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作為原始儒家的經典之作，綜合了以“仁”為中心的為學、修身、處世、為政、等種種現世性較強的論述。在該書所構造的滿載着政治理想和社會責任感的人生中，孔子既能以脫離概念思辯的抽象方式，進行感性時空中世俗性思考，有對形而上的反思和對超越的追求。

縱觀古今，不難看出中國人所追求的生死之間的和諧統一。在對待“生死問題”這鮮明的問題時，孔子表現出的超越精神和對時間情感化的思考，是很值得深味的。這已不僅僅停留在世俗的層面，而是走向了一種超越。

談到《論語》中的“生死觀“，主要是一種“内在超越”的精神與“天人合一”的追求。《論語》在情感化了的世界裡“修身盡志以忘死”，并且以内在超越精神貫穿天命人性，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首先對于超越，有兩種對立的形式，一為“分離的超越，即脫離具體事物獨立存在”，也稱外在超越，如基督教之信仰上帝。另一種是“不分離的超越，即内在于具體事物或主體之中”（《論孔子思想的實踐指歸》），也稱内在超越，如儒家追求的天人合一。在《論語》中雖沒有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觀點，但究其修身處世之道以及對待生死之态度，确也體現了一種内在超越的精神。

這種生死意識表現在兩方面：其一為于情感化了的時間裡修身盡志以忘死,實現對死的超越，其二為儒家體悟天命人性，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論語》中“死”字出現了三十八次，但沒有一次是抽象地談論死本身，或是死後的世界，不同于佛教對于這個問題的“樂此不疲”。

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

李澤厚在《華夏美學》中指出，孔子的名言“未知生，焉知死”，正是道出了“将死的意義建築在生的價值上，将死的個體自覺作為生的群體勉勵”這個深層含義。在他看來，隻有真正懂得生，才懂得死，才能在生的自覺中感覺到自己存在。

《論語·顔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内在超越之所以不同于外在信仰的超越還在于其實現途徑的差異。實現内在超越是需依靠道德的實踐。一方面認識到“死”乃命中注定，故而不必畏懼，故《論語·顔淵》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但這個命并不是命運，宿命的那個命，隻是儒家用來界定超乎人力的，天地宇宙間的那個主宰的力量。

另一方面，《儒佛道的生死觀念》中指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在“生”時，“通過道德學問之修養(修道進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體現‘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同時用追求精神的不朽，美好心靈的不朽，來超越生命的轉瞬生滅，超越了生存的榮辱困苦，這樣的人生在孔子看來才是快樂的、幸福的。

《論語·述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雲爾”。

從《論語》講述人生态度字句裡看，《論語·述而》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雲爾”，人們執着地生活，并以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以知為樂，便能忘懷“死亡”将要到來，用道德人格和文化修養，心胸坦蕩地面對死亡。去實現“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論語·述而》）的理想人生境界。在這句話中，“發憤忘食”和“樂以忘憂”又是基于兩個層面的人生态度的。

前一個層面，“發憤忘食”體現了社會性的超越，發憤求學，克己修身，以求在學業，事業，道德規範上為社會有所貢獻，“忘食”體現為态度的專注也表現了挑戰有限人生的強大願望。

這種願望首先是建立在有一個目的明确的人生之上的，在《論語》中，這個目的就是“識仁”（宋明理學之觀點）或稱之為“聞道”。

孔子有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又雲“朝聞道，夕可死矣”。

雖然，孔子有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又雲“朝聞道，夕可死矣”。但這并不等于說“識仁”之路是可輕慢為之的，“聞道”之境是可朝夕為盼的，所以這條通往“仁”的路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的，人們不僅要挑戰自我，省視自我，更要超越時間，在有限的生中，以個人精神的力量來延長有意義的時間，以勤奮實踐的汗水來推遲真正意義上生命的終結，甚至“死而後已”（《論語·泰伯》）。

但客觀的說，這種超越應該說是重于外在的，有其物質世界的衡量尺度，一般有志者也多以此為人生目标，這本身并無可厚非。然，如夫子的處世哲學僅僅停留在“發憤忘食”這個層面，也隻能落得個“工作狂”的“美名”了，所以必要有後一層面“樂而忘憂”。。

後一個層面，“樂而忘憂”體現了從生理物質上的求建樹、求延續，轉到了精神上的對于不朽和超越的追求，于是才能真正達到“不知老之将至雲爾”。但這個不朽和超越的出發點和歸宿依然是個體自身，所以，就此層面看，“樂以忘憂”依然是一種内在超越。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

時間給人的大限是生之哀的根本來源，即使是最具天賦才能的人去進行最艱苦卓絕，惜時發憤的研究，最後始終逃不出面對自己蒼蒼白發、死期将至時的無奈。而《論語》其偉大處正是展現了孔子，這個一生坎坷不定，四處碰壁的老人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裡，始終堅持着“為己之學”、“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他對待人生和為學的态度是“樂”而為之，正所謂“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此之“樂”字引出的中國儒學之“樂感文化”則可謂華夏傳統的精神核心。正像《論語》首章首句裡講到的“不亦樂乎”，“不亦說乎”，點出的是一種不離人世，不離感性而又能超越它們的快樂精神。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

回到“樂而忘憂”來看，用這種精神層面的快樂，忘卻的是俗世中有限人生的紛争煩惱，而“忘憂”的本身就是對于時間終極困擾——“死”的超越。這種“樂”不依求外在，也無需物質标準的衡量，同時又區别于佛家“不如無生”的幻滅之樂，也不同于道家的“與道同體”的無為之樂，《論語》裡的“樂”注重真實的情感體驗，“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此種樂趣不在天堂，不在來世，不在那舍棄感性的無限實體，而在此感性的人世之中。

《論語》中正是以這種感性人世中的情感——“樂”達到對于生死的超越，從而實現了時間意義上的内在超越。當然，這樣的“樂”并非是“苦”“悲”等情感的反向，它的背後承載的是道德的超越，個人精神的不朽。這樣的人生，才能有“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的意味在其中（《論語·子張》）。故而，真正達到内在超越的人面對時間的極限——死亡，既擁有“朝聞道，夕可死矣”的豁達，又可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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