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作為社會性生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需求外，還有着強烈的精神寄托需要。因此，親情、愛情和友情都成了我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友情可以無視血緣，也不排斥分享，所以也是最難以量化的一種情感

在這其中，親情發于血緣，愛情傾向獨占，唯有友情最為奇妙。在書本上說友情可以超越血緣、地緣的界限，可以無視性别、民族、政治、宗教的差異，是可與骨肉血親相提并論之愛，而且還能夠對所有人皆無條件的奉獻、無障礙的交流，簡直堪稱集人間美德之大成。當然在現實中，有的朋友可以為了友情而慷慨赴死，有的哪怕跟他借個三五百塊都難如登天，而在人情日益淡漠的現代社會，更有人給友情下了這樣一個定論——不給朋友找麻煩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麻煩确實是現代人最讨厭的東西，所以總給别人找麻煩的家夥注定會被視為“渣友”，最終淪為孤家寡人也不奇怪。比如我一個朋友的朋友有段時間突然頻繁借錢，開始大家還能慷慨解囊，但很快就發現這貨居然染上了那啥瘾，于是連塊兒八毛都不再有人肯借給他。後來可能是有人不堪其擾，幹脆把他舉報給了公安機關，被抓去強制戒那啥去了。

按照現代人的價值觀，這位朋友的做法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說盡到了朋友的義務。但要是把時代背景換到古代情況恐怕就大不一樣了——那位違法的坑貨弄不好會成為無辜受害的正面人物，而舉報他的那位朋友則可能被視為“渣友”，并在青史中留下罵名。

譚嗣同希望康梁學張儉、杜根偷生，自己去直面死亡——這才是中國傳統士人的本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東漢張儉。這貨一生堪稱坑友無數（其中大多數甚至連朋友都算不上），卻被視為不畏強權、對抗閹宦的名士典範，受到萬世敬仰。比如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臨刑前所作的絕命詩中，還提到了這位東漢名士：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因“誅宦”而成名的張儉，不但掀起了第二次黨锢之禍，還坑死了無數人。

說起東漢一朝，真真堪稱是一朵奇葩——除去開國之初的光武、明莊二帝外，剩下的11位皇帝登基即位時年齡最大的也不過15歲而已（漢桓帝劉志），還在吃奶的就有仨。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龐大的帝國繼續正常運轉的同時防止“非劉氏而王者”，隻好把小皇帝他媽請出來臨朝稱制。而在大漢朝能當上太後的壓根就沒幾個是吃素的，更何況還有外戚幹政的傳統，以至于小皇帝長大後想拿回本屬于自己的那份權力時，少有不經曆腥風血雨的，通常還得借助宦官之手才能成功。而皇帝一旦雄起，往往也意味着又輪到宦官專權亂政，直到現任皇帝駕崩、又一位太後一邊奶孩子一邊臨朝……如此惡性循環長達百餘年，史稱戚宦之争。

持續百餘年的“主少國疑”，東漢還能屹立不倒，已經堪稱一個奇迹了

這樣的東漢要是還能有個好，那就純粹是見鬼了。

不過自外戚中的極品、跋扈将軍梁冀敗亡以後，外戚勢力遭受了極大的打擊。此後雖然還有窦武、何進這樣的大将軍号稱總攬朝政，但實際上已經難以改變宦官一家獨大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外戚不得不與士人聯合起來對抗宦官，結果不但被後者砍得人頭滾滾，還以“黨人”的罪名加以禁锢，使得無數士人終生不得出仕，簡直是被收拾得欲仙欲死，史稱黨锢之禍。

士人固然是被閹宦全方位吊打，但在當時有遠見的人又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一個現實——士人哪怕再慫再慘，也始終掌握着輿論的主動權，捧誰誰就受萬衆敬仰，倒誰誰就得臭名昭著。别看閹宦現在煊赫一時，但名聲臭了那就遲早藥丸，所以甯可犧牲眼前的利益得罪宦官，士人也是萬萬招惹不起的。

尤其是那些特别有名的、被吹捧為勇于跟閹宦鬥争的“君子”們，如“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和“八廚”，更是萬萬不能得罪的主兒。所以當時的官吏、世家以及豪強們，面對眼前惹不起的宦官和将來必然更加惹不起的士人，甯可找塊豆腐自己撞死，也不願意跟他們有任何交集。

一旦混進“三八”的行列，那就意味着除了天子和閹宦以外，全天下都可以橫着走

但有些事情，卻不是惹不起就躲得起的，比如“望門投止”的張儉。

張儉，字元節，山陽郡高平（今山東鄒城）人，自稱是秦末諸侯、西漢開國元勳張耳之後。所以在凡事都得拼祖宗的東漢，張儉的老爹張成才能當上江夏太守，而他本人年及弱冠就被舉為茂才，卻因為看州刺史不順眼居然就托病不應。

話說那可是舉茂才啊！偌大個大漢朝一年也就十幾、二十來個名額，一旦取中就意味着仕途亨通，有着極大的機會獲得貴官美爵。不知有多少人拼盡一生擠破頭也搞不到手的一個舉薦，張儉居然棄之如鄙履，真不知道讓人說啥好。

漢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已經50歲的張儉終于接受了山陽太守翟超的征辟出任東部督郵。說起督郵，有的朋友可能會想起在《三國演義》中慘遭張飛痛扁的那個倒黴蛋，也可能讓人想起快遞業……實際上督郵是太守屬吏，主掌監察，即代表郡守督察諸縣，是個可令千石縣令瑟瑟發抖的狠角色。所以說翟超讓張儉當督郵，代表了他對後者的一番信任與認可。

說起督郵，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可能就是在《三國》被張翼德痛扁的那個倒黴蛋

那麼張儉又是怎麼回報翟超的信任的呢？

山陽郡轄下有個防東縣（今山東成武），是朝中大宦官、中常侍侯覽的老家。因為侯公公正當紅，所以其家人難免就為非作歹，為禍鄉裡，還被張儉逮了個正着，而且先斬後奏下了死手：

“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锢列傳第五十七）

按照漢制，督郵作為一郡太守的屬吏并非是朝廷命官，而是相當于太守的私臣、視太守為主君。因此按照正常流程，這事張儉根本就沒資格做主，也沒有上報朝廷的義務，隻需彙報郡中等待翟超處置即可。

可問題是張儉壓根就不是個正常人啊，否則哪能拒舉茂才在家一蹲好幾十年、直到知天命之年才跑出來當個小小的督郵？所以這家夥不但先下手為強弄死了侯覽的老娘，還無視了自己的主君翟超，直接向朝廷越級舉報了侯公公，甚至直接向漢桓帝劉志建議——侯覽這個老閹貨一看就不是個好人，幹脆一刀砍死他得了！

曹節、王甫、侯覽這撥宦官沒有十常侍那麼出名，但禍害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知道張儉在做出這一決定時，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人家劉志再這麼着也是一朝天子吧？要是連個小小督郵的奏章都親力親為，先不說會不會活活累死，他還怎麼當一個快活的昏君？所以張儉的奏章理所當然的沒有被送到禦前，還恰好被侯公公截獲，這下劉志要是還能知道這碼事就真是活見鬼了（當然，就算劉志看見了，最終倒黴的還得是張儉）。

不過侯覽沒有立即展開報複。畢竟侯公公也是見過大世面、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大人物了，對他來說，單單收拾一個張儉實在是缺乏挑戰性，不如下一盤大棋。

侯覽有個老鄉叫朱并，此人跟張儉有仇，便在有心人的指使下也玩了一出越級舉報，指控張儉與同郡的24人結黨，試圖謀逆！

張儉舉報侯覽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沒有激起半分波瀾。而朱并指控張儉結黨的上書卻火速出現在禦前。于是劉志大怒，下令緝拿人犯并從嚴從速懲治，而且張儉的“同謀”很快從數十人蔓延到幾乎整個士人集團。

張儉此舉是引發第二次黨锢之禍重要事件之一，牽連極廣影響也極為深遠。像“八俊”中的李膺、荀昱、朱寓，“八顧”中的夏馥，“八及”中的劉表、苑康、翟超，“八廚”中的王芬都受他牽連或死或逃或下獄罷官，其他莫名其妙因此卷入黨锢之禍而死之人又何止萬千？

第二次黨锢之禍的直接導火索是大将軍窦武誅宦事敗

“望門投止”的張儉，堪稱史上第一“坑王”。

不過，最先倒黴的可不是張儉，而是他的“主公”翟超。

話說這位堂堂二千石的山陽太守人在家中坐，鍋從天上來，還沒搞明白咋回事就被檻車入洛了。而好不容易搞明白了到底是咋回事的黨人領袖如太尉陳蕃、司空劉茂等人雖然拼命營救，最終卻一無所獲，隻能在名譽上給予一定的補償——回頭看前面的那張表，裡邊的“八及”中那個叫翟超的，就是這位稀裡糊塗被張儉坑死、又稀裡糊塗的成為“鬥宦君子”的前山陽太守。

在我的前一篇文章東漢朝的“主公”養成手冊 中曾經說過，東漢一朝其實存在着一種另類的“二元君主制”，即當時的官吏和士人都有兩個并存的效忠對象，其一必然是皇帝，其二就是“主公”。像本文中的翟超就是張儉所必須效忠的主公，而且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種非常正式的君臣關系，所以老張坑死老翟的行為絕對屬于“背主”。在這種情況下，張儉唯有一死才能洗脫坑主的污名，否則就算人還活着，也得落得個“社死”的下場。

在東漢，“主公”這個玩意可不是能輕易沾染的，沾上了就得伺候一輩子

可張儉就是不走尋常路。這貨一出手就殺了侯公公的老娘，還越級舉報，算是跟宦官結下了不留半分餘地的死仇，看起來剛烈絕倫。可一旦事發，包括他的主公翟超以及号稱“天下楷模”的李膺等數百黨人因此受害，閹宦勢力愈發跋扈不可制。在這種情況下，張儉無論是坦然投案、擔下所有的責任，還是逃亡在外的同時聯絡有志一同者繼續跟宦官作鬥争，都讓别人沒啥話說，最起碼也算有始有終，像個爺們。

可他幹了什麼？聞風喪膽，千裡逃亡，而且一口氣跑到了塞外（今天的遼甯西部）。

張儉不僅跑了，而且還不忘一邊跑，一邊發揮特長繼續坑人：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锢列傳第五十七》）

在這裡，張儉還創造了一個新成語“望門投止”。啥意思呢？就是說在逃難或出奔時，見到人家就去投宿，隻求暫時存身，根本不管認不認識對方，也不管會不會給人家帶來災禍。

而張儉也确實無愧于“望門投止”這個他一生都無法擺脫的名号——他是真的不管别人死活，隻要自己還活着就好。

大家都知道“孔融讓梨”這個典故，卻少有人注意到故事中孔融讓梨的對象、他的三哥名叫孔褒。當然就更不會知道孔融不過讓了個梨子罷了，而孔褒卻為了自己的弟弟慨然赴死。

孔融讓梨的典故人人皆知，但孔融坑死他哥的破事你們造嗎？

當然，這也跟張儉有關。

話說張儉一路逃亡，宦官派出的追捕大軍當然也沒閑着。他們抓不住張儉，可那一路上受不了這貨“望門投止”而不管主動還是被動向他提供過食宿或幫助的人家，統統該抓的抓、該殺的殺，滅門絕戶都是尋常事。否則，怎麼能叫“破家相容”呢？

某一天，張儉逃到了孔融他家。不過張儉并不認識孔融，隻跟孔褒“有舊”，而後者恰好還不在家。在這種情況下，臉皮賊厚的張儉還是賴着不走，而且看孔融年紀小（才16歲）還不肯直言相告自己是個逃犯，隻是“有窘色”（本段皆引自《後漢書·卷七十·鄭孔荀列傳第六十》）而已。年輕氣盛的孔融自覺受到了輕視，就自作主張收留了張儉。

結果事情很快敗露，在當地官員的暗中相助下張儉再次成功溜掉，可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孔褒、孔融兄弟卻被捕了。于是老孔家上演了一出可悲可泣的争相赴死的大戲——孔融說張儉是我收留的，砍死我吧；孔褒說張儉是來找我的，跟弟弟無關，砍死我才對；孔母說這倆傻蛋都是我生的，不砍我簡直沒天理……宦官倒是想滅老孔家的滿門，可問題在于人家是孔聖人的嫡脈血親，要是全砍死估計全天下的讀書人都得炸毛。所以隻能層層上報，讓皇帝劉志拍闆。

傻了吧唧的孔融接待了張儉，結果害死了親哥

也不知道劉志是咋想的，下诏說砍死孔褒就算齊活，其他人就放了吧。

于是孔融從此天下聞名——這他喵的算啥道理？孔褒吃了個大梨，就能讓尚是垂髫之年的孔融成名；孔褒替弟弟擔罪赴死，然後年不及弱冠的孔融就成了大名士……孔褒上輩子到底欠了孔融多少錢，才在這輩子給他當哥？

說回到張儉。這貨繼續一邊坑得新朋舊友家破人亡，一邊鼓足餘勇玩命往北跑。等跑到塞外終于安全了，這貨也沒有扯起“誅宦”的旗号聯絡四方志士、繼續他未盡的大業，更沒有拉起兵馬跟閹宦集團正面硬剛，而是隐姓埋名，自此全無聲息，仿佛他啥都沒幹過。至于萬千人因他而死，更是假裝不知道，把腦袋埋在沙子裡當起了鴕鳥。

張儉這一躲就躲了15年之久。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黨锢解除，他才回到家鄉繼續隐居。在建安初年他還接受曹操的征辟再度出仕，不過僅過了1年多就死掉了，享年84歲。

張儉其實是古代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士人的代表。

實事求是的講，張儉想誅宦并沒有錯，那幫閹貨也确實罪大惡極。可問題在于誅宦可不是宰雞，那可是要震動天下、無數顆人頭落地的大事啊！怎麼不得從容策劃、謹慎行事，起碼也得召集同志并等待時機一舉破之吧？就算格局所限、形勢所迫管不得那麼多、那麼遠，起碼也得想好殺了侯覽老娘以後該咋辦吧？哪能隻管殺不管埋、形勢不妙就不管不顧的撒腿就跑，還拖那麼多人給自己墊背：

“其所經曆，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并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锢列傳第五十七》）

啥意思？張儉一路逃亡，沿途幫助過他的十幾個家族都被滅族。要知道東漢一朝世族、豪強勢力強大，往往一城一縣過半人口盡歸一族也不是啥稀罕事。因此經張儉和閹宦這一路禍害，從山東到遼西的沿途郡縣紛紛殘破不堪。

舉着大義的旗号殺人無數，然後自己名垂千古——張儉就是這種自私自利之人

出名我來，送死你去——這是人幹的事嗎？

話說張儉可不是啥事不懂、滿腦子除了漿糊就是熱血的精神小夥。他已經50歲了，在那個年頭已經算是高壽的将死之人，即便在35歲還能過青年節的今天，50歲的人也無論如何不能跟幼稚沖動、不夠成熟扯上邊兒吧？那他的所為該做一個什麼樣的定論呢？

我以為，張儉就是那個年代的天下最為自私自利之人。

這麼說不是沒有理由的。

與張儉案一起掀起第二次黨锢之禍的還有大将軍窦武誅宦失敗身死一案，汝南名士、“八顧”之一的範滂也受到了牽連。督郵吳導奉命前去抓捕範滂，他很清楚範滂的無辜以及天子的亂命，但若拒诏别說吳導自己了，他的父母妻兒都得死于非命。可要是奉诏的話，吳導必然會被士人視為閹宦同黨，從此臭名遠揚。一時間進退不得的吳導隻能把自己關在驿站中痛哭，範滂聽說後非常自責，就跑到縣裡自首以釋吳導之困。縣令郭揖聽說此事後，就解下官印绶帶要跟範滂一起逃亡，卻被後者拒絕了，理由也很簡單，就是不想因為自己禍害别人。

同樣的境遇下，範滂的選擇與張儉有着天壤之别

千古艱難唯一死，範滂自然也貪生。因此在臨刑前，他給兒子留下了下面一段話：

“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引用同上）

啥意思呢？範滂告訴兒子——從一個父親現實的角度而言，他想教兒子作惡，因為這是個惡者福、善者禍的世道，但惡事終究是不該做的；從理智的角度，他想教兒子行善，可他範滂落得這樣一個下場，不就是因為不肯做惡事導緻的嗎？所以範滂作為一代大名士、大學者，到死前卻不知道該如何教導兒子了。

與範滂同樣甯死不肯作惡的，還有同為“八顧”之一的巴肅。他面對朝廷的抓捕也是昂然自首赴死，并同樣拒絕了縣令棄官與其一同逃亡的建議：

“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引用同上）

當然為了自己的理想和堅持敢于赴死的義士必然是少數，大多數人在生死大考面前首先想到的也是像張儉那樣撒丫子跑路。但即便如此，他們也比後者更有底線。

做人做事要有底線，這是對人品最低的要求

比如同為“八顧”之一的夏馥遭到閹宦緝捕以後也選擇了逃亡，而且像張儉一樣，他所逃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都被收捕拷問。夏馥得知後并沒有像張儉那樣繼續一路坑人，而是追悔莫及：

“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引用同上）

于是夏馥剃掉胡須、改變容貌，堂堂一個大名士不惜隐姓埋名去做了一個卑賤的仆傭，成天受煙熏火燎以至于容貌盡毀，也不願意再禍害别人。後來因為身體單薄以及勞累過度，夏馥沒熬過黨锢之禍就早早去世了。

與範滂、夏馥這樣的人相比，張儉難道不是天下第一等自私自利之人嗎？他還有什麼臉跟範、巴、夏等人同列？

可為啥這麼個貨色還能成為名垂青史的大名士呢？

原因其實很惡心。

首先，先甭管張儉是如何的敢惹禍不敢擔責，但他這麼幹的目的是為了誅宦吧？誰敢說誅宦不對？誰又敢說中常侍侯覽及他老娘不該殺？這貨從一開始就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因此就能為所欲為了！

一個讓人無奈的現實是，有些人一旦占據了道德高地就能為所欲為

為啥？因為儒家向來認為，作為君子就應當顧全大局，至于細微末節就不要斤斤計較了：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卷十·子張第十九》）

這就是所謂的“大德不逾，小節不拘”了——在當時的士人看來，誅宦當然是“大德”，至于因張儉望門投止而慘死的那些人自然就是“小節”。反正死都死了，還是别計較了。

其次，張儉掀起的第二次黨锢之禍雖然害死了無數人，但也使得原本趨向和緩的士宦關系徹底惡化，再無和解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閹宦愈發肆無忌憚的迫害士人，進而獨攬大權，進一步的禍國殃民，終于引發了黃巾之亂。而一旦天下亂起，劉志生怕早就跟他離心離德的士人與黃巾合流，便不顧宦官的極力反對大赦天下，主動解除了黨锢。

而黨锢解禁之後，宦官勢力大不如前，士人也對其展開了瘋狂的報複。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因大将軍何進被殺，以袁紹為首的士人勢力将宦官殺戮殆盡，在結束了宦官專權的局面同時，也開始大規模的給在黨锢之禍中受害的士人集體平反。可是緊接着又爆發了董卓之亂以及随後的諸侯割據，所以這次對黨锢之禍的總結和平反也是粗糙和倉促的。于是張儉幹過的那些破事還沒來得及去追究和反思，就被匆匆的蓋棺定論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些因張儉“望門投止”而“破家相容”的家族的态度了。盡管被張儉牽累時，他們可能在肚子裡惡狠狠的問候過後者的十八輩祖宗，可如今家也破了、人也亡了，要是張儉最終成了個反面人物，那麼他們家族的犧牲豈不就成了笑話？

本該最恨張儉的孔融，後來卻成了維護前者的主力軍——人世間的事情就是這麼讓人哭笑不得

所以，最熱衷于維護張儉的，反而是這些被張儉禍害得最慘的那幫人，比如孔融。這個被張儉坑死了哥哥的大名士，不但親筆替張儉撰寫了碑銘，還将其誇得天花亂墜：

“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為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淩剛摧堅，視危如甯。聖主克愛，命作喉唇。”（《全後漢文·卷八十三·衛尉張儉碑銘》）

其實張儉的所為在古代士人中很有代表性。這類士人吧，你不能說他們沒有理想、沒有堅持，更不能說他們天生就是壞人、天然就想作惡。可他們一旦自覺“大義”在手，就什麼都敢說、什麼都敢做，其實這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惹出禍來或是面臨逆境危局，他們要麼是不知所措，要麼是逃避責任，甚至會随之倒行逆施起來。

前者比如張儉，後者比如秦桧。

秦桧這個因為賣國求榮、戕害忠良而在青史上臭名昭著的奸佞，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曾是個熱血的主戰派？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國大舉侵宋并包圍汴京，并以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作為議和退兵的條件。在舉朝上下一片妥協求和之聲中，秦桧憤而上書言軍機四事，認為女真人欲壑難填，必須提高警惕、加強防備，不能無條件的退讓：

“桧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列傳第二百三十兒》）

此後宋欽宗趙桓給秦桧加官兵部職方員外郎，随張邦昌處理向金國割地事宜。不過秦桧深以為恥，再三上書要求辭去職務。不久趙桓又召集百官商讨割地事，以宰相範宗尹為首的70人贊成，秦桧等36人則堅決反對。

從本質上講，張儉與秦桧是一類人。區别在于張跑掉了，秦被抓到了

此時的秦桧哪裡像個奸臣、賣國賊？

然而在汴京失陷、秦桧随着徽欽二帝被擄去金國折騰一圈之後，他就被吓破了膽，随之在威逼利誘下向女真人屈服。其實這也不奇怪——正如張儉一樣，讓秦桧在遠離現實危險的情況下行大義之事是沒問題的。可一旦直面了近在咫尺的生死抉擇，他們就會原形畢露或是性情大變，成為天下第一等的自私自利之人。

做個假設——要是張儉沒逃到塞外就被閹宦抓住了，他會不會也像秦桧那樣玩一出大變臉？

再做個假設——要是張儉以及秦桧上書的對象不是劉志和趙桓，而是劉徹以及趙大、趙二這樣的明君雄主，弄不好張、秦二人還真會成了名副其實的名士、名臣。

正如白居易的那首《放言五首·其三》一詩中說的那樣：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複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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