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行軍途中，一直有一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蘭，安徽蕪湖人，曾就讀于廣州中山大學，北伐期間在武漢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工作，任婦女股幹事。大革命後參加了南昌起義。愛神維納斯總是對詩人情有獨鐘，安琳也不例外。南方高溫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顧勞累為他尋醫問藥。有一天昏黑時遭到襲擊，郭沫若與隊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顧危險趕回來尋找他。兩人相攜而行，在當地農民協會的協助下，他們在一個叫鹽酸寮的鄉鎮上隐蔽了10天。待風向一轉，同船到香港。

　　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經曆郭沫若是難以忘懷的，他曾經打算據此寫七篇連續性的小說，題目分别是《酒家女》、《黨紅會》、《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戀愛》、《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總的主題是革命與家庭（兩者之間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為題，足見兩人情愫深厚。“安琳喲，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諱地說過這樣動感情的話。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們為他和安娜餞行。安琳也去了，席間顯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雖有情愫但郭沫若卻不能專愛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邊。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樣子，心裡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無情愫，那我們今天的歡聚必定會更自然而愉快。戀愛，并不是專愛對方，是要對方專愛自己。這專愛專靠精神上的表現是不充分的。”安娜憑着女性的敏銳的直覺，看出郭沫若和安琳的關系似乎有些異樣，回家後便問郭沫若個中究竟，郭沫若一一如實相告。

　　安娜問郭沫若：“你愛她嗎？”

　　郭沫若回答：“自然是愛的，我們是同志，又同過患難。”

　　安娜又問：“既是愛，為什麼不結婚呢？”

　　郭沫若說：“惟其愛才不結婚。”

　　他說得很巧妙，很機智，但終究有些模糊、含混，讓人不得要領，好像不是在回答問題，而是在談論婚姻中的哲學或哲學中的婚姻。安娜要實際得多，她指着草席上睡熟的三子一女，對郭沫若說道：

　　“是我阻礙着你們罷了，假如沒有這許多兒女，我是随時可以讓你自由的……”

　　以上所寫根據郭沫若的自述《離滬之前》。内山完造在《花甲錄》中說：郭沫若是由“一個穿着軍裝的可愛的姑娘陪同來的，在我家裡住了十幾天。這個姑娘生在安徽，據說年邁的父母親是日本留學生，因而她會講日語……那時候，郭夫人（富子）從廣州先一步歸滬，賃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裡，她與這位姑娘之間有些争執”。還有一種說法：安琳到上海後曾去過郭家并住在那裡，當時她告訴安娜郭沫若曾追求過她，安娜聽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說：“男人嘛，都是這樣，你别介意。”這些說法都同郭沫若的自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和安琳的關系有某些微妙之處。

　　不管怎麼說，有一點是肯定的：郭沫若和安琳在患難中産生了相當深厚的感情，套用那個時候的時髦語言，就是“革命加戀愛”，或者是“借戀愛的力量來增進革命的熱情”。郭沫若在自述中承認他“愛”過安琳，不過這種“愛”僅限于“精神上的表現”，因而是“不充分的”。朱其華在《一九二七年底回憶》中，把郭沫若和安琳描述為“當衆性交”的色情狂，純系惡意的歪曲，斷不可信。因為郭沫若和安琳都是革命中人，革命隊伍有嚴格的紀律，再說在兵荒馬亂，形勢萬分危急之際，哪有那份閑情逸緻？

　　前面已經說過，郭沫若當時對安娜十分感激，他把他們夫妻“愛的聯系”視為“骨肉的聯系”，視為“宇宙中的自然的樞機”，總之看得無比重要和神聖。他一再說安娜是他永遠的惟一的愛人。他把譯作《浮士德》獻給永遠的戀人安娜。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都是郭沫若真心真情的流露，并無半點虛假。不過有一個細節不能忽略：他獻給安娜的《浮士德》，其中一首詩《我的心兒不甯》，實際上是郭沫若給安琳的一篇獻詞，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甯，而他願意向安琳獻出全部的心肝。郭沫若說沒有安琳他絕對譯不出這首詩來；雖說是譯詩，完全是借了件歌德的衣裳，來表現郭沫若自己的情緒。彼時彼刻，宛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詩人的情感世界裡漾起了矛盾的微波：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郭沫若盡管身心不甯，還是和安娜去了日本。看來安琳并沒有對郭沫若和安娜的夫妻關系造成什麼實質性的損害，她留給郭沫若的隻是一段難忘的溫馨而又浪漫的回憶。所謂“惟其愛才不結婚”，表現了對安琳的尊重與愛護，他不願使她處在“第三者”的尴尬地位；這也表明了對安娜的敬重與依戀，他無意改變他和她夫妻關系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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