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内涵和要求?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度調整、中國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新發展格局順應了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也是中國經濟“育新機、開新局”并赢得國際競争新優勢的主動戰略選擇,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内涵和要求?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度調整、中國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新發展格局順應了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也是中國經濟“育新機、開新局”并赢得國際競争新優勢的主動戰略選擇。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為主動适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打造的經濟新體系。對内以深化改革為根本手段,推動産業升級和消費升級,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步實現規模擴張、結構優化和質量提升。對外以擴大開放為重要渠道,提升中國經濟在全球價值鍊中的地位,主動參與全球治理、改善外部環境,實現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共同發展。
一、“雙循環”帶來的變化
(一)各行業國際循環GDP的貢獻率及結構分析
計算機、電子和光學設備國際循環GDP的貢獻率,由1995年的1.43% 不斷增大到2006年的3.89% ,2008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其值不斷下降;2014年,該值僅為2.64% ;2017年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高科技産業發展進行打壓,中國高新技術發展受到“卡脖子”等問 題,使得計算機、電子和光學設備國外循環GDP的貢獻率不斷下降;2018年,該值僅為2.12% 。批發和零售貿易,汽車修理行業國際循環GDP的貢獻率,由1995年的1.40% 不斷增大到2006年的2.15% ;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機,以及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該值不斷下降;2018年,該值僅為1.49%。
紡織品、皮革和鞋類國際循環GDP的貢獻率,由1995年的2.09% 不斷增大到2006年的2.30% ,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機,以及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尤其是中國經濟結構升級背景 下,紡織品、紡織品、皮革和鞋類等在國外循環中的作用及其地位不斷下降,該值也不斷下降,2018年,該值僅為0.91% 。
化工産品國外循環GDP的貢獻率,由1.14% 不斷增大到2002年最大值1.86% ;2006年以後, 其值不斷下降;2018年,僅為1.09% 。 這表明中國化學品化工産品制造業的中間品對國外進口依賴度較高,主要是大量進口國外的石油,但最近這一狀況有所改善。
基本金屬國外循環GDP的貢獻率由1995年的0.45%提高2007年的最大值1.49% ,之後該值不斷減小;2018年,為0.92%。這些數據變化表明,基本金屬制仍然為影響中國外循環的重要因素。近年來,中國越來越依靠國外的初級産品進口,這恰好由1995-2018年采礦和采石業國外GDP的貢獻率反映出來。 其值從1995年的0.40%不斷增大到2011年的1.39% ;2018年,達到1.15% 。
陸路運輸和管道運輸品國外循環GDP的貢獻率,由1995年的0.76% 不斷減小到1999年0.61% ,以後其值不斷增大;2006年,其值達到最大值0.96% ;2006年以後,其值較為平穩下降;2018年,其值為0.54%。
通過研究分析得出,技術創新含量較高的行業——計算機、電子和光學設備,其國際循環GDP的貢獻率較低,這就表明,目前,中國雖然充分利用國際循環的全球資源配置和全球價值鍊等,由原有的利用外資等增長方式正在向以技術創新為主的高質量發展參與全球大循環轉換,但增強中國整體競争力還有待于培養及提高,應形成以技術創新驅動國際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模式。
(二)國内國際雙循環結構性分析
由供給面和需求面測度的國内循環GDP的貢獻率可知,初始勞動國内循環GDP的貢獻率基本上保持在44%左右,并沒有太大的變化;投資和消費國内循環GDP的貢獻率變化較大,它們的變化基本上是投資國内循環GDP的貢獻率增加對應着消費國内循環GDP的貢獻率減小,這反映了消費和投資在國内循環中對GDP拉動作用并不穩定。
由供給面和需求面測度的國際循環GDP的貢獻率可知,出口和國外直接品投入國際循環GDP的貢獻率變化波動較大。 它們由1995年的6.58%和5.19% ,增加到2006 的11.15%和8.22%,然後不斷下降到2018年的6.10%和5.35%。在國際循環中供給面和需求面發展是不均衡的,國際循環中,需求面一直強于供給面,這就表明了雖然中國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擴大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國際循環中,中國充分利用全球資源配置和全球價值鍊等方式大力發展經濟,但以技術創新為主的高質量發展參與全球大循環的國際循環并沒有完全建立,增強中國整體競 争力還有待于提高和加強。
(三)“雙循環”政策下我國的内外循環
“雙循環”政策之下,我國的消費内循環将擴大,投資内循環中制造業将興起。在外需不足以及與美國加速脫鈎的背景下,我國必須降低對外依存度,抓緊新一輪科技周期,實現關鍵領域自主可控,并且啟動内需,以促進國内的制造業投資,形成“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實現“雙循環”暢通,就需要打通生産、消費、流通、分配各環節,具體來講,生産領域要突破“卡脖子”技術限制,彌補完成制造業升級,消費領域要提高居民消費熱情、培育國産消費品牌,流通領域要加強各類銷售渠道建設,降低流通成本。
因此,未來典型的雙循環格局可能如下:自主生産高端設備與新材料,并且進口一部分原材料,在國内發展智能制造,制成品大部分供給國内需求,進行高端設備與産品的出口,或者像日本一樣,通過資本輸出在海外生産,由此帶來企業部門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國内消費升級以及企業部門的收入增長,将進一步促進國内制造業的生産能力提升。由此形成我國新的内外循環。
(四)與國際大循環對比,新的雙循環的特征
(1)内循環的驅動力:國際大循環下,内循環的驅動力主要是基建與房地産投資;“雙循環”下,内循環的驅動力主要是消費與制造業投資。
(2)制造業投資的驅動力:國際大循環下,我國的制造業投資嚴重依賴外需。“雙循環”下,制造業投資主要依賴國内消費。
(3)外循環的結構:國際大循環下,我國的外循環呈現“大進大出、兩頭在外”、“低端過剩、高端不足”特點,産品的附加值較低。“雙循環”下,我國首先要實現關鍵領域自主可控,進而出口附加值較高的高端設備與工業品。
(4)居民收入:國際大循環下,我國從事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加工制造,因此企業與居民的利潤較低。并且出口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較快,内陸發展落後,形成了東西不均衡發展。内循環下,我國轉變從事附加值較高的工業品出口,利潤較高,帶來居民收入的較快增長。同時,由于不再完全依賴出口部門,中西部地區迎來發展機會。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能力更高,有助于進一步啟動内需。
(5)産業結構:國際大循環下,我國主要靠出口、基建與房地産投資驅動經濟,因此鋼鐵、水泥、建材等傳統産業占比較大;
雙循環”下,我國将經曆産業升級,裝備制造業、高新技術産業占比提升,資本貨物制造業的發達,将推動工業服務業的興起,服務業的占比也将進一步擴大。
(五)需求側改革成為推進雙循環發展格局的新使命
當前,形成以國内為主、國際國内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已經成為“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指向,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就必須轉向形成新發展格局,由此提出注重需求側改革的重大命題。中央提出的“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其實就是為了疏堵點、補短闆、促循環,推動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需求側改革從提高有效需求出發,用改革需求形成機制、調控機制、供需結構匹配以及放松需求限制等辦法,推進擴大内需戰略,糾正需求結構扭曲,提高需求與供給的适配性,提高經濟增長潛力和運行效率。需求側改革有利于超大規模市場建設,有利于完善市場功能,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有利于改善國内大循環中嚴重扭曲的結構問題,加速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需求側改革必然會觸動各方面的剛性利益,因此,需求側改革的難度不亞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改革優先次序和權重上應給予高度的重視,可以從提高居民的經營性收入和财産性收入、改變政府職能、糾正某些公共服務領域市場取向改革過度的做法等方面做起。
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倚重實現産業基礎化産業鍊現代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其發展水平和趨勢直接影響整個現代化經濟體系。制造業産業鍊完整與否、成熟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和國防安全。進入新發展階段,持續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目前我國并沒有真正形成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适應的現代化産業鍊,産業附加值偏低,在全球價值鍊上的增值能力較弱。總體上看,我國要打好産業鍊現代化攻堅戰,面臨着在産業關聯、産業組織和産業結構三個關鍵方面的突破和适應的制度安排。
(一)産業關聯關系突破
在産業鍊上培育更多的“隐形冠軍”。産業鍊上的“隐形冠軍”就是國家的基礎産業。産業基礎的能力和水平決定了一個國家産業的加工裝配制造能力和水平。決定後者的高度和能走多遠。如果基礎零部件、關鍵材料、工業軟件、檢驗檢測平台等領域都有難以克服的瓶頸或短闆,長期依賴外國技術,那麼産業鍊現代化的任務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夯實這些産業基礎能力,在産業鍊上造就大批的“隐形冠軍”,需要在國家現代化規劃的頂層設計中,加快實施産業基礎再造工程。培育産業鍊中的“隐形冠軍”,需要政府支持上下遊企業加強産業協同和技術合作攻關。應該根據産業升級的緊迫性,重點選擇産業集群中的頭部企業,鼓勵其通過縱向合并等方式,聯合國内外大專院校、科研院所,把資源和要素集中投放在這些知識技術密集的基礎領域和關鍵環節,把技術一層一層地往上做、往上提升,在逐步向上延伸産業鍊,掌握産業鍊中不易被替代的那些核心技術和訣竅;培育産業鍊中的“隐形冠軍”,需要從培育一大批“專精特新”的中小企業開始做起。今後,大企業尤其是實力比較雄厚的國有大企業,比較适合做那些需要連續不斷的、巨額投入的“累積性創新”事業,而大量的、從無到有的0-1的跳躍式、颠覆式創新,要發揮衆多經營靈活、創新動力強的“專精特新”的中小企業的首創精神。目前,大的從精密機床、半導體加工設備、飛機發動機,小的到圓珠筆的球珠、高鐵螺絲釘、電子芯片、微電子導電金球等,都是我們在産業鍊上的軟肋,為了打破跨國公司對這些高技術、關鍵部件和材料的壟斷,需要我們根據不同的産業特點和性質,分别讓不同的企業去進行長期的研發、創新和突破;培育産業鍊中的“隐形冠軍”,需要發揮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這兩種精神對于培育“隐形冠軍”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般來說,諸如工藝流程的改進、産品質量提高等維持現行秩序下的漸進性創新,需要學習和強調日本式的精益求精、刻苦工作、用戶為上等特征的工匠精神;而如果我們面臨的是那種必須從無到有的或帶有破壞性特性的創新,光憑工匠精神這時是無能為力的,必須形成容忍失敗的鼓勵創新的文化,要學習和發揮美國式的、毀滅性破壞的企業家精神,這種創新較多地出現于技術和市場變化迅猛的新興産業的初創期,主要體現為新産品湧現和技術範式的徹底變化。
(二)産業組織關系突破
打好産業鍊現代化攻堅戰,要提升産業控制能力,還需要在GVC上培育更多的“鍊主”,強化其治理結構的建設。雖然産業控制能力的形式有全産業鍊控制、關鍵環節控制、标準和核心技術控制等,但是最終産業控制力,則取決于參與者對GVC上治理體系和結構的把控能力。因為,對GVC中關鍵增值環節的标準規則制定、智能制造和個性化集成三個階段,都離不開在GVC中的話語權。GVC治理結構是指它的組織結構、權力分配,以及價值鍊的鍊條中各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協調。其中,關于各種治理的規則制定、執行、監督和獎懲,甚至各環節的利益分配和協調,都是由GVC中的“鍊主”即掌握市場或技術等資源的大買家或者技術主導者決定的。因此,從産業競争和組織策略看,在GVC上培育更多的、具有主導性地位的“鍊主”,就顯得尤其重要。GVC上的“鍊主”往往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之所以可以做“鍊主”,往往是因為它具有兩種優勢:一是市場優勢;二是技術優勢。前者形成市場需求驅動型GVC,以市場中的品牌、設計、需求、營銷、網絡等為優勢,向全球生産商發出采購訂單。如在零售超市、電子商務中就存在這種超級的“鍊主”。後者形成核心技術驅動的GVC,以設計、研發、技術标準等為優勢,組織供應網絡中的企業群體進行生産。如在本技術密集型的生物醫藥、集成電路、機械制造等産業,就存在着大量的這種技術驅動的GVC鍊主。總之,這些“鍊主”要麼通過市場需求訂單,要麼通過技術訣竅供給來給GVC中的企業制定、執行和監督規則,并最終獲取GVC中價值創造的主要收益。提升産業控制能力,首先要依據産業性質,構建或培育具有這種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國公司。沒有這些在全球競争中具有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國公司,尤其是缺少以技術為基礎的GVC鍊主,就不可能有中國制造強國的地位。過去我們提出來的要“培育具有全球競争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其實從産業組織關系看,就是要在産業鍊上培育具有“鍊主”地位的産業控制者。
提升産業控制能力,要依托我國超級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建設市場驅動型GVC,把全球供應商納入自己主導的分工網絡。具體辦法,一方面,可以通過推進以電子信息網絡支持的零售企業的大型化的方法,讓這些大型商業巨頭形成寡頭壟斷競争格局,既擁有一定的市場勢力,相互之間又有一定的競争。另一方面,可以鼓勵中國企業沿着“制造—零售”産業鍊進行前向的縱向一體化投資活動,或者鼓勵制造企業收購兼并國外的品牌、網絡、廣告、營銷系統。這些活動将産生價值鍊上的“鍊主”效應。
提升産業控制能力,首先要依據産業性質,構建或培育具有這種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國公司。沒有這些在全球競争中具有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國公司,尤其是缺少以技術為基礎的GVC鍊主,就不可能有中國制造強國的地位。過去我們提出來的要“培育具有全球競争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其實從産業組織關系看,就是要在産業鍊上培育具有“鍊主”地位的産業控制者。
(三)産業結構關系突破
要素協同發展是産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基礎條件,由此産業鍊現代化還具有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要實現産業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之間的高度協調,實現産業鍊、技術鍊、資金鍊、人才鍊之間的有機融合和配合。促進産業鍊與創新鍊的“雙向融合”。目前我國科技研究水平與世界的差距,要小于我們的産業水平與世界的差距。“雙向融合”就是要協調企業家和科學家的行為目标和行為方式,争取把科技變成财富,把燒錢的過程和掙錢的過程結合起來,讓這個過程能夠環閉合發展,實現正常循環。需要在科學家和企業家之間建一座“橋梁”,讓科研活動産業化,或者讓一些有實力的企業縱向并購進入适合于産業化的科研院所。總之,要讓科研活動按照市場的要求服務于産業經濟。應該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科研活動環節都能産業化的,創新一般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把錢變成知識,這是科學家要做的科技創新活動;第二個階段是把知識變成錢,這是企業家要做的産業創新活動。這兩者之間的界限不能混淆。第一個階段是把錢變成知識,這是科學家要做的科技創新活動;第二個階段是把知識變成錢,這是企業家要做的産業創新活動。這兩者之間的界限不能混淆。第一個階段要強調的是科研的原創性和獨特性;第二個階段強調的是科技成果的市場應用性。
促進現代金融更好地服務于産業經濟。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金融發展脫離産業經濟要求,制造業呈現為“空洞化”趨勢,表現為實體經濟不實,虛拟經濟太虛,資金在金融體系内部運轉,進不到實體經濟,同時實體經濟本身産能過剩、杠杆太高、生産率低,不能創造出投資者滿意的回報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夠的發展資源。經濟運行中出現“脫實向虛”的現象,與我國的經濟運行中的“資産荒”問題有直接的聯系。“資産荒”表現為居民巨大的理财需求對應着有限的資産供應,由此不斷地拉高資産價格。應該看到,金融發展不能滿足居民不斷增長的理财需求,是我國房地産領域貨币流入過多、泡沫積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均衡産業經濟與現代金融的發展關系,一個重要的選擇是要積極發展現代金融,使其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可供理财的優質資産。
糾正人力資源與産業經濟之間的錯配。現在優秀人才不願意去實體經濟領域就業。從國家戰略層面上看,一個年輕人不愛去就業的行業,是不會有光明的前途的。解決人力資源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錯配問題,要從根本上提高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為吸引年輕人就業創造好的物質條件。技術工人是中國制造業的頂梁柱,是中國制造的未來,必須大幅度提高制造業中技術工人的待遇,實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勵他們持有企業的股份,跟企業共命運、同成長。要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讓工匠過上有社會尊嚴的、體面的生活。隻有如此,年輕人才會願意當工匠,實體經濟才可以振興。
(四)推進産業鍊現代化的協調機制與相關制度安排
中央财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指出,推進産業鍊現代化要以企業和企業家為主體以政策協同為保障,堅持政府引導和市場機制相結合,堅持獨立自主和開放合作相促進。貫徹和實現這些原則和方向的要求,就經濟政策的具體取向和組合來說,必須首先協調好産業政策與競争政策兩者之間的關系。競争政策與産業政策是政府進行市場調節的兩種工具。政府應在數量上應當大幅度減少産業政策的數量以及種類,同時還要保障競争政策的覆蓋面以及适用面得到深化,在進行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産業政策雖然年輕,但是其在種類上以及發展速度的特點都相對明顯,這樣才能夠充分保障自身的實施力度不斷得到強化,與其他的政策相比,它有着更加明顯的優勢。各個地方政府是産業政策實施的主體,近年來雖然我國地區産業經濟的增長給予了産業發展巨大的動力,但是我們同樣應當意識到分散經濟體之對統一市場分割實則受到了強化,慢慢的我們已經開始确立了一個行政區域經濟,并且該區域經濟的特征尤為明顯,它作為一種重要的因素是性質規模經濟以及範圍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建立一個能确保我國企業規範化競争的相對統一的大型市場,充分明确市場中的各種分工工作,促使技術進步加快,形成高水平的現代化市場,清理并限制地方政府以各類名義出現的各種産業政策,使産業政策的種類以及數量得到控制,保留空間引導企業進行競争。
真正提升中國産業鍊的韌性,就必須結合我國實際,提高産業鍊供應鍊韌性需要“補鍊”和“強鍊”協同發力。一要圍繞“有沒有”和“好不好”加快“補鍊”。要重點聚焦基礎材料、核心元器件、關鍵設備、工業軟件等“卡脖子”技術,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整合科技力量聯合攻關,因“技”制宜,分業施策,采取“挂圖作戰”“揭榜挂帥”“賽馬”等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的方式,推動産業鍊上中下遊全鍊條協同創新,盡快攻克産業鍊關鍵節點核心技術,切實補齊短闆。二要對标“優不優”和“強不強”抓好“強鍊”。主要依托我國有競争優勢和先發優勢的産業,繼續發揮我國完整配套體系、龐大制造能力和超大市場規模等優勢,進一步鞏固我國優勢領域“領跑”地位,着力在産業鍊高端發力,不斷拉大與競争對手的差距,打造足以制衡對手、讓其不敢輕舉妄動的“獨門絕技”,形成具有震懾力的“殺手锏”。
作者:
李泰,經濟學碩士,北京增長集産業發展集團副總、中智科博(北京)産業經濟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具有多年管理咨詢、 政府決策咨詢、産業研究及規劃咨詢項目策劃、課題研究經驗。曾先後主導參與了《廣西荔浦工業集中區産業發展規劃》、《廣西荔浦産業樹全景圖》、《陝西省西鹹新區秦漢新城生物醫 藥科技産業園發展規劃2014-2020》、《永清新城産業定位規 劃》、《無錫物聯網産業定位規劃》、《北京市豐台區加快構建 “高精尖”經濟結構、推動創新發展課題研究》、《京津冀協同 發展北京應急産業示範園概念規劃》、《株洲新安科技小鎮産業 規劃》、《北京創新創業科技平台建設》等數十項産業規劃和課 題研究項目。
王志遠,中智科博産業研究院高級研究員。2013年以來一直緻力于推動城市及區域産業經濟創新發展,專注于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咨詢、産業發展規劃、産業新城設計、戰略規劃、政府決策咨詢,專項課題研究、特色小鎮及田園綜合體規劃等工作。參與及主導了多個國家級開發區規劃設計、數十個省市級開發區産業發展研究,二十多個十三五、十四五規劃綱要及專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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