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是對記載上起堯舜下至春秋中期的曆史文獻的彙編之書，先秦時期稱為“《書》”，大概到了戰國末或西漢初開始被稱為“《尚書》”，意思或是“上古之書”，為儒家“六經”之一。曆代統治者和讀書人都很看重《尚書》，“曆代寶之，以為大訓”，這可能和此書有豐富的統治策略、深刻的政治經驗的記載有關，“足以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

《史記》說孔子删定《詩》《書》，這将《書》的編定時間定在了春秋末年。《書》是否真由孔子編次而成，現在看來還缺少确切的證據加以論定，但文獻記載和新發現的出土文獻都表明，先秦時期存在不少的《書》類文獻，王充《論衡·正說篇》說“《尚書》本百篇”，這些文獻在周王室和諸侯國的檔案機構或史官部門傳承，後來或流布民間，總的數量應該不少，《尚書》可能就是儒家基于上述材料選編而成。

清《孔子世家圖冊》之“退修詩書”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不過，《尚書》不少篇章雖來源于文書檔案、史官記錄，一些内容在文字和用語上也與西周金文接近，但這些經過編次、整理過的篇章，已脫離原始的文書檔案性質，也與西周金文的性質有異。總體而言，編入《尚書》中的這些篇章，都或多或少經過史官或後世傳習者的整理甚至增益，個别篇章固然還殘留有文書檔案的特征，不過基本都已是古書的性質，内容側重在讨論治國之道及其教訓。

流傳到今天的儒家“十三經”中的《尚書》，經曆了一個較為複雜的過程。今本58篇的《尚書》，在内容上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在整體上具有一定的一緻性，在各部分之間、各部分的一些篇章之間又存在着足夠明顯的差異。

從體例上看，《尚書》篇章可以以例類分，《尚書序》謂之“典、谟、訓、诰、誓、命之文”，約為六類，其特征确實也很明顯，是《尚書》的獨特體例。“典”被視為典範可百代常行，“谟”同“謀”是君臣之間的謀議對話，“誓”主要指戰前的宣誓之言，“诰”主要是君臣或臣民之間的诰教之詞，“命”主要是冊命的内容。

《尚書新注》（新編新注十三經），何晉 撰

從内容上看，《尚書》中多數篇章重在記言，所記多為君主誓命臣民以及君臣之間謀議告誡之辭，另有少數叙事之篇。《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謂《尚書》重在記言，大略不差。

秦朝焚書，通曉《尚書》的原秦博士濟南伏勝，曾将《尚書》藏于壁中。西漢初年，他重新取出那些竹簡時，僅存29篇，以教于齊魯之間。伏勝之《書》後來用隸書寫定，成為西漢經生學習的教科書。漢武帝時歐陽所傳《尚書》被立為博士，宣帝時又立夏侯勝、夏侯建即所謂大、小夏侯《尚書》于學官。西漢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均來自于伏生29篇之傳，此三家《尚書》因為用漢代隸書抄寫而傳授，後世稱之為“今文《尚書》”。

[明]杜堇《伏生授經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在西漢，孔氏家還藏有先世傳下來的用戰國東方齊魯文字抄寫的《尚書》，也即所謂的“古文《尚書》”，孔子第十一世孫孔安國把它與當時通行的伏生本相對照，發現古文本比今文本多出十餘篇，這些多出來的篇章被稱為“逸《書》”。古文《尚書》大概在魏晉之際亡佚。

東晉初年，豫章内史梅赜（或作“頤”）獻給朝廷一部有孔安國作傳（即注）的“古文《尚書》”，此本是将今文《尚書》28篇（《泰誓》已佚）分為33篇，此外又多出25篇，再加上書前一篇所謂孔安國作的《尚書序》，共59篇。全書經文都有所謂孔安國作的傳。但經過宋元明清曆代一些學者的懷疑與考證，得出的結論是所增25篇為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的僞作，《尚書序》、全書孔傳也并非西漢孔安國所作。這多出的這25篇古文部分，就被稱為“僞古文”，全書的傳文被稱為“僞孔傳”。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戰國簡書，其中有不少與《尚書》相關的内容，特别是有幾篇可能就是戰國時代真正“古文《尚書》”的篇章，它們和僞古文《尚書》25篇中的篇章大有區别，再次證明了僞古文《尚書》25篇為晚起的僞書。但僞古文的作者是誰，尚未能确知。僞孔傳的撰作者，有人認為是魏時的王肅，或西晉的皇甫谧，或梅赜，但都無鐵證，蔣善國《尚書綜述》說：“總起來說，僞《孔傳》的傳文，是以《孔安國古文尚書說》為底本，擴大成《傳》，以王肅《書》注為宗，參以西晉太康以前的諸家《尚書》注說和他自己的創見而成的。”認為僞孔傳“在解經方面，是西晉以前《尚書》經說的總結，價值很大”。

清華簡

劉知幾在《史通·斷限》中說：“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從古至今，《尚書》吸引了不少政治家和學者去研讀它，早在先秦時期便已被儒家經典化，它試圖通過對中國文明開端時期特别是三代曆史書寫的編纂，并主要利用君王、大臣親口的言說诰教，來凸顯夏、商、周乃至後世恒久不變的政治“常道”，總結中國古代政教最基本的價值，這些價值來自于對過往曆史的借鑒和歸納，也在将來的曆史中不斷被重申和強調。

《尚書》在編纂的結構體例上，就體現了系統的曆史建構，基本從一開始便獲得了競争上的優勢和權威的地位，成為後世認識中國上古曆史的基礎文獻，幾乎被司馬遷《史記》全部采用；也是鑄造中華文明的基礎經典，春秋時便作為《書》類文獻用于貴族子弟的教育，《禮記·經解》說：“疏通知遠，《書》教也。”其《虞書》中《堯典》《舜典》《大禹谟》《臯陶谟》《益稷》，這些篇的先後排列，形成了堯、舜、禹、臯陶、益的古史人物及其政治更替序列，作為基本認識被戰國及以後時代的人普遍接受。《堯典》《舜典》篇題中特别使用的“典”字，更表達了編纂者希望其中所蘊含的賢人政治成為百代常行之道示天下以典範的理想。書中《夏書》《商書》《周書》三部分在結構上自然形成了夏、商、周的三代曆史分期，各部分之首對《甘誓》《商誓》《泰誓》三篇的安排，提示夏、商、周不再是通過選賢舉能的禅讓，而是用暴力革命而來改朝換代，王位繼承踐行的是中國曆史上另一種政治更替模式——世襲制。

武氏祠·武氏石阙銘武梁祠畫像冊，故宮博物院藏

上述《夏書》《商書》《周書》三誓，告訴了我們什麼是壞的政治，什麼是好的政治。此外，全書中不少政治上的嘉言儆語，還被曆代傳誦和引用，例如在用人上，君主要提防“巧言佞色”（《夏書·臯陶谟》）；仁愛的君主猶如人民的父母，其去世百姓“如喪考妣”（《夏書·舜典》）；君主應勤勞民事“兢兢業業”（《夏書·臯陶谟》），為政“無偏無當”（《周書·洪範》），行事要抓剛要“有條不紊”（《商書·盤庚上》）；為臣不能“作福作威”（《周書·洪範》）。

好的政治取代壞的政治，乃是順天命而行。“天命”思想可以說貫穿于《尚書》全書，已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書中認為，天命即上天之命，不為一族一姓所私有，“天工人其代之”（天之事由人來代做。見《虞書·臯陶谟》），故夏、商、周的明哲先王都曾受有天命而順行之，廣有天下四方，但後代若不敬天保民，天命則會轉移，緻使亡家喪國。牧民的君主僅是天下的托管者，并不能永久占有天命，一旦失德不順天命，則會被改換。因此君主不斷被提醒天命難知，而“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上天的視聽乃是通過人民的視聽，上天的威罰亦是通過人民而彰顯。見《虞書·臯陶谟》）。“天命”與“民本”，這一上一下，就這樣融鑄為中國古代政治的一體兩面。

李零先生《禹迹考》中說：“中國經典，天文祖《堯典》，地理宗《禹貢》，《易傳》道陰陽，《洪範》序五行，對中國思想影響至深。它們除《易傳》附于《易經》，皆在《尚書》中。”此外，《尚書》中的《立政》講“官職”，《顧命》記“禮儀”，《呂刑》述“刑法”，亦無不對中國古代的官制、禮法産生影響。即便是其中的僞古文《尚書》25篇，也因富含政治訓誡、思想智慧，早已融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中。

《周易新注》（新編新注十三經），王錦民 撰

《尚書》曆來難治，本書雖名《新注》，但訓釋多參前賢，所謂“新”之所在，大概一是我們現在對《尚書》的認識、研究的角度和過去已有不同，二是在不斷發現的新材料基礎之上，出現了不少史學、考古學、文字學等方面的新研究成果可資參考利用。由此，與舊注舊疏相較，或有新處，僅以供大家參考和批評。

（題目為編者所拟）

袁行霈先生主編“新編新注十三經”之最新品種；

吸收古今中外研究成果，利用清華簡等出土文獻，

對《尚書》疑難字詞詳加解釋，破除閱讀障礙

《尚書新注》

何晉 撰

繁體橫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5602-7

68.00元

北京大學袁行霈先生主編的“新編新注十三經”，包括《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孫子》及《韓非子》。此次推出的《尚書新注》，即為其中之一。《新注》以皕忍堂刊唐石經《尚書》為底本，參考和吸收曆代名家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清華簡等新出土的文獻資料，對全書重要字詞做了全面細緻的注釋，既疏通了句意，又注意兼顧《尚書》在經學、史學、哲學上的意蘊，對一些重大的學術問題做了積極的考論。

何晉，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史、史料學、經學，主要著作有《戰國策研究》等，點校整理有《尚書孔傳參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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