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打工妹性問題調查 對性好奇對情感渴望

　　新疆打工妹性問題調查

　　秦楚網（中國青年報）實習生王雪迎本報記者劉冰

　　20年前，本報發表《三十萬臨時工在深圳》系列報道，其中就披露了打工妹的情感和性問題。20個春秋過去了，年輕人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已今非昔比，深圳外來務工青年的人數已從20年前的30萬變為數百萬，而且流向也在發生變化。随着西部地區的開發，一些貧窮邊遠地區的農村青年向西部中心城市集結。

　　于是，打工妹的性問題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社會問題。在深圳等沿海發達地區，這個問題雖引起了社會的重視，但服務的力量相比龐大的服務對象卻“杯水車薪”；而在西部等不發達地區，為打工妹提供青春健康服務的陽光尚未照進現實。

　　她們不應成為被社會遺忘的對象。關注她們，實際上也是在關心我們自己。

　　在新疆，打工妹的性問題長久以來并不為人所關注。

　　這群天真爛漫的農村少女，分布在城市各種服務行業和工廠，文化程度低，大多沒有技術特長，精神世界匮乏，身處城市卻仍局限在農村青年打工群體的狹小生活圈裡。她們和所有處于青春期的少女一樣，對愛與性懵懂又好奇，由于沒有渠道去了解正确的性知識，被騙、未婚先孕、流産等事件屢有發生。

　　近日，記者采訪40餘位在新疆不同行業打工的女性農民工，試圖多角度反映這些年輕女孩面對性這一敏感話題而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

　　好奇的背後是對情感的渴望

　　18歲的打工妹小芳從四川老家到烏魯木齊打工前，父母千叮咛萬囑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保護自己，不要交男朋友”。和很多父母一樣，他們最擔心女兒面對花花世界經不起誘惑。

　　在新疆的許多打工妹和羅芳差不多大，她們正處在對異性産生好感和強烈好奇心的年齡，在農村普遍的“性即不道德”的觀念下，她們沒有渠道了解性知識，而來到城市後，環境一下子變寬松了。

　　劉洋在烏魯木齊火車站附近一家酒店做大堂經理。一天下午，女服務員們在包廂裡休息，劉洋從一個包廂旁邊經過，聽到女孩們的陣陣笑聲，她好奇地把門推開了。

　　3名服務員一見到劉洋頓時驚呆了，中間那位拿着手機的女孩慌了，把手機扔在了桌子上，其餘兩個人則羞得滿臉通紅，不敢擡頭看這個平時關系還不錯的經理。

　　“你們在幹嗎？”

　　“沒、沒幹什麼！”

　　看到她們慌張的表情，和手機裡傳出的微弱呻吟聲，劉洋明白她們在看“不好的東西”，她沒說什麼，轉身走了。

　　一會兒，其中一位個頭矮小的四川女孩紅着臉來到劉洋的辦公室，低頭小聲說：“經理，我本來不想看的，但确實很好奇。”

　　在劉洋看來，這些女孩确實應該理解：她們從家鄉來到陌生的大城市，為了生存拼命打工賺錢，她們不懂城市女孩“泡吧”、“慢搖”等休閑活動，也舍不得去消費。她們的精神、文化娛樂活動極其匮乏，平常的娛樂就是和老鄉聊天、逛大街。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在為數不多的喜歡看書的打工妹裡，受歡迎程度最高的就是《知音》等情感類書刊。雖然年齡小，但其中涉及性的細節，常常讓她們“心潮澎湃”。

　　劉洋覺得，這些打工妹比一般的城市女孩更加渴望感情的慰藉，情感幾乎成為這些打工妹唯一的精神依托。

　　被利用的單純

　　“真搞不懂這些表面看起來很單純的女孩到底是開放還是無知！”在一家餐廳作中層主管的徐剛對此有些困惑。

　　剛從湖南老家來當服務員的小希就是讓徐剛說不清的這種女孩。

　　不到18歲的小希看起來嬌小、可愛，常常像孩子般頑皮，是餐廳裡的開心果。一塊兒工作的一個湖南小夥子愛和她開玩笑，一天，他們拿出手機，翻出下載的性愛圖片讓小希看。

　　小希第一次看這種圖片，羞紅了臉跑開了。可那幅圖片的情景讓她久久不能平靜。

　　不久，餐廳裡一位男廚師說喜歡小希，她說不清是否喜歡他，就答應了和他交往。幾天後，他們發生了性關系，小希承認她很想嘗試。

　　小希的媽媽知道後立即讓兩人回老家結婚，媽媽知道，不是處女的姑娘在農村很難找到好婆家。

　　這讓小希難以理解：“我們隻是覺得好玩才在一起的，沒有想過結婚的事。”

　　徐剛發現這些女孩找男朋友基本上沒有條件，一起打工的男性随便給她們點兒好處，如給她們買點兒東西，請她吃個飯，女孩就願意和對方同居了。

　　一些男性打工者說，“這些女孩有點單純過頭了，純粹是傻，一騙一個準！”

　　“較之男性農民工可以通過找小姐、看黃色錄像、說黃色笑話等較為直接地發洩性欲的方式，女性農民工更多的是經受心理折磨。事實上，從性心理來說，男女并沒有本質的區别，一旦女性從傳統道德觀念中掙脫出來，就容易違背性道德。”曾做過新疆農民工艾滋病現狀調查的新疆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吐爾文江說。

　　性騷擾之痛

　　在調查采訪中，記者發現從事足療、美容美發、餐飲等服務業的打工妹極易被顧客進行言語、動作上的騷擾，甚至性侵犯。而這些打工妹由于沒有受過專業的勞動知識培訓，大都維權意識不強。同時她們也害怕别人知道後，認為她是不幹淨的女人，甯願獨自承受性騷擾所帶來的精神苦悶。

　　笑起來有深酒窩的胖女孩秀柯來自四川，自從被同餐廳的男服務生侵犯後，她變得沉默寡言。

　　去年秋天的一個上午，秀柯輪休，12人一間的宿舍隻有她一人，睡夢中，秀柯感覺到眼前有個人把她的被子掀開了，趴在她身上，她猛地驚醒了，定睛一看，原來是和她一起輪休的男服務員。

　　“你要幹嗎？”秀柯推開他，卻不敢大聲喊叫。男女宿舍同在一層，有個門隔開，隻有晚上才鎖，樓下就是餐廳，秀柯害怕别人知道。那天，那個男服務員強奸了她，秀柯隻能默默流淚。

　　沒過幾天，秀柯就辭職了。她幾乎崩潰，從沒談過戀愛的她沒想過她的第一次竟是這樣的。重新換了一家餐廳的秀柯雖然表面上樂呵呵的，但她内心無時無刻不被這個可恥的事折磨着，年僅19歲的她不再幻想愛、相信愛。

　　“她們幾乎沒有避孕常識”

　　在針織廠工作的蕾蕾覺得自己就像待在“尼姑庵”：早上10時出工，中午1小時吃飯時間，然後一直工作到晚上9時，10小時不停地站在擋車前織毛衣，非常枯燥。吃了飯，和工友在街邊溜達一會兒後，就回到10人一起居住的大宿舍裡，沒事做就聊天。

　　蕾蕾和室友們也會偶爾聊起女性生理期的問題，一天，蕾蕾大聲喊，“一定要等到結婚時還保持處女之身”，旁邊鋪位的女孩小聲地問，“什麼叫處女啊”，這讓不太懂男女之事的蕾蕾感到驚異，“天哪，還有比我更笨的”。

　　蕾蕾所在的工廠并沒有開設針對她們的性教育課程，她們也很少上網、看書，幾乎沒有任何渠道去了解相關知識。

　　很多打工妹和蕾蕾一樣，在這個敏感話題上缺少來自正規途徑的引導。

　　在烏魯木齊火車南站旁，穿過陰暗狹長的地下通道，這片建在山坡上的低矮平房成為外來打工人群的聚集地。每天晚上七八點鐘，這裡穿梭着年輕的打工妹，她們大多是在火車站商貿城附近打工。

　　順着平緩的山坡往上走，幾百米的路程就有四五家破舊的小診所。一位附近村民指着一家小診所說，開診所的外地男人據說以前是獸醫，根本沒有行醫資格，屋内設施簡陋，主要從事婦科，做人流，因為在大醫院做檢查比較貴，囊中羞澀的打工妹大都選擇在這樣一些小診所裡打胎。

　　“這家小診所曾經停業1年，因為一次做人流時一個女孩大出血死了。為了躲避責任，開診所的夫妻倆就到外地躲了一年，回來後依舊大門敞開。”村民說。

　　在采訪中，許多已經有過性行為的打工妹不懂怎麼避孕，甚至從沒有見過安全套。

　　烏魯木齊市婦幼保健院計劃生育科陳豔春大夫每天要做二三十例引産或人流手術，她發現來做人流的女孩年齡普遍偏小，有的未滿18歲，甚至有的女孩經常來做，面孔很熟，她們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打工妹。陳大夫利用術後指導的間隙和她們聊天，發現她們幾乎沒有避孕常識。

　　“外地打工妹在陌生的城市打工，離開父母的監管，特别是對待性問題方面覺得很茫然，又不敢開口問，極易産生問題，需要社會對她們進行正确的引導，普及基本性知識和避孕常識。”陳大夫說。

　　她們為社會所遺忘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目前社會的關懷并沒有輻射到這些年輕女孩身上。

　　目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婦聯、烏魯木齊市婦聯均未對女性農民工的性問題做過專項調查研究，就連防治艾滋病知識的宣傳教育中，專門針對女性農民工的宣教活動也十分有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管理處處長張鵬程說，針對已婚的流動婦女，每年各區縣社區都會開展不同層面的免費避孕節育、生殖健康、優生優育方面的指導和教育，在流動人口聚集區長期設立避孕藥具供應點，每年定期為已婚育齡婦女進行雙查（查環、查孕）并免費上環、取環，婦科檢查。“這些工作主要還未涉及大量流動的未婚婦女。”

　　“從官方到民間，大家普遍認為性是不學自會的東西，但事實卻是家長羞于開口，生理課上老師閉口不談，性在打工妹眼裡越發神秘莫測。她們的性問題不僅關系到其個人的身心健康，也會引發一系列隐性或顯性的社會問題，如性騷擾、性犯罪、嫖娼賣淫、包‘二奶’現象等等，這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題！”吐爾文江說。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疾控中心性－愛中心主任醫師李凡說：“新疆目前沒有專門針對女性農民工的性問題作專項課題研究，女性農民工在疆内主要集中于服務行業，她們離家時年齡小、閱曆低，接受性教育渠道不暢，易出現性問題。但這并非一個部門就能解決，需要社會各方面聯動，如餐飲服務部門在培訓時可加入相關教育培訓、婦聯保障婦女權益不受侵害、衛生部門保障其醫療服務……”

　　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李凡說，全球基金第四輪艾滋病預防、中澳艾滋病預防與關懷等項目繼續在新疆推廣，主要針對高危人群，提供艾滋病安全教育、促進安全套使用、減少性傳播途徑，雖然項目将流動人口包含在内，但關注度不高。

　　本新聞共3頁,當前在第1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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