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234年“端平入洛”失敗以來，至1279年崖山之變，南宋與蒙古之間進行了曠日持久的三次決戰。這一系列戰争或許是冷兵器時代最後的高峰，也嚴重影響了此後數百年世界曆史的進程。

南宋發動“端平入洛”時，蒙古早已決意南侵，但在此之前也派王檝出使南宋，不過按照蒙古以和談誤導金國的前科來看，其目的應當是以和談誤導南宋，使之放松戒備。此前的丁亥之變，蒙古也是邊出使邊打，已經很難讓人相信了，魏了翁、真德秀、李鳴複等大臣都明确指出王檝奸詐且蒙古方面毫無誠意，南宋也應當繼續備戰以防蒙古入侵。

端平二年（1235年）秋，做好準備的三十餘萬蒙古大軍兵分兩路發動進攻。西路軍由闊端（窩闊台二子）領軍，直取四川；東路軍由曲出（窩闊台三子）領軍，主攻荊襄，宗王口溫不花率偏師攻擊兩淮。

一開始，南宋方面戰事頗為不利，這跟“端平入洛”不無關系。

由于四川制置使趙彥呐拒絕出兵配合，與主導此事的宰相鄭清之結下了梁子。後來秦鞏豪族、金國舊臣汪世顯數次請求歸宋，趙彥呐也多次上報朝廷，卻不料懷恨在心的鄭清之拒絕批複，導緻汪世顯無處可去，闊端一來便帶兵五萬投降了。

吳曦之亂前，興州（平亂後改名沔州）有兵七萬可用于野戰，叛亂之後隻剩兩萬兵馬，所以四川的兵力長期不足，汪世顯如果歸降将會是重要助力，但南宋朝廷的内鬥使得汪世顯帶大軍投靠蒙古，此消彼長之下，開戰前，南宋的四川戰線就已經處于極大的劣勢。

吳曦之亂後，汪世顯的兵力在川陝地界舉足輕重

于是，權利州駐紮禦前兵馬都統制曹友聞不得不以四川僅有的兩萬野戰部隊面對蒙軍十三萬兵力，隻不過曹友聞指揮得當，連續八次擊敗蒙軍，并一度将其擊退，但卻無法全殲。

端平三年（1236年）秋，蒙軍再次入侵，曹友聞屯兵仙人關，準備待蒙軍深入之後發動奇襲，并有曹萬、王宜與之呼應，是為必勝之局。不料趙彥呐卻強令曹友聞在大安軍迎擊蒙軍，導緻曹友聞全軍覆沒，而四川再也沒有可戰之兵，蒙軍四處抄略、縱火，有說法造成上千萬百姓死亡，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令人發指的暴行之一。

由此也可看出，南宋并非軍事實力不行，主要問題還是出在政治層面。在曹友聞陣亡之前，趙彥呐還以同樣的方式害死了高稼。而此前的數任四川制置使大多也不合格。

自崔與之卸任之後，先有鄭損錯誤決策導緻“丁亥之變”，南宋自吳玠以來經營百餘年的“三關五州”防線被付之一炬；後有桂如淵玩忽職守導緻“辛卯之變”，讓拖雷成功“借路”，加速了金國的滅亡，也不符合南宋的利益；而趙彥呐更是先對抗中央又胡亂插手軍事指揮最終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同年二月，襄陽北軍叛亂，被蒙古東路軍趁機攻占，京湖地區門戶大開，蒙軍相繼攻陷随州、荊門軍、郢州，進逼江陵府（今湖北荊州）。值此危難之際，宋理宗根據大家推舉，急調孟珙馳援。孟珙也不負衆望，防守嚴密使得蒙軍無機可乘。十月，曲出死在軍中，東路軍隻能撤退。

此時騰出手來的京湖軍已經可以支援四川，與還未陷落的金州都統司夾擊蒙古西路軍，加上金州都統司的存在威脅到了蒙軍後路，西路軍也不得不撤退，隻留下汪世顯部繼續攻掠。嘉熙二年（1238年），宋軍收複襄樊。

與此同時，攻擊兩淮的東路軍則是損失慘重，不僅沒有攻下一個軍事重鎮，反而先于嘉熙元年（1237年）受挫于杜杲把守的安豐，又遭呂文德、餘玠、趙東、夏臯等多路宋軍夾擊，陣亡一萬七千餘人；同年又頓兵黃州，被孟珙痛擊；次年又大敗于杜杲把守的廬州，陣亡兩萬六千餘人，最終隻能無功而返。

雖然南宋方面獲得最終的勝利，但川西諸州被毀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原本四川大緻收支平衡，戰後川西殘破，失去了大部分稅收，川東防務又給中央财政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以至于朝廷在是否放棄川東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激烈的争論。

而餘玠、呂文德等年輕将領經受了戰争的考驗，成長為南宋軍隊的中流砥柱，也算是南宋方面的收獲了。

此後，宋蒙雙方小規模沖突不斷，一直持續到下一次大規模戰争。

嘉熙四年（1140年），京湖制置使孟珙兼任四川宣撫使，不僅理順了四川的軍政事務，又多次擊退蒙軍，為繼任者餘玠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餘玠上任後則發展出山城防禦體系，穩固了防守，并于淳祐十年（1250年）冬嘗試了一次北伐，可惜未能攻下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功敗垂成。

淳祐十一年（1251年）四月，京湖制置使李曾伯以荊鄂副都統制高達為主帥，率兩萬餘人再次收複襄樊，并加以經略，基本恢複到戰前“城高池深、兵精糧足”的狀态。

再戰：蒙古“斡腹之謀”，南宋早有準備

淳祐十一年（1251年）六月，蒙哥繼任汗位，開始調整對宋作戰方略。一方面在宋蒙邊境屯田、築堡，為大規模、長期的戰争做準備；另一方面為避免再次在兩淮地區遭受挫折，于是汲取“借路”故智，命忽必烈、兀良合台攻打大理，試圖沿廣西、湖南深入南宋内部，實施夾擊南宋的“斡腹之謀”。

南宋方面則出動軍隊攻襲，阻撓蒙古築城，同時也加強在邊境築城。同時，南宋也根據蒙古對吐蕃、大理的軍事行動推測出蒙古可能選擇繞路夾攻，于是李曾伯自薦前往廣西整饬軍備，并帶上了骁将劉雄飛。另外，播州土司楊文更是配合宋軍，翻越雪山，在吐蕃境内擊敗蒙軍，盡可能破壞蒙古的“斡腹之謀”。

寶祐三年（1255年）秋，兀良合台自雲南攻入四川，與另外兩路蒙軍會師于合州，意圖拔除釣魚城，失利後撤退。

寶祐五年（1257年）春，蒙哥正式發動戰争。一方面蒙哥以絕對優勢兵力攻擊四川并圍困釣魚城，成功調動呂文德前來進行主力決戰。另一方面，塔察兒率東路軍攻擊襄樊，久攻不下隻能撤退，于是蒙哥改任忽必烈為東路軍統帥。忽必烈選擇繞過襄樊，以鄂州（今湖北武漢）為主要攻擊目标，并與兀良合台約定會師潭州（今湖南長沙）。

雖然李曾伯挫敗口溫不花，然而蒙軍選擇繞過襄樊并直逼潭州，潭州守将向士璧則率軍堅守，使得兀良合台頓兵月餘。此時守衛鄂州的隻有樞密使賈似道以及數萬老弱殘兵，局面岌岌可危。然而賈似道堅決抵抗、指揮得當，抵擋了蒙軍多次進攻，以陣亡一萬三千人的代價守住了鄂州數月之久。

開慶元年（1259年）夏，蒙軍頓兵日久，軍中疫病流行，蒙哥也死于軍中（一說死于宋軍砲石），西路軍不得不撤退，呂文德、馬光祖等也得以回援鄂州。此時局面對于忽必烈極為不利，也隻好撤軍。

不朽的釣魚城

戰後，賈似道以“再造王室”之功升任少傅、右丞相，開啟了南宋權臣生涯，也為南宋滅亡埋下了伏筆。

前兩次戰争對南宋經濟、财政破壞極大，為解決财政危機，賈似道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從最終效果來看，改革從民間弄來不少錢，暫時解決了财政收入和軍糧短缺的問題。

然而，賈似道也借改革之機清除異己。此次改革有一項重要措施叫做“打算法”，即對财政支出進行嚴格審計，并追繳不合法的支出。于是，跟賈似道不和的曹世雄、向士璧、印應飛、李曾伯、高達、王堅（釣魚城守将）都因此遭受重大打擊，有的甚至丢了性命。

與此同時，四川制置使俞興也想利用“打算法”整死與其不和的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撫副使劉整，劉整多次求饒無果後投降了蒙古，俞興攻打泸州失利讓劉整死裡逃生，雖然呂文德後來收複潼川路，但劉整已被蒙古人接走。

鹹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劉整進言滅宋之計，忽必烈聽取之後決定主攻襄樊。鹹淳四年（1268年）九月，劉整與阿術一同督師圍困襄陽，拉開了第三次宋蒙戰争的序幕。

劉整建議主攻襄樊，切斷宋朝東西聯系，是元軍滅宋的關鍵

此後蒙古不斷增兵圍困并掃蕩周邊，南宋也多次派兵救援、試圖解圍。一開始蒙古兵力不算多的時候，南宋方面派鄂州都統制高達前往解圍，而襄陽守将呂文煥因為與高達不和，不願意讓高達前來，便虛報大捷讓朝廷打消派遣高達的想法，也因此錯過了最佳解圍時機。

随着蒙古兵力逐漸增加，解圍已經不是一兩個都統司可以解決的問題了，這時候最需要朝廷派重臣督師江上、協調諸軍，當時也唯有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是合适人選。然而賈似道卻不願前往，一旦去了前線，得罪太多人的賈似道會立刻被台谏彈劾，而當年他也是這樣扳倒前任宰相吳潛的，自然害怕别人有樣學樣。

賈似道

于是，南宋先後發動十三次無組織的救援行動隻有三次成功支援了襄樊，卻沒有一次打破蒙軍的包圍圈。鹹淳六年（1273年）正月，樊城失守，很快，突圍無望的呂文煥選擇了開城投降。

呂文煥投降後又一路招降故舊，可謂是漢奸做到底，極大破壞了南宋的國防，加速了南宋的滅亡。可以說，自呂文煥投降那一刻起，南宋基本注定滅亡了。而等到時勢逼得賈似道被迫率大軍出戰時，人心已散，所以丁家洲之戰宋軍空有精兵良将，卻一觸即潰。

可以說，南宋更多是亡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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