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暴力的雙重标準、巴甫洛夫的狗與男性統治的男人理安・艾斯勒

　　對于野蠻的暴力行為（尤其是強奸和性謀殺）與當代暴力形象在媒體、音樂和文學中的公然泛濫之間到底有沒有聯系，人們正争得不可開交。暴力行為和人類的其他行為一樣，不可能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最近對丹麥4269人所作的研究表明，從總體上看，童年得不到應有的照料和難産對形成有暴力傾向的男人有很大影響――盡管這些因素被分别觀察時并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因此，問題不在于暴力形象與暴力行為是否有直接聯系，這種聯系在一些“照貓畫虎”的性謀殺和強奸中已經有了。問題在于，這些暴力形象是否造成了一種文化氣氛，使人們，尤其是那些由于心理或生理原因已經有暴力傾向的人，将這種傾向付諸實施的可能性更大。另一個問題是，這種文化氣氛如何影響人們對暴力，尤其是針對婦女的暴力的一般看法。

　　臨床試驗表明，在那些觀看暴力淫穢制品的男人中，認為“強奸是對婦女的傷害”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較低，而說“倘若能夠逃脫，自己也要強奸”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較高。事實上，根據丹尼爾?林茨、愛德華?唐納斯特恩、史蒂文?彭洛耶的研究，看過5次将性與暴力扯在一起的X級電影的男人，通常“對這種電影的反感就少得多了，對這些電影中的暴力的感受要下降許多，而且認為他們自己對婦女的踐踏程度也小得多”。因此，暴力淫穢制品即使沒有直接引起對婦女的暴力，但是看過這些制品的人對婦女的苦難就麻木了，于是他們就更容易容忍對婦女的暴力，認為這些苦難并不是真正的痛苦，而是性激動。

　　這又有助于形成一種社會氛圍，那些不隻是停留于幻想，而是确實對婦女施暴的男人，也就更加輕而易舉地被放過了。正如在專制統治下，隻需相對少數的人對人民實行殘暴的恐吓，就能使人民俯首貼耳，維護男性的統治地位也隻需要一部分男人殘暴地對待婦女。因為在兩種情況下，都隻要間或用暴力恐吓服從的群體，就能有效地壓制改變現狀的企圖。

　　不僅如此，而且使男女都把對婦女的性暴力看作是喚醒和興奮――因此，不僅可以接受，而且還求之不得呢――使得他們認為，單對婦女的殘酷和暴力，與也對男人施暴和殘酷，這不是一碼事。換一種說法，這使得許多人認為，對婦女的暴力僅僅是“婦女問題”――與當代反對對包括男性在内的群體施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是，暴力的色情化不僅僅能夠維持男性統治。它還使人們認為，對婦女的肉體施行的暴力微不足道，并且（或）者非常性感，這有力地強化了男性對各種暴力的社會化――這就是為什麼暴力的色情轉化為軍事訓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原因。因為倘若能夠成功地教會男人把暴力甚至殺人與性激動等同起來――那他們在傷人和殺人時，感覺到的也是性興奮，不管傷害或殺害的是女人還是其他男人。

　　我在為本書作研究的時候，已經明白這是如何通過一種機制而發生作用的，對于這種機制，心理學家已經研究了很久，企圖搞清人是如何獲得情感，甚至心理反應的。這種機制通常被稱作條件反射，是俄國科學先驅伊萬?巴甫洛夫首先通過試驗記錄下來的。巴甫洛夫在他著名的試驗中，每次給狗喂食時都搖鈴。過一段時間，他光搖鈴但不給食。結果發現那些狗已經習慣于将食物與鈴聲聯系在一起，每次搖鈴它們都分泌唾液――即使周圍并沒有食物。也就是說，巴甫洛夫通過他的條件或第二刺激，獲得了與第一或非條件刺激相同的情感，甚至心理反應。

　　同樣道理，男人由女人的肉體（第一刺激）而産生的性興奮，在統治關系文化裡常被與統治、殘酷和暴力（第二刺激）聯系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即使沒有性感的女人或其他性形象來引發性興奮――殘酷、統治和暴力本身也就可以導緻相同的情感和心理反應了。林茨、唐納斯特恩和彭洛耶寫道，接下來就是一個“張冠李戴的過程”，當事人誤認為他們的興奮是性所緻。

　　也不是所有接受這種條件反射的人都會有這種反應。但是，反複将性快樂與暴力和殘酷聯系在一起，會使人特别難以克服這種傾向，對于已經有暴力傾向的男人來說，就更是如此。這就是倫納德?伯科維茨（LeonardBerkowitz）的“刺激-反應聯系模式”的意思，與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Bandura）對示範的研究也相符。示範是一個雙向的、相互強化的過程，使人将性與暴力聯系的條件反射，本身就是一個使他們傾向于暴力的因素。

　　對男人和男孩――他們是将對婦女的殘忍和暴力與性相連的現代色情業瞄準的市場――的這種條件反射作用，在也教人視殘酷和暴力為不人道和不道德的社會裡尤為重要。因為這種社會不同于更荒蠻或“純粹”的統治關系社會，需要有選擇地隻強化能夠維持社會最基本的統治等級的殘酷和暴力：男人對女人，“優等”群體對“劣等”群體（這些群體，譬如，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和被科威特打敗的伊拉克人，常進一步被貼上“陽氣不足”的标簽）的暴力。

　　因此，在我們這個夥伴關系蓬勃複興的時代，我們就更應該抓住要害，消滅将性與暴力相聯系的形象，不僅在淫穢制品中，而且在包括音樂、廣告甚至動畫片和連環畫在内的大衆傳媒中，消滅這些形象。因為這些形象不僅提醒婦女說，倘若她們不回到“傳統的”角色就會有何種下場，而且不斷地為性激動與暴力和統治間的聯系提供廣泛的社會環境。我們已經看到，人如何解釋生理上的喚起（即伴随生理上的興奮而大量出現的化學物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環境。

　　然而，我要再一次強調，性與暴力的這種聯系并非新鮮事。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我們整個“文明”史上，它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男性和女性的性的形成，使我們一代又一代地把性喚起的快感與施加和忍受痛苦連在一起。有人說，性自虐是近代從薩德（MarquisdeSade，英文中的施虐狂sadism這個詞即源于其姓氏，這個詞也是從這兒才開始出現的）才開始的，稍有古代曆史知識的人居然能夠接受這種說法，真是讓人吃驚。

　　在薩德之前兩千年左右，蘇埃托尼烏斯在對羅馬皇帝生活的描述中，就講到卡利古拉這類人對性殘酷和暴力似乎永無滿足。從羅馬的檔案中我們也能看到，在性虐待中經受折磨最後被殺死的婦女，常被帶到羅馬的大公共娛樂場，當衆剝光衣服。倘若看看那時基督教的文字，我們就會發現，不隻是羅馬人“喜歡”這些折磨，盼望看到這些婦女被剝得赤身裸體。那些記錄和閱讀這些婦女受到折磨的人，也有同樣的願望。瑪格麗特?邁爾斯（MargaretMiles）在《性欲的認知：基督教西方的女性裸體及其宗教意義》中說，“女性的肉體和女性的赤裸常常出現在馬戲之類的小節目和流行小說中，這說明觀衆和讀者想要這樣的細節，但他們似乎很少注意男性受難者的裸體。”

　　不僅如此，我們在基督教的宗教藝術中，也能看到許多與現代淫穢制品完全相同的性虐待形象：赤裸的女人受到折磨，被肢解、被殺害，盡管原教旨主義的基督徒指責淫穢作品是現代人遠離宗教的一種表現，那也無濟于事。在詳細描繪女聖徒受難的基督教繪畫中，我們能看到赤身裸體的女人，和衣冠齊整，揮鞭持刀的男人，與現代淫穢作品中的一模一樣。芬蘭國家博物館藏有繪畫大師弗蘭克（MasterFranke）作于15世紀的一幅作品，上面是赤裸的聖徒芭芭拉被綁在一根柱子上（與現代淫穢作品中的婦女形象極為相似）。她右邊站着一位持鞭男人，左邊另一個男人正一手握着她的乳房，一手持刀欲割。在另一幅畫裡，聖徒艾格尼絲（Agnes）也遭受着同樣的命運。邁爾斯描述道，“她的乳房已被割下，她在畫中常常手托呈有自己碩大、結實的乳房的盤子。”

　　邁爾斯接着說，為了對肉體的罪孽做出道德的警示，基督教藝術經常表現“罪人”按照一定程序遭受折磨，以示懲罰的畫面。“那些受到詛咒的人，”她寫道，“常在與他們的罪惡相關的部位受到折磨；譬如，‘耽于肉欲的女人，她們的乳房和肚子被癞蛤蟆和令人惡心的蛇吸吮’。”這裡與現代淫穢作品一樣，婦女總是以被繩索或鐵鍊束縛的形象出現，對性折磨大加渲染。譬如在《地獄》這部作于1396年而至今仍保存在意大利聖吉米尼阿諾（Gimigniano）的作品中，一個帶面具的魔鬼正把一根鋒利的竿子，捅進一個被捆縛的女人的陰道。在中世紀描繪被指控為女巫的婦女受審的蝕畫和雕刻裡，我們可以看到與現代淫穢作品非常接近的形象，婦女被捆綁，被加上枷鎖，或全裸，或穿着很少的一點衣物，受到男人的折磨。

　　隻不過我們所看到的并非是男人的幻想，而是男人制造的現實。因為這些藝術品大部分是受教會委托而制作的，是男人為那些在現實生活中虐待婦女的男人創造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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