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樊盛濤

‌小微經營者是‌‌中國就業的一個蓄水池，‌‌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毛細血管和中堅力量。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纾困幫扶力度的通知》（下稱“通知”）。通知提到，近期，受原材料價格上漲、訂單不足、用工難用工貴、應收賬款回款慢、物流成本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散發、部分地區停電限電等影響，中小企業成本壓力加大、經營困難加劇。

今年以來，決策層多次為中小微企業出台纾困政策，小微經營者生存狀況是否得到有效改善？他們目前又面臨哪些經營壓力？纾困政策又該如何有的放矢？聚焦上述議題，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曉波。

2020年9月起，張曉波與其團隊連續五個季度向中國小微經營者投放調研問卷，為市場主體、學術界、政策制定者及社會公衆了解小微經營者生存狀況提供了數據支持。

2021年9月，張曉波團隊對活躍小微經營者随機發放問卷，投放時長兩周，回收有效答卷14567份。本次調查所收集的信息包括小微經營者的經營、融資需求以及對未來的預期等情況，樣本覆蓋中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對中國小微經營的經營狀況、所遇到的挑戰及對下一季度的信心有較為全面的體現。樣本分析，2021年三季度樣本中小微經營者平均創造就業崗位約4.6個（不含經營者本人），絕大部分的小微經營者集中在服務業（79.8%），少量在建築業和制造業（12.8%）及農林牧副漁業（7.4%）。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小微企業”，一般認為是雇員在0-20人（不含經營者）；在營業收入上，大部分‌‌小微經營者以糊口性為主。

報告顯示，市場需求不足和成本壓力仍是小微企業的痛點。張曉波認為，小微經營者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毛細血管和中堅力量。“他們的情況不好，中國經濟也好不了。”因此，纾困政策不能撒胡椒面，要有的放矢。

以減稅降費為例，張曉波認為，在所有政策裡，相對于其他政策‌‌來講，減稅降費可能是最普惠性的一個政策。“從我們調查來看，減稅降費政策的覆蓋率也是最高的。”另一方面，他認為，‌‌減稅降費，往往大企業才能享受到，很多小企業可能并不繳稅或者繳納的稅并不多，‌‌所以他們也享受不到政策紅利。

他提醒，減稅降費政策還會帶來一個跷跷闆因素。減稅降費會影響地方财政收支情況，導緻财政收入下降。在财政困難的地區，‌‌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之後，會從其它途徑尋找收入來源，這可能會導緻‌‌亂收費的情況‌‌出現。

張曉波認為，“決策的時候，往往聽不到小微經營者的聲音，不了解他們真正的訴求是什麼。”他進一步強調，“現在大家談論如何幫扶小微企業的時候，各種方案都是直接圍繞企業的。但是小微企業的經營壓力是需求不足，尤其是生活服務業，主要是因為老百姓手裡沒錢了。這個問題的解決不能隻從企業的角度去解決。”

他認為，擴大内需仍是為中小微企業纾困的有效手段，在受災情或疫情影響地區，采取針對普通人群提供一些轉移支付，失業保險等普惠性的纾困政策，将有助于中小微企業的複蘇。

市場需求不足和成本壓力仍是小微企業痛點

‌澎湃新聞：近期，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研報顯示，今年中央對于中小企業和各種企業減稅讓利的總量基本在7000億左右的水平，同時2021年因貿易條件惡化所導緻的企業成本上揚，預計達到1.4萬億元，超過各種減稅讓利的總量。這是否意味着，即便如此大規模減稅降費，從實際效果看，由于其他成本上升，減稅降費政策為小微企業帶來的實際幫助是非常有限的？

‌張曉波：‌‌在所有政策裡，相對于其他政策‌‌來講，減稅降費可能是最普惠性的一個政策。從我們調查來看，減稅降費政策的覆蓋率也是最高的。‌‌‌

‌每個政策都有局限性。‌‌減稅降費，往往大企業才能享受到，很多小企業可能并不繳稅或者繳納的稅并不多，‌‌所以自然享受不到這項政策紅利。除了稅費之外，企業還面臨許多其它挑戰。‌我們的報告顯示，疫情以來，對于小微經營者面臨的主要壓力還包括成本上升、市場需求不足以及政策不确定性。

‌其次，還有一個跷跷闆的因素。減稅降費達到一定比例，這會影響到地方财政收支情況，‌‌尤其是财政困難的地方政府。對于地方政府，其支出責任一般是剛性的，且疫情之下，許多地方的财政支出在增長。如果減稅降費帶來地方财政收入下降，那地方政府很自然會通過其它途徑來補上财政收支的差額。一個直接後果是，這可能會導緻‌‌亂收費的情況‌‌出現。

‌‌根據我們的調查就能看出跷跷闆的現象。過去5個季度調查顯示，小微企業實際的稅收情況‌‌，并沒有上漲，‌‌甚至有些略微減少。但是小微企業經營者卻抱怨稅費上漲是很大的一個經營負擔。很有可能在減稅的同時，一些亂收費在增加。

對于中小微企業家而言，對繳納稅款往往有預期，企業家也會把它計入經營成本。但是‌‌如果面臨突擊檢查和各種罰款，企業家的主觀感受就會很強，‌‌認為總體稅費加重了。

澎湃新聞：原材料上漲、社保繳費、營商環境都屬于企業經營成本，對小微企業而言，哪類成本對他們影響最大？

張曉波：‌‌總的來講，市場需求不足和成本壓力仍是小微經營痛點。與上一季度類似，困擾小微經營者的主要因素仍是市場需求疲弱和成本壓力。分行業來看，需求不足和經營成本同時對消費服務業構成嚴峻挑戰；對商業服務業而言，來自市場需求的壓力更為突出；而經營成本則是建築、加工制造業及農林牧漁業當前的最大痛點。

具體來看，制造業企業有經營成本壓力的企業仍然占比最高，達到57%；市場需求不足是小微經營者面臨的第二大經營困難，占比企業達到45.4%，其中服務業面臨市場需求不足的壓力更大。有22.8%的小微經營者表示面臨政策不确定性所帶來的壓力，明顯高于2021二季度，制造業、商務服務業和消費服務業均有不同程度的加重。

2021年三季度小微經營者面臨的主要壓力來源占比（%）

與2021年二季度類似，租金、原材料和雇工成本在本季度仍是構成小微經營成本壓力的三大主要因素，但各項成本的相對重要程度有所變化。

在反映有經營成本壓力的經營者中，租金成本壓力占比持續擴大，從2021年一季度的40.9%,，二季度的50.3%，進一步增加到三季度的55.3%；反映有原材料成本壓力的經營者占比從49.3%降至43.4%。農業和制造業企業仍然更多地受到原材料成本壓力，而消費服務的經營者更多感受到來自租金的成本壓力。此外，防疫成本占比從上季度的9%提升到13%。

分行業來看，住宿餐飲、美容美發等依賴線下經營的消費服務業小規模商戶受到租金上漲和公共事業費上漲的壓力較大；住宿餐飲業和教育業受到防疫成本上升的壓力也明顯高于其他消費服務業，平均占比分别為16.5%和18.6%。

2021年三季度成本壓力來源的比例（%）,分行業

分人員規模來看，小規模商戶感受到租金成本帶來的壓力更大；原材料成本、防疫成本、公共事業費等對于小規模商戶來講，往往占比更高，所感受到的成本壓力也更大，而較大規模商戶感受到的成本壓力更多來自于雇工成本、環保成本等。

2021年三季度成本壓力來源的比例（%）,分雇員規模

澎湃新聞：你剛提到的租金成本，目前‌‌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張曉波：目前來說，這個确實很難解決。在疫情之後，政府部門鼓勵業主對商戶進行租金減免，‌‌但是調查顯示享受到租金減免的商戶比例不是很高。

原因在于，如果樓盤屬于國企，則可以實行租金減免政策；如果房子屬于個人，政策很難推動。因此，我們‌‌在一些政策設計上需要更為缜密地考慮。

澎湃新聞：你們的報告中提到，規模影響持續存在。小微經營者規模越小，政策支持的獲得感也相對越低。小微經營者融資需求旺盛，自有資金或留存收益成為融資的主要渠道。這是否可以得出，小微企業融資問題依然得不到有效地解決？

張曉波：‌‌融資難，尤其小微企業融資難是全世界的共性問題，即便從‌技術上也很難解決這個問題。從銀行角度，‌若提供一筆貸款，不論貸款額多少，都有一個固定成本。小微企業融資需求量太小，‌‌且小微企業沒有抵押品‌‌。給小微企業貸款對銀行來講，是不劃算的。‌‌所以從全世界來看，沒有哪個國家願意‌‌給小微企業提供貸款。‌‌所以不要期望太高，認為短期内能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最近這幾年，我們在這方面有一些進步，主要是因為金融科技的進步，比如在支付寶和微信平台可以為小微企業解決部分融資問題。這類平台有經營者的交易曆史，‌‌可以根據這項交易數據，通過算法，‌‌及時評估貸款申請，立刻決定是否給企業貸款，‌‌這也能解決一部分融資難的問題。‌‌‌

‌但是，‌‌因為這類小企業沒有抵押物，因此‌‌貸款的規模往往比較小。我們的問卷裡，問到小微企業主網上貸款最需要什麼支持？‌大多數的回答是‌‌希望線上貸款規模能大一些。如果一次僅僅提供三四千元，貸款‌‌規模滿足不了資金需求，并不能有效解決實際問題，當然有比沒有強。所以金融科技發展之後，‌‌稍微緩解小微企業融資方面的壓力，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短期内很難‌‌徹底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我們現在要改變這個思路，要從别的角度來‌‌解決。換言之，如果企業經濟效益好了，現金流充足，‌‌融資壓力就會下降。‌ ‌‌市場需求不好、原材料價格上漲，或者突發的事件等因素都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緊張。

澎湃新聞： ‌‌疫情以來，為小微企業纾困，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這些政策的落實情況如何，是否在一線城市落實得更好？

張曉波：我們的報告顯示，在各類扶持政策中，“稅收支持”政策覆蓋率最高，持續保持在20%左右，“穩崗穩就業”覆蓋率較低，在10%以下。

分注冊類型來看，與2021年二季度類似，公司制企業總體得到政策支持的覆蓋率比個體戶更高，尤其稅收和穩崗穩就業兩類政策更加明顯；在金融支持和成本減免兩類政策上，公司制與個體戶沒有明顯區别。對于個體戶而言，除稅收支持對注冊個體戶的普及比例較高以外，注冊與否對個體戶是否享受到其他政策支持的比例甚微。

另外，小規模小微經營者享受到各類扶持政策的比例明顯低于規模更大的經營者。分城市規模來看，“成本減免”和“穩崗穩就業”兩類政策在一二線城市的覆蓋情況較好，但“稅收支持”類政策在非一二線城市的覆蓋率更高；“金融支持”類政策覆蓋情況在不同類型城市間無明顯差異。

‌澎湃新聞：‌‌‌‌有觀點提出，對于生活服務類的企業，可以考慮免征其這兩年的增值稅，你怎麼看？‌

‌張曉波：‌‌各級政府對小微企業減稅的力度已經很大了，‌‌可能80%的小微企業都不交稅‌‌，所以稅收減免對他們影響不是特别大。

‌最重要的還是沒有市場需求，原材料成本上升。沒顧客，生意難做，同時房租還得照交，工人的工資要照發，‌‌壓力就很大。再加上疫情的不确定性，随時可能關門。我們的報告顯示，‌‌認為政策的不确定性為主要壓力的企業比例，在三季度上漲特别快，達到22%，僅次于需求不足和經營成本。

前幾個季度，資金不足是排第三位，第四是政策不确定性。今年第三季度政策不确定性排在第三位了。‌‌所以，對于企業而言，他們的痛點有很多，稅收負擔和借貸的壓力隻是其中一部分。

纾困政策要更為精準有效

澎湃新聞：‌‌幫扶中小企業政策不能撒胡椒面，要有的放矢。當下，對那些受新冠疫情嚴重沖擊的生活服務性中小企業，須有更為具體的差異化舉措。你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張曉波：一個建議是我們讨論企業問題要跳出企業‌‌範疇。‌現在大家談論如何幫扶小微企業，都是針對大企業來講，這‌‌是因為大企業的呼聲最大。但是小微企業的經營壓力是需求不足，尤其是生活服務業。疫情之後，人們的出行受到影響，這會極大地抑制居民的消費。‌‌所以真的要幫小微企業主，‌‌要幫‌‌普通的‌‌人群，尤其是低收入的人群，災區的人群，‌‌以及失業的人群，幫助這些弱勢的群體能夠生存下去。‌

‌扶民生纾困‌‌就是幫小微企業，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就是普惠性的政策。‌‌比如在疫情期間，在一定時間、區間為災區60歲以上老人直接發放生活補貼，給所有上學的小孩發營養餐。‌‌當然這樣做也會産生瞄準誤差，一些相對富裕的人也享受到這些福利政策。總體而言，老百姓口袋裡有了錢，‌‌就有了消費‌‌需求，‌‌一旦疫情稍微得到控制，這些需求會釋放出來，直接帶動‌‌産業發展，尤其是生活服務業。

進一步在農村地區推廣失業保險，會降低不确定性，穩定消費，進一步帶動企業的發展。 ‌‌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沒有收入，可能3個月才理一次發；如果有穩定收入，一個月至少要理一次。‌‌如果老百姓收入穩定，理發館的生意也會興隆。‌‌畢竟大多數個體戶服務的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生活穩定了，小微經營者日子也會好過，企業的‌‌纾困政策要與民生結合起來。這也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

‌澎湃新聞：疫情之後，部分地方政府收支捉襟見肘，此背景下，由政府直接向困難群體發放補貼，對于政府而言，也是一筆很大的财政支出？

張曉波：‌‌由政府發放補貼，具體算起來，并不算多大的支出。在疫情嚴重的地區，給60歲以上‌‌的老年困難群體，每月發放1000塊錢，一共三個月，以2億老人為基數，一共才六千億。現在中國很多大項目，比如高科技行業的補貼政策，數量級都比前者大得多。‌‌金融支持政策，有時候達到幾萬億，但獲益的往往是比較大的企業，真正的小微企業往往享受不到。‌

‌對民生的纾困政策漏洞相對要小。而且這種政策對提振“民心”也特别有幫助。‌‌

澎湃新聞：我們目前看到的像你講的這種普惠性政策落地的不是很多。

張曉波：‌‌‌‌‌‌主要原因可能是聽不到中小微經營者的真正呼聲。‌根據‌‌我們發布的《中國‌‌企業創新創業調查報告》顯示，小微經營者真實的訴求是成本上升、需求不足，‌‌政策不确定性。因此政策制定應該多從解決這三個‌‌痛點着手。

‌澎湃新聞：在小微企業群體與政策制定者的之間，是否缺乏一個有效的溝通機制的？

張曉波：大家提到企業，自然會想到國有企業或者是大的企業（比如上市公司和納稅大戶），認為他們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格外重視他們的訴求，‌‌但往往忽視了千千萬萬的這些草根企業家。這些中小微經營者是真正中國經濟運行的毛細血管，‌‌他們的情況不好，中國經濟也好不了。‌‌‌

‌而且現在談小微企業，往往是認為企業要往“高精專”方向發展，希望他們能很快地成為創新型企業，‌‌但是大部分的小微企業‌‌是“謀生型”或者“糊口型”的，‌‌他們解決了自己的就業問題，本身就減少了政府的負擔，‌也為社會提供了很多必要的生活服務和商業服務。‌這些生活服務業本身對高新産業的發展也很重要。

‌舉個例子，深圳的高新‌‌園區發展好的，普遍是離城中村近的。原因在于‌‌高新園區的‌‌這些員工也需要基本生活需求。城中村的個體戶等為這些員工提供了方便又‌‌便宜的生活服務。

大家在鼓勵企業往“高精專”、“創新”發展的時候，‌‌往往隻看重‌‌少數幾個龍頭企業，‌‌忽略了千千萬萬‌‌底層的普通企業家，以及中小微經營者。‌

就業存在結構性問題

澎湃新聞：公開數據顯示，今年以來中國就業形勢總體平穩，但16—24歲青年調查失業率明顯高于城鎮調查失業率，而20—24歲大專及以上人員調查失業率更高。青年群體就業壓力較大，這與哪些因素有關，該如何解決？

張曉波：‌‌就業現在存在結構性問題。一方面，很多工廠招工難。我們的調查發現，很多企業，尤其制造業，抱怨最多主要是原材料上漲和雇工成本。

在勞動力供給方面，‌‌大學生畢業後，不願意從事藍領工作，更‌‌願意做一些白領工作，‌‌出現了結構失衡。大學生畢業後，期望值很高，将自己定位為高技能勞動者，而不願意從事一般性的服務類工作。中國大學的專業設置比較窄，造成學生的‌‌技能也缺乏靈活性。‌ “高不成、低不就”成了現狀。因此，就業問題‌可能要結合一些教育的改革，同時推動。

另外就業問題可能也與獨生子女政策有關。很多獨生子女的父母有些積蓄。孩子大學畢業後如果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還可以繼續啃老。獨生子女的闖勁比上一代要差。 ‌‌‌

澎湃新聞：還有一個因素是，疫情也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

‌張曉波：這‌‌涉及到勞動力供需匹配的問題。很多制造業的集群‌其實很缺員工。但因為疫情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外地的工人過不來，這也是導緻‌‌人才市場出現一個分割的現象。‌‌

責任編輯：田春玲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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