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性信号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至少在同一階層内必須是得到公認的。盡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大讨論這個問題，也沒有人把它寫出來，可是這種公認是客觀存在的。如果一個性信号并非公認的，那麼大多數人就無法理解，無法做出正确的反應。

　　例如原始時期的性崇拜，如果套用到現代社會的實際生活中，就會鬧好多笑話。我在給學生講原始性崇拜的一些表現時，有同學私下裡就問：“老師，聽說噴泉象征男人射精，是嗎？”我說：“這樣想，那咱們就沒法活了。”因為現代社會環境中這個象征意義并沒有得到公認，所以大多數人看到噴泉不會有什麼反應。還有人說，男性的領帶表示陰莖，也是一種性崇拜——看來是沒有得到公認，因為沒有人看到人家戴領帶就聯想到陰莖和性。現在的蓮花座、寶塔都不具有性崇拜的意義了，因為這個信号已經不再被公認。

　　很多其他文化裡的性信号，在我們中國沒有得到公認，我們看了以後也會莫名其妙。最典型的例子：一個男人在下雨天穿着風衣豎起領子，在大街上的角落裡抽煙。中國人看了，認為這個人很孤獨。可是按照弗洛伊德理論和西方藝術界的一般看法，西方人認為這是性信号、性象征。相反的，很多中國電影裡的性暗示鏡頭，中國人看到那兒都會心地一笑，如《菊豆》裡“要吃奶”、“捶腳丫子”，中國人都琢磨這可能有那麼點意思。美國人看了呢？莫名其妙。但是，《大紅燈籠高高挂》中特意突出描繪的數十個大紅燈籠烈焰熊熊的場面，美國人說：“太性感了，這東西看着特刺激。”中國人卻不大理解。因為兩種文化完全不一樣。在我們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到處是一片紅海洋，這在一些西方人看來，毫無疑問是性信息，是群體性能量的總發洩，所以很多人用賴赫的理論來解釋“文革”。其實中國人都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性信号必須有一個公認的過程。可是在中國，由于我們過去的文化比較封閉，各階層之間的交流比較少，所以大多數中國人對性信号的理解主要通過文學作品來學習，尤其是影視。這些年的影視作品，給中國人樹立了一個典型的性信号和性暗示模式。比如歌舞廳，在昏暗的燈光下，美女、美酒、美服湊在一起，中國人覺得這就是性信号，有性的含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的電影都演敵人、特務、反革命老去那種地方。到了80年代以後，一反常态，地下黨跑那兒去了，一接頭就在舞廳裡邊，兩人跳舞時嘀咕幾句。這說明我們整個文化太貧乏，對于性信号的理解太缺乏公認，所以文學藝術家們在創作這類題材時，寫到這兒就沒法寫了。尤其是拍電視劇的，拍什麼呢？隻好想到燈紅酒綠。這是中國過去的傳統觀念：飽暖思淫欲。燈紅酒綠必然有壞事，所以大家一股腦兒都拍這種鏡頭。

　　媒體制造的這種幻象，不但對我們的文化形成了誤導，而且對經濟結構也有誤導，使卡拉OK廳在全國如雨後春筍一般發展。北京個體歌舞廳最多時有5000家，但是兩年之内就下降到了1000多家，因為人們對它的需求根本沒有那麼高。我在1996年夏天到山西省高平縣調查，一個隻有1000多人口的小村子，沿着公路居然有4家歌舞廳，因為人人都以為能賺錢，可實際上冷冷清清，根本沒有人去。在海南省一帶形成的誤導更大，任何一個稍微好一點的旅館，房間都布置成妓院一樣：粉紅色的牆壁，上面挂着裸體畫，粗制濫造，令人莫名其妙。走廊裡還立着一個真人那麼大的裸體雕塑，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

　　性信号的客觀要素：時機·場景·距離

　　時機，大家都知道。性信号如果發得過早，一定會被對方誤解、拒絕。例如“馬路求愛”，一開始還說不上是求愛，僅僅是交朋友。如果冒冒失失，上來就說“你跟我回家睡覺”，那就成了阿Q了。魯迅寫得很深刻，《阿Q正傳》深刻地反映了中國人的民族性，也包括了性方面的一些東西。

　　場景的重要性在于：你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下發出性信号，對方會産生完全不同的理解。為什麼古往今來戀人們都喜歡花前月下？就是因為需要那種溫馨的氣氛。場景還需要安靜，大多數戀人都希望沒有旁人幹擾。中國古代強調的是風、花、雪、月，人們認為這四種場景會引起一些浪漫的聯想。可是在現在的大城市裡，由于空間的限制，隻好在公園的長椅上擠着兩對情人，互不幹擾。

　　這種特殊的場景存不存在，能不能創造出來，就是一個社會對性的開放程度的尺度。從1985年開始，我對于公園中的公開親昵程度進行過5個夏天的調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場景。不是僅僅調查當事人敢做什麼，還要觀察旁人有什麼反應。如果像20世紀50年代那樣，旁人都做出憤怒、鄙視的反應，那麼公開親昵就不可能存在。而我的調查發現，大多數人都是平和的反應，就像沒看見一樣。

　　距離，說的是雙方之間的人際距離，即性的自衛圈，也就是孔老夫子說的“男女七歲不同席”和“男女授受不親”。它不僅指可以相互觸摸的距離，也指相互觀看的距離，例如一些民族的女性戴面紗，讓男人貼着臉也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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