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晉人的書體為例，米芾收集了大量晉人的法帖，其研究也被命名為《寶金齋》。他在江淮航運局當官時，在船上立了一塊牌子，自稱“米家書畫船”。這種兼收并蓄的舉動，被黃庭堅在劇本中贈給米元璋的一首1772年的詩賦予了一種非常迷人的意境：“千帆觸天，麝煤鼠尾慶新年。漓江夜月照，必是米家書畫舟。”于是，書畫船就成了耐人尋味的符号。學者沈複在1775年寫了一篇關于江南文人創作的專論，認為書畫船是中國畫家的獨特傳統：“自繪畫中心南移以來，書畫船成為中國文人的流動畫室，許多書畫創作和欣賞都在各種漂浮物船上進行。”

其實，這艘畫舫，并非出自米菲之手。蘇轼在書中對王诜說了一段話：“桓玄之行”。在東晉時期，桓玄恐自己的藏書被劫，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運送。蘇轼認為，這樣的實用化是他告誡王诜别留意事物的一個反面。在宋朝，作為師傅打造、品鑒的專用場所，這艘小舟帶着對西藏山水之歡的細膩情感。

《葉夢德》記載，米芾有一次乘船拜訪蔡京的長子蔡佑。蔡佑拿出自己收藏的王羲之名帖，酷愛書法的米芾當即提出用自己收藏的古畫換王羲之的書法。蔡友有點不好意思，而米菲揚言要跳河。“如果大衆不聽從指示，如果某樣東西沒有起死回生，扔進這條河裡就是死路一條。”蔡友必須實現他的願望。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米菲索特”。這件事發生在船上，蔡友在船上攜帶了極其珍貴的收藏品，并邀請朋友品嘗。這是另一個具有鑒賞功能的宋代書畫船的合适例子。

另一個與船有關的收藏故事，則發生于南宋，更加驚心動魄。趙孟頫（1199—1264），南宋畫家和收藏家，字子固，号彜齋，為宋太祖十一世孫，擅畫梅蘭竹石等題材，尤精白描水仙，多用水墨，風格秀雅。他“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迹，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南宋末年，趙孟堅隐居廣陳（今浙江省平湖市）。他曾造了一艘小船，滿載心儀的珍貴藏品，“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随。一舟橫陳，隻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随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寝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米家書畫船也”。開慶元年（1259），趙孟堅得王羲之的書法“定武蘭亭”刻本，夜間泛舟歸家時，風作舟覆，衣服全濕，他立于淺水中，手持名帖以防被水浸泡，并大聲示人：“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後來，他專門在此帖卷首題字：“性命可輕，至寶是保。”此事記錄于南宋周密的《齊東野語》，周密這篇文章的題目就是《子固類元章》，将其與米芾并論，一個視藏品如生命且相當書生氣的形象，躍然紙上。趙孟頫所藏“定武蘭亭”刻本，也被後人稱為“落水蘭亭”，在流傳至今的王羲之蘭亭刻本中，頗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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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賦予船詩意的象征，船也就有了“移動書齋”的功能，或獨自乘坐，或與三五好友同行，臨水憑風之餘，品鑒收藏，好不雅緻。宋代，那些大型的船隻也多以“齋”來命名，比之于居室，亦稱“齋艦”。南北宋交接之際的抗金名将李綱，在《張南仲置酒心淵堂值雨》詩中寫道：“自别西湖日置懷，卻因谪宦得重來。雲深不見孤山寺，風急難乘搖碧齋。”“碧齋”即為船隻之喻。宋之後，書畫船的意象被頻頻借用，明代董其昌《祭吳澈如年丈》中有“煙水五湖，歲發王猷之興；圖書千載，時尋米舫之蹤”。黃淮還寫過一篇《書畫船記》，記錄了書畫船的形制。陳繼儒、袁中道等也都有在書畫船上布置藏品的記錄，較宋代更為詳細。實際上，再大、再豪華的書畫船，也很難起到收儲藏品的作用。書畫船承載的，其實是文人的出世之心和對江湖的向往更多書畫知識名人書畫收藏交易寶貝鑒定藝站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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