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元故事：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系列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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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這座橋，叫羅湖橋。

年輕人背着行囊，走上橋面，擡起頭來，看到了飄揚的五星紅旗，心中閃過一絲激動。查驗證件之後，匆匆幾步就走到了破舊的火車站，登上一列北上的綠皮火車。

這個橋段，你大概不陌生。不過别誤會，我的主人公不是鄧稼先、錢學森、李四光這些從海外歸國參加祖國建設的大師。彼時的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一名大學生。

在車廂裡放下行李坐定之後，大學生往站台望了一眼。雖然羅湖橋北岸的這塊土地當時叫作寶安縣，但車站的站牌上卻分明寫着兩個大字——深圳。這一幕，發生在1970年代初，距離香港回歸祖國，大約還有25個年頭。

這位大學生名叫阮健骢，彼時的他作為港中大學生，在一片“關社認祖”的校園氛圍下，從深圳出發登上第一次前往北京的旅途。

2022年，當阮健骢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副校長的身份接受我的采訪時，時間已臨近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紀念日。

回首半個世紀之前與深圳的第一次相遇，阮健骢說，那時的他當然不會想到，自己畢業之後會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工作人員；更加沒有想到的是，無論是香港中文大學還是他自己，都将與深圳這座城市結下這樣的不解之緣。

少小離家

“我出生在1951年。”阮健骢說，此刻的他精神矍铄，絲毫不像古稀老人。他的童年是在家鄉中山度過的。人生最初十年，在腦海中已經變得模糊了。隻是言談中說起小時候的一些生活細節，還是可以勾勒出阮健骢童年時的生活樣貌，大緻可以歸結為幾個關鍵詞。

童年是饑餓的。“經常吃不飽飯”，阮健骢記憶中，小時候米飯當中時常摻雜着紅薯才能勉強充饑。今天的人們也許很難理解，紅薯這種頗受歡迎的健康食品，在不得溫飽的年代，卻是用來果腹的雜糧。

童年是貧困的。雖然一個不用當家的孩子對物質的匮乏未必有太多感性認識，但是讀書之後，學校沒有足夠的課桌課椅，需要阮健骢和同學們自己從家裡帶着凳子去學校，卻是終身難忘的回憶。

十歲那年，因為家裡在香港有親屬，阮健骢辦理了移居香港的手續。從此，故鄉成了心中一個遙遠的意象。

“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獅子山下》的歌詞，正是那個年代香港人生活場景與心路曆程的寫照。

“小時候确實是經曆了一段艱苦的歲月。”阮健骢總結童年時光，“現在年輕人的生活比我們那時候好太多了。”雲淡風輕之中，倒像是長者在向晚輩進行憶苦思甜教育。

生活并沒有因為成為“香港人”而立刻變得順遂起來。初來乍到，融入截然不同的教育體系，談何容易。“插班讀書，一開始跟不上”，除此之外，阮健骢并沒有多談自己讀書的經曆。夙夜匪懈，十年寒窗，大概是不在話下的。

終于，高中畢業并且通過當時的香港高校入學考試之後，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抉擇擺在了他的面前。

在深圳校區7年，阮健骢不但已經熟悉了這座城市的日常，更對城市的各種藍圖谙熟于心，并且與學校的建設發展無縫銜接。

傳揚中國文化的大學

“當時香港有兩所主要的大學。”阮健骢面對的與其說是“艱難”的選擇，不如說是“幸福”的煩惱，讀香港大學，還是讀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建校于1911年，由英國人創辦，是當時香港人公認的老牌名校。

港大的優勢是明顯的，它實行全套英式教育，與歐美教育體系無縫接軌。但在阮健骢心中，創辦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港中大）也引起了阮健骢的注意。

事實上在上世紀6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的創辦确實是香港城市發展曆程中的重要事件。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于1963年合并，由新亞書院創辦人、曆史學家錢穆先生定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就是要在香港辦一所傳承發揚中國文化的大學。”阮健骢說，港中大創校先賢的理念深深地吸引着他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

幾經權衡，阮健骢選擇進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就讀。

“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我想起了前來采訪時，在港中深行政樓一層醒目位置看到的這兩句話。作為港中大的辦學理念的标志，今天已經廣為人知。

“這就是港中大辦校的初心。”阮健骢說，從他邁入校門直到今天，不曾改變。

如何結合？如何融會？首先，有别于以港大為代表的英式大學全英文教育，港中大獨樹一幟，堅持“中英并舉”辦“發揚中國文化的大學”的理念，實行雙語教育。普世性的科目如自然科學，使用英語教學為主；涉及中國社會、文化、曆史的科目，則以中文教學為主。不光是教學方面，學校的工作語言也是中英雙語。這在當時英文“一統天下”的香港公教領域，可謂獨樹一幟。

“整個學校的學習環境既有‘中’又有‘西’。”阮健骢說，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中國與西方的融會，不是口号，而是教學與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讓他受益至今。

香港中文大學，一所講中文的大學，一所中國人的大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化、英語文化牢牢掌握香港主流話語權的年代，她傳承着中華文化的火種，也連結着香港與祖國内地的文化根脈。在香港青年人中引起巨大反響的“關社認祖”（關心社會，認識祖國）活動，港中大也成為重要的場域。

正如本文開頭的場景，阮健骢第一次踏上今天叫“深圳”的這片土地，就是上世紀70年代初，作為港中大學生，懷着認識祖國的心，走過羅湖橋，在深圳火車站登上北上列車。

雖然已經相隔半個世紀，但阮健骢對那一次行程的諸多細節記憶猶新。

“那時候的深圳，印象中就是小小的一個鎮。”是的，今天的深圳市當時的建制是寶安縣，“深圳”是其所屬的一個鎮。阮健骢并沒有在深圳停留，而是直接登上火車出發。“同學們都不是富裕家庭出身，買的是硬座票”，讓阮健骢印象深刻的是，車廂非常擁擠，座位下方甚至行李架上都躺滿了乘客。這樣的旅途當然談不上舒适，但同學們也沒有太在意，香港不也是剛剛發展起來嘛！

經過三天兩夜的旅程，列車在激昂的革命歌曲聲中駛入北京站。

特殊年代，當然有一些特殊的尴尬。“當時來到内地，我不敢說自己是學社會學的。”阮健骢說，那些年社會學在内地一度被視為“資産階級學說”，社會學系的學生自然要低調低調再低調。

但少年時代的壯遊總是終身難忘的。阮健骢和同學們參觀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香山、十三陵，還走訪了内地多個城市。第一次暢遊祖國内地，在少年的心中泛起的波瀾，曆經半個世紀未曾消散。

1997年6月30日晚上至7月1日淩晨，已經在香港中文大學人事處工作多年的阮健骢，與同事們一起迎接香港回歸祖國的那個曆史性的夜晚。看到駐港部隊的軍車行進在路上，天降暴雨，戰士們紋絲不動、軍容齊整，阮健骢和同事們激動之餘，不禁感慨：老話說“貴人出門招風雨”；祖國的軍人，就是“貴人”。

當然，阮健骢知道，駐港部隊出發的地方，就是大學時代曾經路過的“小小的一個鎮”——深圳。

阮健骢(二排右三）在港中大（深圳）附屬知新學校與學童開心交流。

全人教育

“這麼多年下來，回頭想一想，那時候的深圳竟是那樣的。”當2022年的夏天，阮健骢坐在港中大（深圳）副校長的辦公室裡，回憶起半個世紀之前與深圳的第一次“接觸”，那小小的鎮子、破舊的車站，不禁感慨。

莫說50年的滄桑巨變，即使是阮健骢來到港中大（深圳）的這7年，周遭的變化已經讓他驚歎不已。說起這些，例子比比皆是。

“剛來的時候，同事開車出去買東西，在哪裡停車都可以；現在停車的地方好難找了。”

“當時我們的學生住在信息學院宿舍，可以直接穿馬路過去，因為當時路上車很少；現在每天都堵車；車流量人流量增幅都非常大。”

發展快、變化快，這就是深圳。不過，作為港中大（深圳）分管行政的副校長，阮健骢的工作恰恰是最能佐證深圳這一特質的。

2015年剛上任時，校園建設剛剛全面展開，兩年之後一期校園建設完成；緊接着，田徑場、二期校園開展方案設計，建設工程随之全面開工。轉眼間，二期校園明年就要整體交付使用了。

接下來就是港中大（深圳）醫學院、音樂學院的建設。當說起醫學院的建設對深圳的意義時，阮健骢說到了四個字：“病有良醫”。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我，當然聽得出來，這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裡提到的，對大灣區未來圖景的描繪。

“音樂是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希望我們音樂學院的建設，能幫助深圳城市文化再提升一個檔次。”阮健骢接着說，這所音樂學院是深圳新十大文化工程之一，它的另一個名字就叫“深圳音樂學院”。

在深圳校區7年，阮健骢不但已經熟悉了這座城市的日常，更對城市的各種藍圖谙熟于心，并且與學校的建設發展無縫銜接。

不過，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深校友和員工，阮健骢更加看重的，是港中大來到深圳，給這座城市帶來了什麼，為學生帶來了什麼。這些，包括并不限于港中大（深圳）建校以來畢業了5屆本科生、6屆研究生，教職員工從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今天的1600多人，從海外引進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圖靈獎得主、菲爾茲獎得主。

更重要的是，“大學是培養‘人’的地方。”阮健骢說，隻有專業技能的人隻是“工具人”，大學要做的除了傳授專業知識以外，還要幫助學生樹立道德修養、學會為人處世、培養溝通能力，累積成為未來領袖的潛質，“兩者相加，教育出來的才是一個‘全人’。”

是的，全人教育，這是我采訪之前“預習”過的香港中文大學重要的教育理念。

何謂“全人”，當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不過采訪中的所見所聞，幫助我有了些感性認識。

“我們始終沒有忘記傳承中國文化價值的責任。”阮健骢說，從他自己在港中大讀書到今天的港中大（深圳），50餘年貫徹始終，初心未變。香港中文大學，無論在香港還是在深圳，都是一所傳揚中國文化的大學。

如何傳承？由于沒有時間作深入的體驗，我需要找一些學生了解詳情。

“我們是必修中文課的。”正在港中大（深圳）理工學院逸夫書院讀博士的徐彥恒這樣說。必須說明的是，他本科學電子信息，研究生學計算機信息工程，純粹的理工科專業。

不論院系，不論專業，不論文理，“大學中文”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本科生必修的核心課程。教材涵蓋從古代到現代直至當代的中國文學經典。“這種中文課絕不是填鴨式的，完全不用死記硬背什麼。”徐彥恒說，港中大（深圳）的大學中文課除了老師主講的主修課，還有學生主講的導修課，“你讀了文章，要有自己的感悟，哪怕隻是一些細節，形成自己的導修報告，跟老師和同學們分享、讨論。”

從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千年之問到沈從文《蕭蕭》的淳樸鄉情，從白先勇《遊園驚夢》的溫婉凄美到張愛玲《封鎖》的人情冷暖，不論你是學文學理，大家圍坐一堂，各言其志，各抒其情；衆聲喧嘩，和而不同。這就是徐彥恒眼中的港中大（深圳）的大學中文課。“對我們來說這就是一種中華文化的傳承。”徐彥恒說，在這裡不僅可以跟随世界一流的老師徜徉于科學與知識的殿堂，更能學會以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思維、閱讀與溝通。

無遠弗屆的學術海洋，溫厚包容的中華文化，這才是這所大學的價值。

中文大學，“中文”二字，并不僅僅是一個名稱。

阮健骢說，大學要做的除了傳授專業知識以外，還要幫助學生樹立道德修養、學會為人處世、培養溝通能力，累積成為未來領袖的潛質。

理解與交融

服務港中大近40年，其中港中大（深圳）7年，阮健骢今天也可以算作“半個”深圳人了。熟知兩地的城市特質、工作方式、生活節奏的同與異，自然不在話下。

“深圳這邊，就是做事情比較快，比較‘扁平’。”這一點阮健骢頗有感觸，他發現在深圳推動各項工作，“想好了80%或者90%，可能就開始推出去了，後續有需要改進的，可以邊推進邊調整。”

這一點不像香港，任何政策措施都要經過反複讨論，萬事俱備才能實施。但一經推出，就要不打折扣地執行。在阮健骢看來，這裡面并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就效率來講，看上去深圳這邊就更高一些。”他說，“深圳有一句話叫‘先行先試’嘛。”

說起深圳這座成為職業生涯第二個主場的城市，阮健骢是不吝溢美之詞的。

我們經常說深圳、香港，這兩座城市聯系如何緊密。但在現實中，也很少有一個地方像港中大（深圳）這般，深港雙城深度交融，難分彼此。

阮健骢自然是愛香港也愛深圳的，但是由于一些衆所周知的原因，他還是迫切希望深港兩地師生，特别是年輕人多交流、多溝通，增進互相的理解。

其實這也是我十分關心的問題，為此也特意找了一些學生詢問，他們眼裡的香港老師究竟是怎樣的？下面如實摘錄部分回答。

逸夫書院人文社科學院應用心理學專業研究生蘭敬睎如是說：

梁耀堅教授是世界知名的臨床心理學家，深受學生喜愛。隻是，他的普通話水平非常“普通”。有一次向大家推薦一本書叫“勾勾敬長銀”，大家聽了都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書名叫“救救正常人”。諸如此類的“笑話”還有很多，今天都成了親切的回憶。但是梁教授留下的一句很嚴肅的話，大家都記在了心裡：Do no harm, do some good（勿傷害，隻行善)。

思廷書院經管學院會計學系應屆本科畢業生劉昌海璐如是說：

有一次香港老師帶我去香港參加地壺球比賽，一上來發揮得并不好。現場有一位老伯看出我很緊張，每當我打出一個球，就上來跟我握手，并用粵語說一些鼓勵的話。雖然當時一句也聽不懂，但是感覺我們的心是在一起的。

思廷書院經管學院應屆本科畢業生李澤平如是說：

通過和香港老師的接觸，我覺得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我們是一樣的，他們來到港中大（深圳），是一心一意地想把教育做好，幫助我們國家提高文化自信。我覺得我選擇來這裡讀書是選對了。

……

随機采訪的結果是令人鼓舞的。港中大（深圳）有70多位來自香港的教授和工作人員，在學生們眼裡，他們是可敬的師長和可愛的朋友。

“我要是不到這邊工作，就沒有機會體驗到深圳的生活和文化，深圳香港的年輕人，要多到對方那裡去看一看。”阮健骢說，他經常對深港兩地的年輕人這樣建議，隻有你去了解，才能真正地理解；所以，你跨過無形中的那條“界線”，就像他50年前跨過羅湖橋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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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晶報APP

統籌 | 李岷

記者 | 馬骥遠

制圖 | 勾特

編輯 | 葉輝 鄒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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