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辛亥革命紀念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槍聲，引起了全國性的連鎖反應，這之後有15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使這次武裝起義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運動，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武昌起義也因此被稱之為辛亥首義。

之所以在武昌打響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槍，除了湖北革命黨人工作開展得好，革命力量強大外，與清王朝統治力量的薄弱也有關系。湖北清軍實力薄弱，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四川爆發的保路運動，它以迅猛的态勢，動搖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統治，不得不從湖北等地調動大批軍隊前往鎮壓，結果導緻了湖北的空虛，武昌起義随之而爆發。

保路運動又稱鐵路風潮。清朝末期，随着帝國主義勢力的進一步深入，壟斷中國的鐵路建設成為了列強控制中國政治、經濟的一個重要手段。而深受列強壓迫的廣大中國民衆則自覺的發起了收回鐵路自建的運動，上至達官貴族，下至普通民衆，紛紛集資認股，籌款自建鐵路。

時至1910年（宣統二年），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逼清政府訂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為了向四國銀行團借款用來鎮壓革命，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将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四川修築鐵路的股東，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農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頒布 “鐵路國有”政策以後，收回了路權，但沒有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因此招緻了四川各階層，尤其是廣大城鄉勞動人民的反對，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6月，川漢鐵路股東代表在成都開會，成立保路同志會，推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全省各地紛起響應，參加者達數十萬人。在革命黨人的推動下，至8月下旬，保路運動由“破約保路”發展到罷課、罷市和抗糧抗捐的群衆鬥争，繼而轉變為反清武裝起義。

清政府命四川總督趙爾豐嚴行鎮壓，制造了“成都血案”。成都附近州縣保路同志軍聞訊，立即起事，旬日間二十萬人包圍成都。清政府急調鄂、湘、陝、黔、滇等軍隊援川鎮壓，同志軍轉戰各州縣，在新津、大相嶺等地與清軍展開激戰。9月28日（一說25日），榮縣宣布脫離清王朝統治而獨立，各州縣紛紛效法，推翻清政權，實現獨立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川。保路運動遂成為了武昌起義的前奏。

眼見四川局勢瀕于失控，九月十日清廷将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命時任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的端方署理四川總督，并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經宜昌入川。就在其入川途中，武昌起義爆發，端方進退失據，随行的新軍嘩變将其處死。端方在清末的滿清貴族中，算得上是一個開明的政治人物，很是做了些事，無奈大勢已去，隻能是白白的做了時代的犧牲品。

保路運動其實首先爆發的地方不是四川而是湖南，在其帶動下，湖北、廣東、四川的民衆也都才積極的行動了起來 。但保路運動在四川最為激烈，各族人民、各階層人士紛紛加入保路鬥争的行列。教師學生、農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種形式集會演說，呼号奔走，掀起群衆性的反帝愛國熱潮，揭露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清政府賣國賣路的罪惡行徑。它成為了各階層、各利益團體，對于滿清政府反動腐朽統治的一次集中的、猛烈的打擊。從另一方面來說，它标志着清王朝的統治早已民心盡失，其覆滅是必然的。

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保路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資産階級革命黨人的鬥志，并成為一個導火索，直接導緻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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