈奴的攻勢卻越來越強，李陵隻得進行突圍。在這次突圍中，他和近身的護衛都被匈奴人所俘虜。

消息傳回到長安，整個朝廷都震驚了。作為前軍統帥，李廣利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竟然謊稱李陵是因貪功冒進才陷入重圍，之後又無恥地向匈奴投降。

漢武帝聽信了讒言，盛怒之下懲處李陵全家，将其誅滅了三族。

太史令司馬遷本來與此事無關，但他素來敬重李家的忠義，也了解李陵的為人，因而建議漢武帝暫勿處罰，待情況确切後再行處置。結果，劉徹不僅不聽勸谏，還将司馬遷以“誣罔之罪”罷官下獄。

在獄中，酷吏杜周為了讨好劉徹而嚴刑逼供司馬遷。到了晚年時期，司馬遷曾在《報任安書》中這樣回顧自己的牢獄生活: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

根據漢朝的刑律，囚犯有兩種方法免除刑罰，一種是“納金贖罪”，一種是“接受腐刑”。在那個人人尚勇，在那個視名節如生命的年代，就連奴仆都很少有甘願接受腐刑的，更何況是士大夫階層。

但是！司馬遷為官清廉而又家貧無資，更想到家中的妻小無人照料，竟冒着巨大的屈辱選擇接受腐刑以便出獄。對此，他内心無比的悲恸，在《報任安書》中寫到:

行莫醜于辱先，诟莫大于宮刑。

出獄後，司馬遷開始全身心投入到史書的創作中，曆時十四年終于用自己的血淚著就了《太史公記》，後更名為《史記》。之後，司馬遷雖然名噪當世，但他卻覺得自己愧對先祖，再也沒有前去祖墳祭拜過。

或許，在司馬遷看來，選擇死亡隻是一時的解脫，而毅然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氣。

歡迎您點贊關注@文史不假，我們一起學習曆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