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六國論》，如今通常指的是蘇洵寫的那一篇，一方面是因為中學教科書的選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一篇文章确實寫得還算不錯，有一些現實意義。

但在北宋，蘇洵、蘇轼、蘇轍父子三人同寫《六國論》是一樁美談，被士林稱贊。當然，這個“稱贊”并不是說他們文章寫得多好，隻是“互相吹捧”而已。

實際上，蘇轼、蘇轍兩兄弟的《六國論》非但寫得不好，甚至可以說是胡說八道，幼稚可笑。

蘇轍的《六國論》作為文學作品來說，評價很高，曆來認為其“甚得天下之勢”。但作為一篇政論文，這篇文章就顯得很膚淺了，既沒有現實意義，也沒有曆史價值。

這篇文章講了什麼事呢？蘇轍表達了一種非常幼稚的觀點，即六國為何被秦國消滅，以及如何能改變被消滅的命運。

蘇轍開篇明義，總結六國被秦攻滅的原因，即：

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翻譯過來就是，六國的那些有智謀的人太愚蠢了，都是目光淺顯之輩，根本就沒看明白天下大勢所在。這話說得年少輕狂，而在論證這一觀點的時候，也暴露了蘇轍作為一個年輕人，在見識上的缺陷，即太過理想化。

蘇轍在表達這一觀點之後，給六國出了一個自以為絕妙的主意。

他認為，六國的關鍵就在韓、魏兩國，因為它們是鎖死秦國東出的要沖。而要阻止秦國東出也很簡單，隻需齊、楚、燕、趙四國大力支持韓、魏，讓他們與秦國死磕就夠了。但現實卻是，韓、魏依附秦國，齊、楚、燕、趙被“遠交近攻”，逐一削弱。

蘇轍也是據此認為，六國之士都沒有見識，是一群貪圖尺寸之利的井底之蛙。

然而他并沒有想過，韓、魏願不願意以舉國之力幫助四國阻擋秦兵；也沒有考慮過，齊、楚、燕、趙四國願不願意全力為韓、魏提供援助。以當時的态勢來說，七國都有一統之志，齊、楚、燕、趙趁機削弱秦、韓、魏三國國力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而事實上，曆史也多次證明，六國聯盟根本就無法穩定存在。

如果曆史真能按照蘇轍設想的那般發展，他的“計謀”倒是可以實現；而在實際上，蘇轍的想法卻沒有一丁點兒現實價值。他的《六國論》之所以被一些文人看好，隻不過是文章寫得氣勢十足罷了。

如果說蘇轍的《六國論》太過理想化，那麼蘇轼的《六國論》簡直就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了。

蘇轼的《六國論》沒有講述六國為何滅亡，而是大講特講為何六國久存而秦國速滅，最後歸結于“養士”二字，明顯帶有濃重的私心和私利。

在這篇文章裡，蘇轼認為秦國能統一六國沒什麼了不起，而六國能存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說明其制度要比二世而亡的秦國好得多。其中最為關鍵的就在于，六國的貴族們争相養士，這對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蘇轼所說的“士”，并不是後世所說的“士人”階層，而是指那些容易引起社會動蕩的人，包括“智、勇、辯、力”四類。簡單來說就是：太聰明的、太勇武的、會忽悠的、能力太強的，這四類人都是不安定分子，需要特殊對待。至于那些愚樸的農民百姓，就應該用來無條件奉養這四類人士。

在蘇轼看來，如果能将這四類人招到麾下，其他的百姓即使想要造反，都找不到領頭的人，社會自然就安定了。

為此，蘇轼還要硬生生地在曆史上找例子，甚至不惜歪曲史實，這也是蘇轼的一貫作風，王安石等人看不上蘇轼也正在于此。

蘇轼說，秦二世而亡就是因為過于相信法度、秩序，沒有了養士的風俗，以至于之前被供養的“智、勇、辯、力”四類人士在民間鼓吹，社會動蕩。楚漢争鋒之後，四類人士損傷慘重，所以社會相對穩定；文帝、景帝、武帝三朝，雖然也重視法令，但因為吳濞、淮南、梁王等人重視養士，所以社會才會較為安定。

然而事實卻是，漢初幾代帝王為了解決這些擅于“養士”的人而消耗大量國力，以至于七十年都無力對抗匈奴。而正是文帝、景帝、武帝三朝逐漸清除了這些毒瘤，收回了“智、勇、辯、力”四類人士在社會上的特權，才使得漢朝日漸強大，最終逐寇大漠，飲馬陰山，揚鞭塞北，聲震異域。

蘇轼熟讀史書，自然不可能記不住這麼簡單的史事，他隻是在故作驚人之語，通過“唱反調”的形式來引起士林關注而已。通俗點來說，不說“狗咬人”，偏說“人咬狗”，以此吸流量，博眼球。這種事情蘇轼在當時經常做，也被很多人诟病。

所以，蘇轍的《六國論》雖内容幼稚，但文風依然值得稱道，而蘇轼的《六國論》卻早就泯然衆人，鮮有人提及了。

相對來說，他們的父親蘇洵的《六國論》影射了一些現實，影響力更大一些。雖然受眼界的限制，蘇洵對于現實的觀察并不透徹，但卻也在情感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鳴。

蘇洵的《六國論》也是開篇明義，提出了六國破滅的根由，即：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

其“弊在賂秦”一句，是全篇主旨，也刺在了很多人的痛處，引起了士林共鳴。雖然當時以及後世的很多人并不是很認可蘇洵的觀點，但也多認為這并不是蘇洵的見識不高，而是有意的“借題發揮”。

蘇洵在這篇《六國論》裡“借題發揮”了什麼内容呢？

蘇洵認為，韓、趙、魏、燕、楚五國都懾于強秦，為圖一夕安穩，争相割地；而齊國雖然沒有這麼做，但卻目光短淺，不能相助五國，所以最後孤立無援，難逃敗亡。

他用燕趙兩國與秦國的作戰來舉例，說趙國五戰強秦，三勝兩負，而趙國的衰落就是從賄賂秦國開始的；燕國更是敢于與秦國作戰，而其滅亡也是燕太子丹遣荊轲入秦進獻地圖導緻的。

衆所周知，趙國後來之所以不能與秦國抗衡，正是因為屢次與秦軍作戰失利，國力耗盡；而燕太子丹遣荊轲入秦的目的也根本不是進獻地圖，而是脅迫甚至刺殺秦王。

蘇洵對原因和結果避而不談，明顯是另有目的。他隻是想得出一個結論，即六國的整體實力要遠遠超出秦國，而六國之所以滅亡，正是因為不團結，争相“賂秦”，使得秦國更強，六國更弱，最終身死國滅。

而蘇洵之所以想要得出這個結論，其實是在影射宋朝年年對契丹遼國賠款的現實，所以他在文章的結尾說了一句非常“誅心”的話：

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從當時的社會現實來說，宋朝年年給遼國賠款，即所謂的“歲币”，雖然大的戰事停息，但邊境之上卻屢有小股遼軍入境劫掠。

乍一看，遼宋之間的關系确實和當年的秦與六國很像，但實際上卻并不一樣。蘇洵隻是看到了兩者在表象上的相似之處，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宋朝為何會年年給遼國歲币。

從根本上來說，奠定宋朝年年給遼國賠款的“檀淵之盟”，實際上在訂立之初就是一種“滅遼之策”，這個問題會另開一篇文章進行詳細的論述。

如蘇洵這般的士人囿于社會地位，接觸不到當時宋朝真正的隐秘，所以在很多問題上的觀點都是非常狹隘的，這也是眼界不足所帶來的通病。

未來在黑夜隐匿，于此靜待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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