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字造詣頗深的老前輩曾講過：“行文簡淺顯。”短短5個字，是智慧，是真谛，是境界。

簡，即簡短精煉，用簡潔的語言表達深刻的道理。古人多主張“文貴簡”“文約而事豐”。老子曰“大道至簡”，陳骙談“事以簡為上，言以簡為當”，劉勰說“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缛為巧”，俗話也講“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古往今來的“一字家書”“一字詩歌”“一字社論”“一字小說”，也都絕妙地诠釋了言簡意赅之真義。

“作文如布兵，文豪亦宿将。”以一當十、惜墨如金向來為行文者所追求。《金壺七墨》裡有一篇祭文：“某醫士卒，或祭以文雲：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薨。”12個字概括了死者的一生，既有贊揚之詞，符合祭文規則，又一反祭文歌功頌德的慣例，不乏諷刺揶揄意味。而且，句句有“公”，文不離“醫”，抑揚頓挫、一氣呵成，短而實在、短而精彩。

清人劉大櫆《論文偶記》曰：“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為文章盡境。”其實，很多經典文章都可以從中找到“簡”的影子：《古文觀止》收短文兩百餘篇，《道德經》僅五千言，《愛蓮說》隻有百餘字，《嶽陽樓記》隻有三百多字，皆成傳世經典。正所謂：“尺水可以興波，紙短也能情長。”

淺，即深入淺出，用形象的語言說明抽象的道理。群衆的話、樸素的話，帶泥土味兒的話、冒熱乎氣兒的話，更能讓人聽得進、記得住、傳得開。法國思想家薩特曾向學術界呼籲：“必須學會用形象說話，學會用這些新的語言表達我們書中的思想”，而且親自把自己的哲學書《存在與虛無》簡化成一本通俗小冊子。無論什麼思想，隻有可聽可看可感，才能走出去、活起來，“有意義”更“有意思”，達到随風入夜、潤物無聲之效。

我們常說，到什麼山唱什麼歌。如果不分場合、不看對象，滿口“之乎者也”，就會讓人聽不懂、看不明，不願聽、不買賬。《笑贊》中的秀才為什麼淪為笑柄，就是因為說了一番咬文嚼字、佶屈聱牙的話。“荷薪者過來”“其價幾何”“外實而内虛，煙多而焰少，請損之”，這樣的話百姓哪裡聽得懂？等到做了官，依然轉文，“近來黎庶何如”的官腔官調，百姓一頭霧水，隻得用“今年梨樹好”來應答。面對大衆而不說大衆話，隻能是自讨沒趣、自取其辱。

顯，即重點突出，用凝練的語言闡述完備的思想。“立片言以居要，收千裡于方寸。”主次分明、詳略得當，言之有物、富有個性，意盡言止、凝練傳神，這樣的文章有針對性，也有吸引力。如果“芝麻大的核，西瓜大的殼”，空話連篇、虛頭巴腦，有如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讓人生厭。匈牙利作家馬洛伊·山多爾對此評論說：“喋喋不休者發聲時，物質消失了，世界充盈着瑣碎的語言。”

高人總能一語道破天機，高手總能一招擊中要害，而面面俱到、滿紙空文者則“用碎片式的語言堵塞世界，直至無法繼續承受”。“博士買驢，下筆千言，不見驢字”，早已成為笑料。明太祖朱元璋聽刑部主事茹太素奏事，一萬七千字未見有用之詞，将其痛打一頓，斥其“虛詞失實，浮文亂真”，要求“若官民有言者，許陳事實，不許繁文”，并多次在奏折上批示“凡事最重要的是務實，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飾、迎合、頌贊、套文陋習，萬不可法。”

簡、淺、顯的文風自古受到推崇，但假、大、空的陋習今天仍有市場。有的認為“長”有權威感，添枝加葉、浮詞累句，動辄一二三，甚至四五六；有的認為“大”有厚重感，故弄玄虛、有意拔高，大量摘錄古典名句，大肆引用深奧理論；有的認為“全”有踏實感，不論主次先後、不分輕重緩急，這也想表達，那也不想丢，“短消息”寫成了“大塊頭”。文風連着黨風，中央為此專門下發通知，明确要求發揚“短實新”文風，堅決壓縮篇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長空洞。

秀才怕寫帖兒，木匠怕砍楔兒，廚子怕切碟兒。行文做到簡、淺、顯并非易事，需要能力，需要曆練，需要擔當。“隻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沒有私心雜念，才能做到言行一緻、表裡如一，講出的話、寫出的文章人們才願意聽、願意看。”的話一語中的、切中要害，需要每一位行文者細思之、牢記之、笃行之。

（作者單位：西藏軍區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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