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計巍

編輯：劉汨

劉培麟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多餘的人”。在将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他沒有家庭，沒有固定住所，沒有工作，以拾荒為生。在被撿拾來的廢品圍築起的世界裡，和他關系最密切的是：一輛養父留給他的大金鹿自行車、一隻黑白花貓、桌子上攤開的日記本，以及昏暗角落裡明豔的女裝和淩亂的化妝品。劉培麟将自己的生活形容為：“天馬行空，獨往獨來。”

可他卻出了名，成了網紅“大喜哥”。

在過去的7年中，他是那個“出洋相的”、“可憐的”男扮女裝拾荒者，也曾在一片突如其來的掌聲中成為舞台中央的“正能量”；有人逼他“改邪歸正”做回男人，也有人對他“作為一個跨性别者”給予支持和幫助。眼下，很多年輕人正将他視作一個在艱難中勇敢做自己和笑對生活的人。

在圍觀者的“狂歡”和現實的失落間，63歲的劉培麟覺得自己始終是個“B角”。

“我是個多餘的人。”劉培麟說，“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活法和追求，我的追求就是成為一個女性。”

雨停了，窗外傳來鳥叫和人聲。

劉培麟為自己換上一條大紅色的半身長裙，來搭配最喜愛的那件綠底紅花上衣。套上粉色卷絨外衣後，他走到窗邊的落地鏡前，左右欣賞，哼起小調。

他正準備和朋友們到半個小時車程外的地方去參加一場聚會。從青島來到福州閩侯縣這個叫“王坑”的村子落腳十來天，連日的雨和陌生的環境，悶得他發慌。出發前的這一刻，他興奮得像即将要登台一樣。

梳妝台的鏡子裡，他撥弄着劉海，撲粉，補妝，用口紅在眉間印了個紅點。接着他又打開電動刮胡刀，在下巴上使着勁兒來回蹭着。今天，他在頭上戴了一隻裝飾着紅色大蝴蝶結的發卡，腦後别了三朵紅花，一對齊肩的辮子用粉色絲帶紮在耳邊。

“要是再有個婚紗就好喽。”他看着鏡子中的自己說。穿婚紗，是他所認為的一個女人的“高光時刻”。

他繼續打量着鏡中的自己，沉默，又忽然說：“其實我是個演員。”

窗外傳來汽車駛過水窪的聲音，朋友們來到樓下接他了。他将紅白相間的女士挎包搭在左肩上，微微駝着背，邁着外八字步子，下樓梯，像是“演出”就要開始了。

先說說劉培麟在人群中的“第一次登場”吧。

2012年1月，在青島濰縣路的一處民房火災現場，一個紮着一對粗大辮子，臉上擦着厚重白粉、紅胭脂，身穿豔粉色大衣的男扮女裝者，突然進入青島當地電視台的鏡頭：他對着黢黑狼藉的小平房，一臉懵怔，“快癱那兒了”。

那場“至今不明原因”的火災，不僅燒着了他的出租屋，也将這個原本偏安一隅的城市拾荒人推向了熱鬧的“網絡圍觀”。人們被這“滑稽”的一幕逗笑，甚至說“要笑斷十二指腸”。劉培麟就此成了網紅，被叫做“大喜哥”。盡管他認為，這場火災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事。

那身滑稽的“男扮女裝”背後，是一段關于“失落與重生”的故事。

1959年，劉培麟被養母從青島火車站撿來，那一年他三歲。四五歲時，養母經常給他紮辮子，扮小女孩。他從那時就喜歡上了 “成為女性”的感覺：“像過電流似的，很舒服。”

從“太小不明白”到長大後的自我壓抑，想成為女性的情緒一直被他包裹在男性的身體中。從八九歲時起，他偷偷收藏着與女性有關的東西——紅頭繩、辮子、發卡、項鍊……直到下鄉插隊時，他仍繼續着這個習慣，把它們裝在用灰白色舊床單縫的小包裡，藏在抽屜中。

“我明白自己該承擔什麼角色。如果沒有外在的影響的話，自己或許能往‘正确’的方向發展。”劉培麟說。至少在40歲之前，他一直在試圖活得“正确”。為了補貼家用，他高中未畢業就到工廠上班。那時被打成右派的養父喝酒中風癱瘓在床，養母沒有工作在家攬活做工。二十歲時，卧床十二年的養父去世。而那時的劉培麟還不知道，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他還将繼續失去那些保護他的“屏障”。

劉培麟後來又失去了婚姻。他曾嘗試過正常的談婚論嫁，但多次都因為自身條件不好，散了場。二十出頭時，便因此離了一次婚。另一次離婚是在他三十來歲時，經人介紹，劉培麟和一個“周身是病”、“腦子不清楚”帶着孩子的女人結了婚。半年後，因為無法交流和生活，他再次離了婚。

他失去了養母和房子。1996年，養母被查出癌症晚期。為了治病，他賣掉了養父留下來的房子，但卻被買房的人騙了尾款，隻拿到了首付的十萬元。随後，他又四處找人借了十二萬元，維持養母的治療，直到她去世。

他失去了工作。1998年，劉培麟從待了二十多年的青島服裝十九廠下崗。之後，他找了很多種工作。他去過青島城陽區工地上安裝冷卻塔，可卻踩翻了腳手架，連人帶闆從八樓摔下來，造成腦震蕩住院一年，後因老闆不給支付拖欠的住院費，他從醫院“溜了”。他去送煤氣，載着煤氣罐的人力三輪車後閘突然斷了，迎面撞上一輛正在行駛的公交車。三輪車撞爛了，公交車的保險杠也掉了下來，被判全責後，他落荒而逃。“命挺硬的，幾次禍都沒玩兒完。”劉培麟苦笑。他的最後一點信心栽在了賣報紙上，“跟人借了點錢賣報紙，結果卻賠了個稀裡嘩啦”。

“說句不好聽的，就是自己把握人生方向的能力、抵禦能力差一些。”劉培麟說，“那就開始拾荒吧，找着一個是一個。”臨近千禧年，他開始騎着父親留給他的那輛帶大梁的大金鹿自行車去拾荒。除了那時八毛錢一斤的鐵和塑料、破爛鍋碗、廢紙以及果腹的食物外，他還在垃圾堆裡撿拾着跟女性有關的東西。有一次，劉培麟撿到了一件心儀的白色連衣裙。他回家穿上它，非常合身，又穿着它走出了家門，去了公園和海邊。那時的他短發，沒有化妝，腳上穿着一雙黑色女士布鞋。瞥到旁人在笑自己，他緊張，出了一身汗，想找個地縫鑽進去。

“那是我對人生的一次試驗。”劉培麟說。此後，他開始逐漸以女裝示人，徹底偏離了那條“正确”的軌道。他知道，在别人眼中這顯然“荒唐”、“滑稽”，是個“怪現象”，但他覺得自己找到了一種歸屬。

2012年初的那場火災之後，劉培麟成了青島的“名人”。不久，他登上了山東電視台生活頻道一檔名為《請你原諒我》的節目。和他一起出場的，是電視屏幕下方出現的一行字：“大喜哥：一個網絡‘奇葩’的終結”。

在聚光燈下，他一面被嘉賓責問：“你這身裝束，出來會把小孩吓壞的”，另一面，又因為“賣房借錢替母治病”和“堅持還錢不賴帳”的正能量引發全場掌聲。一位觀衆說：“我認為大喜哥比那些開寶馬的、穿西裝的、有錢的強多了”，“有多少不孝兒女還不如大喜哥呢”，“他們應該叫你大—喜—爺！”劉培麟連忙鞠躬緻謝。

随後台上的女主持人又給他出了個“主意”：“如果您換成男人的衣服，您在全國會比現在還要火！大家想看嗎？來來來！”

他洗了臉，換上黑色大衣，藏起辮子，頭頂一個黑色禮帽再次登台。燈光下，他眼光四下閃躲，腼腆微笑。一片歡呼聲在台下響起。

如果說這次換回男裝是劉培麟在舞台上被迫的“表演”，那麼四年後的這一次，則是他走投無路時對“正确”的妥協。

2016年，那個叫他“變态狂”的房東不斷上漲着他的房租，每月1387元退休金已經無法負擔。他從電話本上找到了一個姓趙的“網上朋友”尋求幫助，對方給他提供了青島中山路發達大廈裡的一個房間。住了沒多久，便接到鄰居投訴：無法接受這樣裝扮的人每天出入大廈。劉培麟面臨的選擇是：要麼走，要麼改變自己的形象。他發狠剪了頭發，換了男裝，扔了女裝，在心裡跟自己說：正規點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頭。他以男人的樣子重新找工作，應聘了十幾份，大多數被拒，好一點的讓他做了幾天工後給了點錢勸離。他逐漸發現，這個承諾說要給他提供各種幫助的“趙老闆”，實則是利用媒體的報道，将“做回男人”的他再度包裝成名人來經營。半年後，劉培麟和“趙老闆”鬧翻，離開大廈。

他搬到了一個半地下室，換上女裝，繼續拾荒。人們見了他問：你不是不穿女裝了嗎？不是“改邪歸正”了嗎？

劉培麟覺得自己啼笑皆非：“哎呀，我嘲笑我自己。”

在日記裡他寫道：“在他們眼裡，我是一個‘怪物’……一個無用的人，他們帶着有色眼鏡看待他們所以為的人，他們自诩正确。”

2016年，他在青島長途汽車站旁的立交橋下遇見一個醉鬼橫躺路邊，怕來往車輛軋着他，劉培麟報了警等在路邊。一個小時後警察來了，闆着個臉問他：你報的警？随後便把醉鬼弄上車，揚長而去。他還記得那個醉鬼上車前，對着他不屑地“哼”了一下。

還有一次，他在海邊玩時，看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在海裡掙紮，劉培麟會幾下狗刨兒，下海把女孩救了上來，報了警通知了家長。結果，劉培麟同樣沒有得到一句“謝謝”。他認為這些都是“義舉”，但人們注意到的卻是他的裝束，“他不管你有什麼高尚的精神，不管你内心如何，不管。”劉培麟歎着氣。

還有網友給他找了心理專家上門做“心理輔導”。雖然覺得“特别可笑”，但劉培麟還是接受了那位六十多歲的心理專家的談話，并給他包了頓餃子。過了幾天，專家給他送來打印了三張半A4紙的總結：他是一個個例，本身并不壞，從小就喜歡成為女性，沒有什麼别的企圖和想法，沒有犯罪前科……

“我手無縛雞之力，我就是過我的日子啊。”劉培麟說。

2016年後，他的日子逐漸消停下來，和貓“搭伴”過着日子。但貓已經不是原來的貓，曾經的那隻“花花”幾年前被蜂擁而至的媒體和圍觀者們吓得不見了蹤影。

日子平靜久了，他有時也會感到失落和不安，在日記本上他這樣寫道：“或許，我早已成了臭狗屎。”

2019年的春節，是他最難熬的一次。大年三十，身無分文，所有的錢都交了房租。即便搬到崂山上偏僻的民房，劉培麟仍舊無法擺脫被房東三番五次漲房租的宿命。他背地裡叫這對房東夫婦“黃世仁”和“地主婆”，因為半年的時間裡，他們把房租從每月500塊漲到了1700塊——等同于劉培麟每月的退休金。

他覺得崂山也呆不下去了，但不知在青島還能去哪兒。年前，由于無法在規定期限内交付9000元押金，申請公租房的機會也失掉了。除夕晚上，他用撿來的苞米面，貼了一鍋餅子。

找不到辦法時，劉培麟會翻自己的電話本。那上面寫着許多媒體記者、“熱心網友”、“好心人”留給他的電話号碼，他會打電話碰碰運氣。這其中，最常求助的是唐冠華，一個與他認識十年相差三十歲的“老朋友”。

2019年春天，從來沒出過遠門的劉培麟，決定到兩千多公裡外的“另一個星球”上去投奔這位“老朋友”。

化妝品的香味、貓的氣味，還有放了三天沒舍得扔的鹵肉味兒，它們混合着南方潮濕的空氣，在你走進他的房間時，朝你撲面而來。這就是劉培麟逃到“另一個星球後”暫時落腳的地方——福州閩侯縣荊溪鎮關中村一座二層小樓。

屋内陰冷，劉培麟起身拉上窗戶，三月連日的雨水和厚重的雲層，将窗外的山遮掩起來。他想：不知道青島有沒有下雨呢？雖然還沒有适應這個和青島氣候差異很大的南方村莊，但他卻覺得自己正在被一種春天般的希望圍繞着：快要從梳妝台抽屜和桌面上溢出來的化妝品和飾品，堆放在書桌上、地上成套的魯迅、巴金、老舍的作品集，簡易衣架上挂成一排的女士大衣、紗巾和挎包……這些都是網友寄給他的。抵達福州的十餘天裡，他拆了上百個快遞包裹。

寫字台上立着一個紅邊小圓鏡——除了窗邊的落地鏡、梳妝台的鏡子外，它是這個小屋裡的第三面鏡子——鏡子邊上是一張白色的方形卡片，上面寫着：“大喜哥你好，我是一個看了你故事的網友，在我心中，你很勇敢，活出自我，謝謝你的出現也讓我感受到了滿滿的勇氣，加油，你不孤單哦，希望你喜歡這份小禮物。”這樣的卡片和紙條還有很多，夾帶在網友寄給他的衣物間。劉培麟把它們收集在寫字台下面那個歪扭難開的櫃子裡。

他在日記裡寫下：“春天，萬物複蘇，我又活了”。“有一段時間，我還以為：完啦，徹底完啦……這幾天，自己真的又從地上回到天上！我又成了‘網紅’了……面對網友的熱情，面對捐贈來的物資，我濕潤了雙眼，那顆本已麻木了的心，卻又一次地活了起來。”

2019年2月19日，在劉培麟向朋友唐冠華求助後，唐冠華為他在網上發起了一項衆籌。除了以此解決劉培麟目前租房等生活問題，唐冠華還試圖讓人們去關注與劉培麟有關的另外兩件“重要”的事：一個是他身上20多年的疝氣，需要手術；另一個是他從小學時開始每天寫的近500萬字的日記——他在現實失落世界中的精神歸所。2月21日，網絡衆籌到30萬餘元的善款，這完全出乎唐冠華的預料。

唐冠華喜歡去尋找“邊緣人”和看上去“有點奇怪”的人。他覺得自己就是處在那種“一直和多數人連不上”的邊緣狀态中。他高中退學創業，從事當代藝術和社會工作，後又與妻子邢振在青島崂山創辦“自給自足實驗室”，并于2015年與公益基金會在福州閩侯縣合作創辦“南部生活”社區，嘗試探索邊緣群體可以自力更生的生活模式。

2008年，在青島美術館旁的街道上采風時，唐冠華和好友黃金遇見了紮着小辮，一身《紅燈記》派頭的劉培麟。一起從事當代藝術創作的二人，上前與他搭話，詢問是否可以給他拍照，劉培麟爽快的答應了。後來二人到他家中拜訪，并保持了聯系。

直到看到劉培麟的日記，他們才發覺走進了他的内在世界。“（日記像是）一幕奇幻、坎坷，夾雜着鬧劇和正史的悲喜劇，正在社會的邊緣上演。”黃金在一篇文章裡寫道，“在你未曾去過的拆遷廢墟，他一身鮮豔，踮着腳尖，小心翼翼地在危險的獨木上舞蹈，試圖美麗，試圖驕傲。”

和其他人不同，唐冠華和黃金大多數時候稱呼劉培麟為“劉老師”，或是“老劉”。“我對他來講不是幫助，是合作，我們之間有一種聯系，我從他身上能學到很多東西。”唐冠華說，他正在與志願者們一起着手進行劉培麟日記的出版。

過完2019年的春節，與劉培麟商量後，唐冠華邀請他來福州“南部生活”社區，協助他治病，重新尋找新的落腳點，共同完成日記的出版。

3月1日，劉培麟抵達福州。與他一同來到的還有網友們的上百件快遞包裹。十天後，在志願者們的照顧下，他完成了疝氣手術，消除了伴随他二十多年的頑疾。

“她們在時刻的保護着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麼是愛，這種愛是寬泛的，她們帶來人間的無限真情，我真想擁抱她們，可我沒有，我不想破壞這真實的安甯和溫馨。我想就這麼待下去，就是讓我去死，我也毫無顧忌！”劉培麟在日記裡寫。在與志願者和網友的相處中，他覺得自己那顆“死了的心”又被“激活”了，筆下的日記中又開始出現“幸福”、“天真”、“美好”、“甜蜜感”這樣的字眼。

“青春啊青春，多麼輝煌……”劉培麟倚在寫字台前的椅子上，試圖用美聲唱起電影《青春萬歲》的插曲，他仰着頭，手掌和着節奏擺動。緊接着又朗誦了電影中的台詞：“讓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來編織你們，青春萬歲！”

他向往電影中的人們的熱情和奔放，雖然這些“已經随着時代的變化，過去了，看不見了”，但他仍然經常唱起：“紅星照我去戰鬥……”，“雪皚皚，夜茫茫……紅軍都是鋼鐵漢”，劉培麟繼續唱着，閉上眼睛，點着頭。他覺得這裡面有“生命力”，可以填補失落。在一些困難的時候，他會默誦《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我何嘗不想擁有這一切呢？可我沒有那個條件，這半男不女的樣子，我有自知之明。”他指着正在看的雜志，上面有一句話：人生就像做夢。可他卻不懂這個夢從何而來：“人生哪有那麼些夢可做啊，人生就是要面對現實。”

“下面的日子，還要過下去，不能依賴，依賴隻能使自己懶惰。”他在日記裡寫道，“娜拉說：‘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一樣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做一個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數人所說的……一切的事情都要由我去想，由我自己去解決……’”

他其實并不清楚自己正在前往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聚會。但他并不太擔心，因為有朋友們陪着他，“要是沒人陪着，咱得考慮考慮，給咱下個逐客令什麼的就尴尬了”。

公寓門打開了，右邊的牆壁上貼滿了劉培麟一時看不太明白的攝影作品。聽着周圍人的聊天，他逐漸知道，自己來參加的是一個福州藝術家的沙龍。

人們坐在長桌邊聊着天，他時而應和點頭，時而愣神。一個小時裡，他打了七個哈欠。隻有在談到與青島有關的事情時，他才興奮起來。

唐冠華給藝術家們介紹着劉培麟，有人一眼認出了他——“大喜哥！”劉培麟笑笑說：“大喜”是我的藝名。唐冠華跟他說：“這些人都是寫東西搞藝術的，你也可以聊聊。”

“其實你也是做藝術的，行為藝術。”其中一位藝術家笑着對劉培麟說。

他和在座的人分享了自己的經曆：“賣了房，身上一分錢沒有，靠着拾破爛，靠着看書，寫日記，就這麼挺過來了……我父親是1976年死的，這一塊在我的日記裡寫了三個半篇幅，這塊曆史我是記憶猶新……”人們邊抽煙，邊聽他講，走廊邊上的音箱裡播放着肖邦的鋼琴曲。

“他一個人映照出整個曆史”，坐在劉培麟旁邊的一個藝術家說。

“他們聊得很熱鬧，其實沒咱們什麼事兒，咱們就是陪襯。”劉培麟側身低頭悄聲對我說，“我在這兒揣摩人物狀态，回頭寫在日記裡。”

當人們把他當作“劇中人”來看時，他也在觀察和戲谑着“觀衆”。接受采訪多了，他通常能很快察覺出記者對他的态度。這次出門參加聚會前，他曾客氣地終止了兩個年輕記者的采訪，對方走後，他一邊倒掉杯子裡的水一邊說：“這倆人例行公事來了，帶着情緒的。”

他還給那些他認為無聊、好奇的“圍觀者”，編了一個自己與啞巴的同志愛情故事。“他們逼我太甚了，總問我：你有沒有相好的？有沒有這個呀那個呀？”

“沒辦法，自當編出這樣一個愛情故事，目的是表明我做女人的決心。”劉培麟在日記中寫道。

“啞巴”确有其人，也确實在他四十多歲時一起生活過。但他并不覺得這是“愛情”，本質上是“一個小插曲”：“稀裡糊塗地過了段日子，填補一下空白”。後來，啞巴失蹤不見。現在回想起這段經曆，劉培麟覺得可笑，“但沒想到，他們還當了真。”

他曾随手在青島出租屋的鏡子上寫下：“新的一天開始了，加油！”這句話曾多次被媒體寫進報道中，幾乎成了“大喜哥”最具代表性的“人生金句”。他有些搞不懂：“我是信手塗鴉，心血來潮，沒想以此出名，記者看了以後覺得不得了，就跟看了‘聖旨’似的，人家說好就好呗。”當人們把他追捧為“正能量”時，他也疑惑：“沒有什麼正能量，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讓劉培麟感到不解的事情還有很多。幾天前，在打開一個快遞包裹時，他看到的卻是一個“老鼠夾子闆”。“吓我一跳！哎呀，可千萬别再給我寄個死老鼠來了！”他撥了快遞單上的号碼，想問個究竟，但始終沒人接。他還收到了一個外面封得很緊裡面卻空空如也的快遞箱子，他無法理解：“這太奇怪了”。

“人生就是一場戲，你方唱罷我登場。”劉培麟哼唱道。

他将許多的不解、憤怒、悲傷、自嘲，以及寄托和重建悉數寫進日記裡，并把這個過程叫“過濾”：“要是不寫，我一天也活不下去了，早就完蛋了。”劉培麟寫日記的習慣，從小學二年級時開始，至今未間斷。保存下來的四百多本日記，是他最重要的财産。在唐冠華提議幫他把日記出書時，他想了一個名字，叫《我的一輩子》——“這輩子就這麼個事兒”。

“我是個多餘的人，多餘。”劉培麟說，“就這麼口氣兒，活着。（外面的世界）不用我，不用我不要緊，我在家埋頭寫我自己的，看我自己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活法和追求。”

“作為一個男人（首先要承認這一點）夢寐以求的想變為女性，道路是何其的艱難，但我還是矢志不移的選擇了這條難以跋涉的路，是一種什麼力量在支撐着我，是來自對女性的追求和向往。”他在日記裡寫道。

這幾天，有福州跨性别協會的組織者來看望他，對方是一個在手術後成功變成女性的跨性别者。他對“她”感到羨慕，向往，但還是覺得“拉倒吧”：63歲，入土半截子了，哪有那麼多錢折騰，先這麼混着吧。

眼下，劉培麟仍在福州繼續尋找着自己的落腳地，他希望能找到一個屬于自己的“領地”，但過程并不順利。他也看不懂福州鄉下的許多習俗，聽不懂當地人對他說的話，但他想：我搞不懂，但我會慢慢明白的。

他還嘗試着一些新的可能。2019年3月29日，他在唐冠華等朋友的推動下與公益基金會合作設立了以自己身份命名的“喜公益”專項基金，試圖去幫助“那些生活困難且無力自拔的人，或是那些和我一樣跨性别的人”。劉培麟不确定這是否可以成為自己的一份新的事業。他時常會想：是不是還要繼續拾荒？或者，還是要在适當的時候，找點事做，以彌補自己空虛的心靈。

“63歲，日薄西山喽。”劉培麟說，“可我的心還是年輕的，我願意一直走下去。”

從聚會回來的轉天早上，窗外又下起了雨。他覺得無事可做，便化好了妝，戴上金邊老花鏡，在日記本上寫了一首詩：“我如一朵小花／開在心裡，美麗使我陶醉／開心，是我怡然自得的姿态……／我喜歡……／但我不曾擁有／實在是因為我不配／短暫的祝福，我會永遠的記住。”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北青深一度】創作，在今日頭條獨家首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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