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凱倫·袁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當那群年輕人圍住我父親時，他可能正站在一箱西瓜旁邊，一手舉着西瓜，另一隻手在西瓜上輕輕敲打。他也可能是在察看凍魚，琢磨着是鳕魚還是鲽魚看起來更新鮮。我不知道當時具體的情況，我不在現場。但我知道的是那群年輕人，他們是一群沒戴口罩的白人，他們圍着我父親一起沖他咳嗽。其中一人一邊冷笑，一邊說：“你就是一堆屎。”這一幕就發生在疫情初起時，去年的二月或三月。

我不知道所有的細節，因為父親從沒對我說起過這事。我是在此事過去幾個月後的6月，聽母親在電話中順嘴說了一下，然後她就若無其事地繼續說起了别的。她說：“不要擔心我們。你自己要保重身體。”當時，我和父母并不住在同一個州，我已經整整一年沒見到他們了。“需要我們給你多寄幾個口罩嗎？”

近期美國反亞裔暴力事件頻發

我還沒有與爸爸深入讨論過這件事。即使近期美國反亞裔暴力事件激增（其中就包括在上周，一名槍手在亞特蘭大市殺害了6名亞裔女性），但經過這麼長時間，沉默早已變成了麻木。當我告訴爸爸我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第一次問起了這件事。包括我父親（和我母親，她也同樣遭受過種族歧視）在内的許多移民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規矩，就是不與他們的孩子讨論亞裔美國人日常遭受歧視的事。即使是到了現在這樣一個痛苦時刻，這個規矩也未發生絲毫改變。

在我的童年記憶裡，父母幾乎從未談論過種族問題。而當他們談到時，也隻會告訴我那些有關移民的陳年往事：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離開中國，所有的隻是一些美元和決心；我們長時間努力工作，就想過上我們夢寐以求的生活。看看我們是怎麼成功的；看看你又是怎麼成功的。種族歧視是發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但從未發生在我父母身上。當他們看到警察施暴的新聞時，他們也譴責了警察的暴行，但他們卻隻把此事當作電視上播出的異域奇聞。

他們少有的幾次開口都觸動到了我。小時候，有一次看完電影坐車回家，我大聲宣布要在長大後當個演員。母親目不斜視地說：“這可不容易。”我反駁說，她和爸爸都說過隻要我努力，就沒有做不成的事。“但要做好沒人用你的準備。你是個亞裔。”我不記得那天我們看了什麼電影，也不記得媽媽在那之後說了什麼。我隻記得在餘下的時間裡我都沒再說話。

去年年底，我搬回新澤西州某市郊的父母家，希望與他們在疫情期間有更多時間相處（并節省房租）。我覺得和他們住在一起會讓我們有更多機會讨論種族問題。但不斷湧現的有關亞裔遭受種族歧視的新聞報道似乎在叙述另一個世界的故事，與我們家自認為存在的那個世界毫無關系。我父母和我讨論了食譜，爸爸的繪畫愛好，還有弟弟的大學申請。我想他們知道周圍流傳的那些反亞裔種族歧視故事，他們也知道我了解這些事，但他們卻從未談起過這些事。我内心不安卻又不知道是否該打破這種掩耳盜鈴的狀态，我與他們保持着默契，有千萬句話就在嘴邊卻沒有說出來。

在我追問媽媽那次雜貨店事件的具體細節時，我才知道在事發後，爸爸每次再去那家雜貨店時，都會先把車開進一個停車位，關掉引擎，坐在那裡，就那麼靜靜地坐在車裡，然後鼓足勇氣走進店裡。當我問爸爸為什麼不告訴我這件事時，他說他肯定是忘了。“這也不是什麼大事，”他說。此後，他就陷入了沉默。

我把父親的沉默告訴了斯坦福大學研究亞裔美國家庭的博士後詹妮弗•路易斯•楊（Jennifer Louise Young）。楊并不感到奇怪。她發現，亞裔父母不會真的和孩子談論種族主義，不管這種種族主義是針對亞裔還是其它社群。她暗示，當遭受到種族主義侵害時，亞裔父母可能會因為不願承認現實或感到羞恥而特别不願談及自己的經曆。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亞裔美國人的社會學家珍妮弗•李（Jennifer Lee）指出，亞裔父母可能不會告訴孩子有關種族主義的事，因為這需要他們具有某種脆弱性。李告訴我：“你父親（希望）保護你不受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影響，因為你是他女兒，父母有天然義務去保護自己的孩子。對于移民父母而言，承認自己現在需要保護是對他們幸福感的沉重一擊。”

沉默也是一種隔絕不良影響的行為。像我父母這樣的移民可能對被排斥的經曆保持沉默，希望這種沉默有助于他們自己，尤其是他們的孩子融入美國社會。但在此時，我們看到亞裔被騷擾、被威脅、被擊打、被刀刺，這已經充分暴露出了這筆交易的荒謬性。我父母那一代移民可能還夢想着會出現一個後種族主義時代的美國，但這隻是一個缥缈的夢想，一個彈指即破的夢想。這個夢，可愛而又虛幻，根本不會維持太長時間。

為了寫作這個故事，我最終不得不問起父母為什麼他們從不對我和弟弟談起反亞裔種族主義問題。在某天吃晚飯時，我提起了此事，他們似乎很驚訝。他們先沉默了一會兒。最後，媽媽開口道：“我們希望你們倆不要生長在種族主義的陰影下。我們不想讓你們因與衆不同而感到難過。”我對她的坦率感到驚訝。“我們不想把這種心理負擔強加給你們，”我父親補充說。

他們沒有說不願承認現實或感到羞恥。他們根本不提自己受到的傷害。他們仍把關注焦點放在弟弟和我身上，當他們敞開心扉談到自己為什麼保持沉默時，仍試圖保護我們免受種族主義的影響。

反亞裔種族主義的悲劇在于我們無法看清它的全貌。如果種族歧視事件連受害者的家人都不知道，那在官方統計數字中，這些反亞裔暴力事件就更少了。在美國，反亞裔暴力事件的真實數量和恐怖程度可能永遠不為人知。盡管有關亞裔仇恨犯罪的報道在過去一年有所增多，但維權組織“亞裔美國人促進正義會洛杉矶分會”的首席執行官康妮•鐘喬（Connie Chung-Joe）表示：“我認為這隻是冰山一角。我們看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去哪裡尋求幫助或支持。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會去尋求幫助。”

在亞特蘭大槍擊案發生後，父母一開始對我絕口不提此事。我們談了香煎三文魚的最佳方法（把三文魚切成小塊）和父親水彩畫技法有所進步（他已掌握了畫雲朵的方法，但畫樹的技法仍然粗糙）。但我們慢慢感受到了這條新聞的分量。

最終，在幾天後，我再也無法保持沉默。一天下午，當我們在廚房無所事事時，我提起了槍擊案。是的，他們也聽到了這個消息。這個如此可怕的消息。媽媽說：“當你搬回城裡後，不要在天黑後出門。也别一個人出去。”當我指出亞特蘭大槍擊案的大多數受害者都和她同齡，她也應該提高警惕時，她聳了聳肩。然後她把爸爸此前在雜貨店買到的那碗草莓洗幹淨，放到了我面前。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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