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則報道《性學家力挺夢幻之島 與世界接軌》，說的是性學家潘海先生提出建議，在珠海建設裸泳海灘。

　　最近，看到一則報道《性學家力挺夢幻之島 與世界接軌》，說的是性學家潘海先生提出建議，在珠海建設裸泳海灘。潘先生提出三條理由、生态文化、有益健康。大概是為了避“文化(科學)搭台，商業唱戲”之嫌，潘先生還特别提出，性開放“有助于思想解放”。 裸泳因“裸”而成為禁忌。自古以來禁忌最多、最厲害的兩個領域就是性和宗教。今天，宗教禁忌已逐漸被思想禁忌取代，但性禁忌卻仍然延續。如果說後一種禁忌的象征是内衣，那麼前一種禁忌的象征就是外套。 契诃夫小說《套中人》中的那個别利科夫就是禁忌特多，也特别在意禁忌的人物。别利科夫“總是把臉藏在豎起的衣領裡。他戴墨鏡，穿絨衣，耳朵裡塞着棉花……把自己包在殼裡，給自己做一個所謂的套子，使他可以與世隔絕，不受外界的影響。現實生活令他懊喪、害怕，弄得他終日惶惶不安。” 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像給别利科夫那樣帶來“恐懼”，有的禁忌給人帶來的是“羞恥”。性就是給人帶來羞恥的那種禁忌。“羞恥”和“罪感”不同，罪感與内心（“痛感”）相關，而羞恥則與視覺（“看見”)相關。羞恥是害怕被人看見不該看見(見不得人)的東西或事情。 内衣是這視覺界線上的最後屏障，一般人卸去這條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會感覺到無地自容。潘海先生建議，裸泳海灘上不得允許穿衣者進入。确實，在一群人中，隻要還有一個人不肯脫掉那件保護羞恥的最後的内衣，其他人就不能毫不在乎地把羞恥心完全抛到一旁。 在公共場所裸泳，并不能把“裸”這一私人行為改變為公共行為。無論有多少裸者共泳，他們都會排斥其他不裸的公衆。排斥他者、不讓他人看見的行為不是公共行為，不應該放到公共生活中提倡。 最近幾年，在公衆視線下，商業的、文學的、藝術的脫内衣，已經不是新鮮事了。這些打破禁忌的事情，也往往被提到“與世界接軌”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其實，即使在西方，也并非人人都會去裸泳，許多西方人的性觀念遠比我們那些“敢脫”的國人來得傳統。 說到脫内衣能解放思想，令人想起了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那個新世界裡，與性有關的事情樣樣解放，但思想就是不解放。在那裡，人人可以脫内衣，但就是不能脫外套。他們甚至都不知道，他們人人身上都套着一件比别利科夫的還要狹窄的外套，一件定制的、非常難脫的外套。 脫内衣不隻關乎性解放，也關乎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私域和公域的區别。個人的脫不脫是小事，而維護社會的公、私域區分卻是大事。有人認為這種區别是多餘的，想方設法要破除這個區别和這二者的界線。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就曾天真地試圖用“肉體政治”來解決社會不公正、制度非正義的問題。強行消除公、私域的區分，以一個領域代替或宰制另一個領域，即使不造成災難，也會帶來嚴重困擾。這些都還是不遠以前的事情，我們應該汲取它們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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