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一門修身立德、培養君子的學問，孔子更是将德行視為修身之本（《論語·先進》把“德行”排在“孔門四科”之首），并由此形成了其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在諸侯争霸、政治權威失靈，戰争頻繁、社會秩序紊亂，禮崩樂壞、文化傳承斷裂的春秋時期，孔子認為身為君子，應該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他意識到加強道德修養是完善自身乃至治世的關鍵。因此孔子主張塑造“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的君子理想人格，以期為“亂世”重建新的道德規範。誠如胡适所言：“孔子指出一種理想的模範，作為個人及社會的标準，使人拟之而後言，儀之而後動。便是人生品行的标準。”（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亦是孔子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範疇。孔子首先通過君子與小人的對比，“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強調了君子中亦存在不仁之人，君子也需付諸千萬倍的努力才能達至仁德境界，小人則更加難以企及。在孔子看來，仁是君子最基本的道德規範和最高的理想道德境界，真正的君子時刻都能夠做到以仁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處世标準，“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論語·裡仁》）。君子無論順境還是逆境，無論富貴還是貧窮，都能始終如一地安守仁義、踐行仁德。孔子進一步強調了踐行仁德的道德自覺性和個體道德意識的主觀能動性。“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論語·裡仁》）。孔子認為，好仁之人，會時刻将仁視為行為準則，自身積極主動地踐行仁，會“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尚的節操，緻力于不使不仁之事牽扯到自身。仁德并不是生而具有，需要靠後天自覺、自主的努力和實踐獲得。孔子更是将自我修身、克己複禮視為行仁之方，“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顔淵》），仁德非一日之功，需要依靠自身積極地踐行，隻有日積月累行仁事，才會成為真正的仁德君子。孔子還賦予“仁”諸多美好的道德德目，“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敏于事而慎于言”“敬事而信”（《論語·學而》）等等。

誠如哲學家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并不把仁當做一個概念來下定義，也不是從文字上來訓诂，他是從你的生活來指點，當下從心安不安來指點仁。這就不是用知識的态度來講仁。”（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

故孔子把“仁”作為君子所具備的最重要之核心品德，君子要自覺、自主地以“仁”來修養自己的德性，從而使“仁”更好地應用踐行于日常生活之中。

君子還應具備“知”的品質。“知”，智也，是指“明道達義，故能不為事物所惑”（錢穆：《論語新解》），即孔子所推崇的君子需大智若愚、仁禮兼備、聰慧睿智。孔子通過對甯武子的贊賞來表明自己對知者的态度：“（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孔子認為知者應該像甯武子那樣大智若愚、達觀大度，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邦有道則現，無道則隐。殷商時期的箕子也是這樣的知者，在商纣王詢問“時間”時，箕子認為“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共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韓非子·說林上》），于是假裝喝醉，稱自己不知何時，由此，保全了自己。甯武子、箕子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之君子。由于“仁”乃君子所具備的最重要之核心品德，故孔子眼中的知者始終以“仁”為内在依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裡仁》），他認為知者内心認同仁德，并且具有敏銳的洞察力，能夠認識到行仁對人生的重要意義，從而堅守仁義，在為人處世中始終踐行仁德。孔子亦認識到禮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禮記·哀公問》），孔子認為，“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一生下來就被框在各種繁瑣的禮儀制度之下，事無巨細，都須按‘禮’行事”（王曰美：《中國儒學與韓國社會》），禮儀可以規範人與人、家庭之間、社會生活乃至國家之間的秩序和規範，是使人際關系和諧、社會秩序穩定、國家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所以孔子眼中的知者君子亦是始終以禮為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的，“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顔淵》），在孔子看來，知者不僅學識淵博，技能過硬，以仁為内在依據，而且能始終以禮為外在約束。孔子還以山水為喻，表明自己對“知”的看法：“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孔子眼中的知者君子如水般靈敏多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具有聰慧敏捷的思維和迅速果斷的行動力，會随時依據事态發展随機應變，不會墨守成規，恪守教條。所以，孔子的知者君子不僅學識淵博，還具備大智若愚、仁禮兼備、聰慧睿智的美好品行，從而可以在為人處世中明達不惑。

“勇”是指“見義勇為，志道直前”。在孔子的心目中，所有德行雖然以“仁”為根源，但卻表現在對“義”的直接履行上，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最高仁德境界不能憑借主觀臆斷，需要以客觀的“義”為價值判斷标準，“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裡仁》）。隻有在“義”的前提下，“克己複禮”（《論語·顔淵》），躬身實踐仁義，方能成就理想君子品格。因此孔子認為真正的君子之勇應該以義為根本，重視仁德，以禮節制。在子路請教君子是否崇尚勇敢之品德時，孔子回答：“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他認為君子在義、勇面前，應該将義置于首位，能夠做到在義的前提下挺身而出，才是真正的勇者。見義勇為，敢于擔當，勇擔重任，是大仁大義之人，相反，“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孔子曾多次論述“義”的重要性，“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适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裡仁》）“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等等，在孔子看來，真正的君子，為人處事皆會自覺以義為衡量标準，懂得顧全大局，以義為先，不會為了私利而做損害道義之事，君子即使生活窮困潦倒，粗茶淡飯，身處困境，隻要做事堅守道義，也會發自内心的愉悅；如若行不義之事，縱然山珍海味，亦會如同浮雲般缥缈不定，無處安身。故勇者首先是仁德之人，擁有仁德之心是成為勇者的前提，“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勇者還需一定的禮儀制度加以規範，從而使自己的行為更加符合道義，“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如若沒有禮的節制，于自己而言，不具備完善的道德品格，于社會而言，會使秩序紊亂。由此可見，孔子眼中的君子之勇是以義為方向、仁為根本、以禮節制。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立德不僅是每個人最為基本的道德訴求，也是社會進步、國家振興的重要保障。多次強調“立德樹人”，并強調要将“立德樹人”貫徹到我國教育體系的各個環節，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孔子所塑造的“仁”“知”“勇”理想君子人格無疑可以為新時代素質教育下的人才培養提供有益啟示和重要的價值遵循。

（劉萌，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王曰美，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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