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長達數千年的曆史長河中，曾經存在着一個遊離于主流社會邊緣或之外、常常與專制皇權玩"捉迷藏"遊戲的社會階層或群體——遊俠階層。當皇權"一竿子捅到底"，社會管治力呈"高壓"态勢時，它就偃身匿勢、默默無聞；當專制的"土壤"有所松動、官府控制力不那麼面面俱到時，它便在皇權所不及之處行俠仗義、除暴安良。

在本系列的上一篇文章我國古代社會中的遊俠，與小說、電視中所呈現的有何不同？中，我們粗略地了解了遊俠階層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演變。今人對于遊俠的理解，多受武俠小說中所塑造的"大俠"形象的影響而有所偏差，比如常常以"武俠"來指代所有的"俠"，認為"武"是"俠"的首要和必要因素，認為"大俠"們都是獨自仗劍走天涯的英雄。實際上，産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古俠，既不叫"武俠"，也并不必然與"武"密不可分，更不是孤獨的"浪人"。

馮友蘭、錢穆等學者認為，遊俠來自于春秋晚期失去了原有職業的士階層的分化。在春秋末期，随着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等一系列國家機器運轉的"失靈"，整個社會都處于劇烈的動蕩和未知當中。處于宗法貴族等級系列"鄙視鍊"末端的士階層（關于爵位的演變，可參看先秦人物的身份“鄙視鍊”：爵位是如何從五級變成二十級的？，也在諸侯國此起彼伏的兼并和征服中失去了原本賴以生存的環境和用武之地，淪為破産者。

但是，由于他們受過相對完整的教育，具有通曉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的優勢，因而又能夠在諸侯們争相為各自的國家網羅人才的大背景中獲得新的生機。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士階層發生了分化，顧颉剛稱之為"文者謂之儒，武者謂之俠"。也就是說，士人階層從原來的文武兼備，逐漸分化成了文士與武士兩大類，武士即我們所說的"俠"。

"（戰國時期，人的）慷慨赴死之精神更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複不少，彼輩自成一集團，不與文士混。以裡昂集團之對立而有新名詞出焉：文者謂之儒，武者謂之俠。文重名譽，俠重義氣。"——顧颉剛《武士與文士之轉換》

"俠"在最初為什麼叫"遊俠"？

顧颉剛的觀點雖然赢得了不少支持，但也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反對。比如有學者就提出，"俠"雖然與"武"有關，但"武"卻不是"俠"的原始内涵。首先，就俠的本意而言，段玉裁認為最初的"俠"字其實是"夾"字。從下圖"夾"字的字形演變可以看出，無論在甲骨文還是在金文中，"夾"都是兩個小人夾輔、追随大人的形狀，也就是說，俠的原始含義，指的應當是廣泛交遊的人物，而未必與"武"具有必然聯系。

春秋末期到戰國時代的社會各階層之間，以及各階層内部上下之間，橫向的和縱向的流動性都驟然增加，"無恒産者無恒心"，廣泛交遊便成了人們找到新"産業"的重要方式。最典型的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無一不行走于列國之間，為使諸侯王們采納自己的學說殚精竭慮。

在日益頻繁的社會交往中，必然也就會産生出一些深孚衆望的領袖式人物，他們憑借雄厚的财力，招納各種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投奔自己門下。他們無須疾聲呐喊，隻要順風而呼，聲音仿佛就能傳的很遠，就會有追随者蜂擁而至，任其差遣。這種人，便是早期的"俠"了。善于交遊，也是"俠"最初被稱作"遊俠"而非"武俠"的原因。

司馬遷對"俠"的界定

以上觀點有一個強有力的支撐，就是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所熱情稱頌的那些古俠，都是以善交遊、而非以武力聞名。

"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至如闾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餘甚恨之。"——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

司馬遷将遊俠分為"卿相之俠"和"布衣之俠"，前者以延陵季子、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為代表，他們都是君王的親屬，憑借封地和作為卿相的豐厚财富，廣招天下賢能，顯名于諸侯之中，不能說不是賢者；至于活動在闾巷之間的布衣之俠，他們修煉品行，磨砺名節，使自己的好名聲遍布天下，沒有人不誇他們賢能的，這也是普通人難以做到的。然而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都将他們排除于自己的文獻之外。秦朝之前的匹夫之俠（即布衣之俠）的事迹，已經湮沒不見了，司馬遷對此深表遺憾。

從司馬遷的界定不難發現，無論延陵季子，還是戰國四公子，都以廣納賢才而聞名，他們引領了當時流行于各國貴族當中的養士之風，為諸侯之間的競争積極備戰；那些不載于冊的布衣之俠，雖然事迹已不可考，但也是以其修行砥名聞名于天下的。從總體上說，無論是先秦的卿相之俠，還是布衣之俠，司馬遷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為什麼秦國沒有遊俠？

作為研究對象，"遊俠"最初卻是以負面形象出現的。韓非子在《五蠹》中，把遊俠與儒生、縱橫家、掮客和工商之民并稱為"五蠹"，認為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韓非子·五蠹》

意思是說，儒生以文亂法，遊俠以武犯禁，而君主卻都要禮待他們，這正是國家産生混亂的原因。違法之人本該降罪，而先王們卻以文學任用之；犯禁之人本當誅殺，但遊俠們卻因充當刺客而被豢養。

從韓非子的論述不難看出，當時的遊俠階層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以至于能夠以武力對社會造成一定影響；也不難看出他對儒、俠之士的反感和着重打擊的主張。韓非子的觀點不難理解，他作為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學生，因将荀子"禮法并用"思想中"法"的一面發揮到極緻而成為法家的代表人物，自然要貶低别家以論證法治的重要性。而對于要将整個社會統攝于法令之下的秦國而言，遊離于正常的社會秩序邊緣的遊俠自然就成了首要的打擊對象。

況且，自從商鞅變法以來，秦國早已經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權力系統，這個權力系統深入民間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像個巨大的抓手一樣，将民間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牢牢地抓在其中，連坐法、告奸法的實施，更使民衆人人自危，失去了在政府的法令之外活動的最後一點空間。所以，查遍史書上有記載的先秦時期遊俠的出身，會發現他們都是來自關東六國，而秦國，根本沒有能夠容納遊俠滋生的土壤。

行文至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遊俠是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整個社會"大洗牌"背景下，從宗法制度中的低級貴族"士"的失職和分化中産生的特殊群體。他們最初以"善交遊"而并不以"武功"聞名，廣泛地招賢、養士來為列國之間的激烈競争服務。但在秦國那種高度集權的體制下，他們的存在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對于民間社會的強有力控制，因此，秦國難以産生像關東六國那樣的遊俠。

參考閱讀：汪勇豪《中國遊俠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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