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做典型好苦。我因為當時的表現，被大家貼上标簽——就是長發披肩，滿含熱淚。

　　地震是非常特殊狀态下的東西，我被貼上這個标簽之後，很難再突破自己。

　　口述/甯遠采訪整理/黃俊傑

　　甯遠 四川衛視女主持人、成都理工大學教師。“5·12”地震時處身地震災區最前沿的甯遠，連續三天三夜通宵堅守崗位和流淚播報，被網民稱為“最美女主播”。

　　主持人或老師甯遠的角色，正在從一個職業角色向社會角色轉變。她因地震而獲得榮譽，也有了更大能量，調動電視以外的力量，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但同時，長頭發的甯遠亦成為一個注冊标記，連她剪短頭發都會遭到身邊人的反對。

　　甯遠正在路上——采訪她的時候，是在前往成都機場的車上。她正要前往北京的演播廳，錄制的仍是與地震一周年有關的節目。

　　我是在地震前三天調到主播這個位置的。

　　那天我4點多就坐在主播台上，演播室裡面有很多聚光燈烤過來，台裡一直在走字幕，到6點多了才開始播出圖像。

　　餘震在搖，我覺得機器一直在晃，燈在晃，提詞器上的字在左右搖晃。

　　連着幾天，每天通宵我都坐在那裡。那個時候，遇難者的數字一直在上漲，每一個小時不斷地往上漲。你會一直覺得生命很卑微。我們老在說人定勝天，實際上，人怎麼可能勝天呢？那個時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就像螞蟻一樣，說死就死了，那麼多人全部就變成了數字。

　　這個數字背後是那麼多的生命。以前播死亡人數的時候，時間來得及，我們是打成字幕配音的，就是做成一個片子播出的，但是那天，新聞發布會剛開完就給了我一個通告，說是最新的消息，讓我在直播間把它讀出來。我覺得換成任何人來讀，都是一個很難完成的任務。

　　這些數字，我如果是在配音間配的話，可以調整好自己的情緒然後再開始，但是那個單子，是我還在做其他事的時候、在正常播的時候，旁邊直播間的門悄悄打開了，編輯進來，遞了一張紙條說，馬上念這個。

　　我拿着就要念這個東西，沒有任何回旋的餘地。那個時候，我沒有辦法再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報紙上說我哭了，有淚斑，還有媒體說四川衛視女主持甯遠在演播室淚奔，我覺得還不至于那樣。

　　我還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節目之外

　　我記得那一段時間，我在博客上面寫過一段話：地震結束了，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親人失去健全身體的人們，他們漫長的人生才剛剛開始，當一切歸于平淡，我們的愛還在嗎？

　　我們一開始流了那麼多的淚，其實我們是被故事感動着。後來我再去到災區的時候，我發現大多數受災群衆是沒有什麼故事的——他們是受了災，但他們的災不是最嚴重的；他們很頑強，但他們也不是最頑強的那個。

　　我記得去年6月份的時候，我到安縣的一個安置區做一檔直播，直播間隙就走到一個闆房裡面。

　　闆房裡面像桑拿一樣，我進去以後就跟裡面的那戶人家聊，聊了以後發現他們特别樂觀。

　　兒子說我們家這次太幸運了，我在廢墟下才埋了10個小時，就被挖出來了，我背着我爸爸，翻山到有救援的地方，才走了七八個小時，就遇到解放軍了。

　　他說這些的時候，他不是悲傷的，他是覺得自己好幸運。其實這家人他們已經很慘了，房子沒有了，家沒有了，生活世世代代村莊已經被懷了，孩子受傷了，但是會拿其他更慘的人來做比較，覺得自己好幸運，他身邊就有人埋了幾十個小時，沒有救出來。

　　我當時覺得挺殘酷的。他們現在條件也不算很好，也沒有什麼故事，一家人還是需要幫助的，作為新聞來講缺少挖掘它的東西，就沒有辦法展現。他們不像小英雄林浩，是被挖掘出來的故事——在映秀的時候，我住在一家受災群衆家闆房裡面，來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們父母也一起來了，争先恐後告訴我這個小孩當時也救了人，那個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個，隻是他正好被電視台看見。

　　在抗震救災階段，人們都去關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種心理需要，就喜歡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數的人是平淡的、沒有故事的，難道他們就不需要幫助嗎？這個東西觸動了我。我發現自己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過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請擔任了“揚帆計劃”的形象代言人。這個計劃每年在貧困地區，尤其在災區選一定數量品學兼優貧困學生，把他們送到南京、北京這些比較有文化底蘊的城市，去進行一段時間的暑期實踐，或許到高校去，或許組織夏令營，有很專業的老師陪伴，讓他們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來以後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麼東西。

　　一個學生的費用需要一萬多元。剛好，團中央又邀請去參加一個活動，叫做“十大夢想青年”評選，他們在全國找了 “十大夢想青年”，幫助他們實現青春夢想。當問到我的青春夢想是什麼，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鷹獎獎杯拿出來拍賣，拍賣的錢全部用來做揚帆計劃。後來，我的獎杯拍了150萬。這件事讓我覺得，我還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節目之外。

　　我覺得做典型好苦

　　我還是以前那個樣子，沒有因為說地震，或者因為我參與了直播，我的生活就發生很多改變，或者我對世界的看法就發生了很多改變。

　　但實際上，有很多事情是因為地震之後出現的。比如說，奧運會火炬手把我臨時加進去了。當時臨時增加了29個火炬手，本來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傳遞的時候臨時增加了29個在抗震救災表現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當火炬手的時候，遇到另一個新增的火炬手，是一個小孩子，是抗震救災的英雄。當時我們就在那裡排隊，他走到我面前來，叫我姐姐。我問他幹嘛？他指着自己，問我，你認識我嗎？我仔細看一下，問你是演哪部電視劇的嗎？他長得挺可愛的，我以為是一個演員。但他說，我你都不認識？我說真的不認識。他深深地為我歎了口氣，轉身離開了。他是覺得我好孤陋寡聞。由于太多地方報道他，小孩子漸漸覺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體因為當火炬手的事情采訪我，會把我編得特别高大，其實我當時根本不是那個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沒有那麼高大，也不願意讓他編得那麼高大。我很讨厭被貼上地震這個标簽。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問過我關于地震直播流淚的問題。我已經被貼上這些标簽。被貼标簽我覺得不是好事，尤其對于一個主持人來說。主持人不是演員，不是歌手，唱首歌紅了可以無數場演唱會還唱這首歌。主持人總要做新的工作，面對新的節目和采訪對象。

　　我因為當時的表現，被大家貼上标簽——就是長發披肩，滿含熱淚。地震是非常特殊狀态下的東西，我被貼上這個标簽之後，很難再突破自己。

　　這個東西是很苦惱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當中的表現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關注，從這個角度來講，不能說是壞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擺脫在大家心目當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這個很難。

　　最簡單的例子，是我剪了短發，馬上招來所有人的反對。大家強烈要求我恢複長頭發，覺得你幹嘛要變，現在這樣誰認識你、誰想得起你是那個最美女主播？我覺得這個很荒謬。

　　我希望自己幫到更多的人。但要做這些社會上的事情确實很矛盾，大家來找到我做這個事情是因為看到我這個标簽，我要做這個事情也得用這個标簽。

　　但從我自己内心來講，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樣的東西。我自己是記者，采訪過太多類似于典型人物，當我真正走進他們的時候，任何一個典型在遠處看到，和近處接觸都是不一樣的，有時候覺得他們挺可憐的。

　　我采訪過一個典型，用三年五年時間一直在幫助偏遠山寨麻風病的村落。其實他就是一個攝影愛好者，想翻山越嶺拍很美麗的風景，他覺得這裡的人特别純樸善良，不知道是哪個時代，以為毛主席還在，完全是一個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幫助那個村。

　　後來他被樹成典型，被關在賓館裡面寫材料，請一堆博士生幫他去寫，說去到哪個村上遇到了狼，零下多少度摔在一個小溪裡面，又被馬匹從身上踩過，他就在掙紮——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做典型好苦。包括地震之後，有很多人坐在一起開報告會，英雄事迹報告會，抗震救災模範人物報告會，他們叫我去參加，我一直拒絕，從來沒有去參加過。

　　我們台有記者被叫去參加，不斷走進工廠、學校把大家集合在禮堂裡面，掌聲歡迎我們的英雄們，一個一個出來講我怎麼樣。

　　這是很無奈的東西。我參加很多活動，人家介紹我的時候，一定都會介紹“最美女主播”，有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最美的主播，聽到别人介紹我，我想我長得又不好看，還最美麗主播，就會覺得挺尴尬的。

　　地震的時候，我覺得那一段時間一下子我真是一個媒體人，真是一個新聞戰線上的人，一下子覺得找到屬于這個職業的榮耀感，我做這件事就應該這樣做，在那種狀态下，拿過來就播，就什麼東西馬上就出去了，很透明的，時效完全是從新聞本位出發。但地震是非常态的，現在一切又回到了正常時期。

　　以前每一年，到自己生日的時候，或者是過年時候，會覺得一年又過去了。但是，現在我會不自覺地把5月12日這一天作為一個時間的節點。因為這段時間一直在準備做“5·12”一周年的紀念節目，所以也會經常提醒自己，一年就這樣過去了。

　　有很多記者老這麼寫，說地震讓我更加珍惜生活，更加熱愛生活，這并不是我說的。

　　我覺得我以前就很熱愛生活，沒有說地震以前我就不珍惜生活。我覺得你如果在四川采訪的話，應該會感覺到這一點，地震，似乎沒有改變太多的東西。

　　四川人的樂觀，對生活、對苦難的消解，其實一直是這樣的。有人說地震以後，好像人們心中的大愛被喚起了，人們的關系更和諧了，但實際上是一樣的，這些事情不會因為一次地震，大家就人性本善的東西就出來了，其實對這個我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你要說這一年有什麼太大的改變，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因為地震發生了太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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