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誠是我國明代傑出的旅行家。永樂年間，曾數次出使西域，遠及中亞和阿富汗一帶，為發展中西關系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中外學者對他及他的西行都曾作過某些研究，但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筆者試就其中的幾個問題提出自己的一些膚淺見解，以就教于大方。

陳誠生卒年詳考

陳誠的生卒年月，《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陳誠條是這樣寫的：“陳誠，字子實，生卒年月不詳，約明成祖永樂五年前後在世。”新近出版的《辭海》[1] 以及即将出版的《中國曆史大辭典》陳誠條均不載其生卒[2]。美國學者古德利奇為《沙哈魯遣使中國記》麥特列譯本寫的前言中對陳誠的年歲談得較為具體一些，他認為陳誠活動于1370年至1455年，但他的估計仍與實際相差甚遠。

考之史乘，陳誠的卒年實際上有明文記載的。《國榷》卷32英宗天順二年八月條：“乙醜，署光實祿事右通政陳誠卒。”天順二年，即公曆1458年。

關于陳誠的生年，雖史無明文，然我們可以從一些有關記載中推算出來。宣德二年（1428）陳誠的同鄉好友曾啟為陳誠故居逸老堂作《逸老堂記》，文中提到是年陳誠“年已六十四矣。” [3] 據此，可以推算出陳誠出生于公元1365年。這是第一種說法。崇祯年間，陳誠後人收其遺稿及友人投贈之作，輯成《陳竹山文集》四卷，同邑劉同升為之作序曰：“先生以名進士曆國朝之久，享季九十有三。”[4] 按此推算則陳誠當生于1366年。此說比曾啟所說相差一年，未詳孰是。推而論之，曾啟寫《記》時陳誠還健在，二人又是生前好友，當不會錯。劉同升寫《序》時已是明末的1642年，距陳誠亡日已曆180年之久，相形之下，陳誠生于1365年的說法還是比較可取的。

對陳誠、李暹合者《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說之獻疑

提到《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想二書的作者，并把陳誠和李暹的名字聯系在一塊。謝國祯及向達先生曾為二書作過跋[5]，魯深同志也做過較細緻的考證[6]，都一緻認為二書出自陳誠與李暹之手，這種觀點已為多數人所接受。他們的共同依據是本世紀三十年代新發現的二書的明抄本上署的就是二人的名字。這與《明實錄》、《國榷》、《明史》隻署陳誠有不合之處。何者為是尚需仔細推敲，不能偏信一方。

《西域行程記》是陳誠一行出使西域的行程日記；而《西域行程記》、而《西域番國志》則記載了他們所曆各國的情況，二書均作于永樂十一—十三年（1413—1415）之間。據陳誠自己所說，在這次出使中，他的身份是“典書記”，“職司記載。躬踐遐陬，敢不具述”[7]，專門記載行程之見聞，“謹撰《西域記》一冊、《獅子賦》一冊、《行程記》一冊”[8] 在這裡，陳誠已将二書出自誰手交待得十分清楚。

陳誠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進士[9]，是《永樂大典》修纂人之一，[10] 他的朋友解缙、楊士奇、楊榮等人大都是著名的文人墨客，他本身也有很多詩文傳世，說明他是善于舞文弄墨的，他完全具備撰成二書的條件。而李暹則不然，他僅僅中過舉人[11]，一生無什麼學術活動，更無什麼著述留世，甚至連篇名也未見留存。大概筆墨之事，非其所長吧！《西域行程記》全書不到五千字，《西域番國志》字數較多一些，也僅有八千字。區區之作也由兩人合寫，在中國曆代的遊記中還是罕見的。

謝、向、魯諸先生斷言二書為陳誠、李暹合著，唯一的依據是明抄本的署名，他們相信明抄本與原本相合。實際上，這是個錯覺。我把明抄本（指《善本叢書》本）與《陳竹山文集内篇》卷一所收《西域山川風物行程記錄》（以下稱《文集》本）作了一下對勘，發現兩種版本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差别。從整體結構體講，《文集》本所述各國的順序為：哈烈、撒馬兒罕、疊裡迷城、沙魯海牙、塞蘭城、達失幹、蔔花兒、渴石、養夷、别什八裡、于阗、土爾番、崖兒城、鹽澤城、火州、魯陳城、哈密，大體沿着自西向東，由遠而近的順序排序下來，而明抄本則不然，它把達失幹、蔔花兒放在哈密之後，這就出現了所記各國順序的紊亂。在文字上，二本也有很大差别，《文集》本所叙比較嚴整，明抄本在字句上有所增删，而且還有一些地方出現相反的意義。如陳誠在講哈烈人沐浴時，《文集》本寫道：其“制度與中國異”，而明抄本卻為“制度與中國不異”，而叙述的卻是與中國相異之處。何者正誤，相見分明。此類例子還有一些，恕不能一一列舉。在署名上，《文集》本署為陳誠，明抄本多出了李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弄清何者與原本更一緻或更接近一些。我們僅用明國史館總裁王直的一句話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在陳誠八十三歲這一年，即正統十二年（1447）三月，出于撰寫國史的需要，王直為《西域行程記》作序，肯定是書為陳誠而不提及李暹。如果李暹參與著作，作為國史館總裁的王直不會不知道，更不會在官至戶部左侍的李暹新逝的第二年[12]。就故意抹去李暹的大功，李暹未參與著述亦明。王直還說陳誠所上書，“诏付之史館，而藏其副于家，後之君子欲征西域之事而于此考覽焉”[13]。我們認為，此書正本被“诏付之史館”，故後人撰《明實錄》、《國榷》、《明史》時隻記陳誠而均不及李暹。副本既藏于陳誠之家，《陳竹山文集》又為陳誠後人所輯刻，所依必家藏之副本，既然明抄本與之相異處甚多，則可證明抄本或未依原本或篡改原本而成，與原本并非相合，故不足征信。

明抄本為什麼在署名時多出了李暹呢？在目前尚缺乏确切資料加以說明的情況下，隻能做一些盡可能合理的推測。

古人對于著作的署名不象現在這樣注意，結果使我國曆史上出現了許多僞書。明抄本的署名大概就有“僞”的因素。古代的書商為了擡高自己所抄、刻書的價值，故意篡改作者署名，借助于有名望的人來擡高書的聲望，這種事例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永樂帝死後，其子朱高熾繼位，一反永樂帝對外政策，“不務遠略”，故陳誠就同七次下西洋的鄭和一樣開始遭到人們的非議和朝臣的排擠。不久，陳誠就被記名放回原籍，此後在默默無聞中渡過三十餘年，最後靜靜悄悄地死去；而李暹則不然，他一直官運亨通，“曆官四十餘年”，曾官至右通政使，最後卒于官[14]。死時，被賜祭葬，這是相當了不起的葬儀，可見李暹在朝庭中的聲威之大。其子益後來也官至戶部左侍郎，父子“有橋梓聯芳之稱”[15]。他們父子的聲望遠遠地高于陳誠，抄書者想借李暹之名來擡高書的聲望是完全不可能的，況且，李暹在陳誠使團中，還算得上一個多少有點學問的人。

陳誠出使西域的次數

陳誠出使西域的次數，據明末劉同升所說：共為三次[16]，光緒《吉安府志》亦如是說。[17] 而康熙《陝西通志》[18]、嘉慶《長安縣志》[19]、《征獻錄》[20] 則說共出使五次，魯深亦主此說[21]，後面這種說法在目前學術界似乎已成定論。但兩種說法均未舉出各自的根據。到底是幾次呢？為了問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将陳誠一生中的出使活動羅列出來，加以去僞存真，以辯明是非。

第一次，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奉明太祖年朱元璋之命，出使撒裡畏兀兒，複設安定衛（今甘肅敦煌縣南）[22]。

第二次，同年十二月，因安南（今越南）國王陳日焜侵奪明思明府（廣西甯明縣一帶）地，明太祖命陳誠、呂讓出使安南，令還思明地。第二年三月，陳誠至思明府，曾四次上書陳日焜，與之進行辯論，久而未決，後奉命返京（南京）[23]。

第三次，建文三年（1401）五月，奉旨往迤北塔灘裡地面招撫夷人，十月返京（南京）[24]。

第四次，永樂十一年（1413），西域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之赫拉特）、撒馬兒罕（今蘇聯中亞之撒馬兒罕）等國到北京朝貢。及歸，明成祖派李達、陳誠、李暹等送之，這次出使曆十七國，遠及哈烈、撒馬兒罕一帶[25]。

第五次，永樂十四年（1416）六月，哈烈、撒馬兒罕等國再到北京朝貢，永樂帝又派陳誠偕中官魯安再次出使西域，最遠仍至哈烈、撒馬兒罕[26]。

第六次，永樂十年（1418）四月，陳誠從西域返回時，哈烈、撒馬兒罕等皆遣使随陳誠入京（北京）朝貢。十月，成祖又命陳誠與中官郭敬一道又一次出使，仍至哈烈、撒馬兒罕等國[27]。

第七次，永樂二十二年（1424）四月，陳誠再次奉命出使西域，行至陝西甘肅，将出塞間，恰遇明成祖駕崩[28]，新即位的仁宗朱高熾“不務遠略，踐祚之初，即撤西洋取寶之船，停松花江造船之役，召西域使臣還京”[29]，陳誠奉命返回北京。

這七次之中，第一、四、五、六次到了西域，這是沒有疑問的。有人說陳誠三次出使西域，大概是未将第一次出使撒裡畏兀兒算在數内。陳誠第二次出使所到的思明府在今廣西南部，不入西域之數。第三次到了迤北塔灘裡地面。此地面在今何地，尚不能确切斷定。但我們可以斷定它在北京蒙古高原一帶而不在西域。史載，永樂二十一年（1423）十月，“迤北鞑靼王子也先土幹來歸”，也先土幹自稱“窮處漠北”。[30] 可見，迤北當指蒙古地區。由此可以推斷，陳誠第三次出使的也不是西域而是蒙古高原一帶。第七次出使未能如願，僅行到陝西甘肅一帶就被撤回。明代的陝西轄至嘉峪關一帶，此處的陝西甘肅即指甘肅鎮，即今甘肅省張掖縣治。按一般的說法，西域包括陽關、玉門關以西的新疆、中亞乃至以西更遠的地方。而《明史》将西甯、河州、洮州、岷州等凡番族居住區均列入《西域傳》，這樣将西域的範圍擴大到甘肅東部一帶，在今天看來，與我們所說一般意義上的西域差距太大，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陳誠的《西域行程記》隻從肅州以西記起，《西域番國志》也僅及新疆及其中亞一帶，我們當以陳誠所言為準。西域之範圍雖不能劃分得十分清楚，但總該有個相對的概念，不能全依《明史》。否則，駐牧于準噶爾盆地、伊犁河流域的瓦剌就不能算作西域的民族，因為《明史》隻是将瓦剌列入《外國傳》而并沒有列入《西域傳》。這當然是說不通的。所以，陳誠第七次出使也不能算入出使西域之數。這樣，陳誠的西域之行就是四次。有人說陳誠出使五次，大概是将最後這一次未成之行也算入數内，因此緻錯。

陳誠西行的出發地是哪裡？

陳誠曾四次遠使西域，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永樂十一年（1413），對這次出使，中西學者都比較注意。美國學者古德利奇在《沙哈魯遣使中國記》麥特列英譯本的序言中就着重談到過這次出使，但他說這次出使是從南京出發的。近年，美國出版的《明代名人傳》（英文）上卷陳誠條也詳細談了此次出使情況，也認為是從南京出發的，在本書的一份附圖上，專門劃出了這次出使的行程，起點就劃在南京。與這種劃法不同的是近年遼甯大學曆史系出版的《中國古代史地圖》（第63頁），它是把起點劃在西安。這兩種劃法都是不确切的。

陳誠出使時，明朝都城雖在南京，但為了抵禦蒙古的入侵，明成祖已于是年二月駕幸北京。從此以後，明成祖就經常坐鎮北京。當時，陳誠就作為扈從人員随明成祖一起到了北京[31] 。不久，哈烈、撒馬兒罕等國使者到北京向成祖朝貢。到他們歸國時，成祖命李達、陳誠、李暹等前去護送。明朝時，從北京經涿州（河北涿縣）、真定（河北正定）、過平陽（山西臨汾）至西安，再西經河西走廊入西域有直接的商路可通；而且，這條道是明朝通西域最重要的商道之一[32]，從北京出發的使者根本沒必要繞道南京，陳誠出使途中的紀行詩[33] 對說明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他的第一首詩是《出京别親友》第二首就是《宿涿州》，接下來的便是《望華山》、《長安早行》、《至鹹陽驿》……可見，他是從北京首程，經涿州，大緻沿着永樂二十年（1422）波斯使者沙哈魯的入京路線，過真定、太原、平陽渡黃河至華山，經西安、鹹陽、泾川、蘭州、穿過河西走廊而至西域的。他的詩為我們描繪了一條明晰的出行圖。

另外幾次出使，除第一次出發地為南京外，其餘兩次都是從北京出發的。此不一一贅述。

注釋：

[1]《辭海》地理分冊（曆史地理），第383頁。

[2]《新疆曆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75頁。

[3]《陳竹山文集·外篇》卷2。

[4]《陳竹山文集》卷前劉同升序。

[5] 謝國桢跋見《國立北平圖書館山本叢書》第一集及《明清筆記叢談》；向達跋見《禹貢》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3期。

[6] 魯深《關于李暹及其西行》，載《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7]《獅子賦》，《陳竹山文集·内篇》卷1。

[8]《奉使西域複命疏》，《陳竹山文集·内篇》卷1。

[9]《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10]《曆官事迹》，《陳竹山文集·内篇》卷2。

[11] 康熙《陝西通志》卷28《人物》。

[12] 據《國榷》卷26載，李暹卒于正統十一年。

[13]《王文端公文集》卷17。

[14]《國榷》卷26。

[15] 康熙《長安縣志》卷7。

[16]《陳竹山文集》卷前劉同升序。。

[17] 光緒《吉安府志》卷28《人物志》。

[18] 康熙《陝西通志》卷28《人物》。

[19] 嘉慶《長安縣志》卷27《先賢傳》。

[20] 清人焦竑《征獻錄》卷30。

[21] 魯深《關于李暹及其西行》，載《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22]《明太祖實錄》卷245、《國榷》卷10、《明史》卷330《安定衛傳》。

[23]《明太祖實錄》卷245、《國榷》卷10、《明史》卷318《思明府傳》。

[24]《曆官事迹》，《陳竹山文集·内篇》卷2。

[25]《明太祖實錄》卷143、《明史》卷332《哈烈傳》。

[26]《明太祖實錄》卷195、《明史》卷330《哈烈傳》、《國榷》卷16。

[27]《明太祖實錄》卷143、《明史》卷332《哈烈傳》。

[28]《曆官事迹》，《陳竹山文集·内篇》卷2。

[29]《明史》卷332《坤城傳》。

[30]《明太祖實錄》卷127。

[31]《曆官事迹》，《陳竹山文集·内篇》卷2。

[32]《泰晤士世界曆史地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第169頁。

[33] 紀行詩均見《陳竹山文集·内篇》卷1。

【編按】本文原刊《新疆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1~25頁，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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