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史記》裡寫過一個極其戲劇化和諷刺性的情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後，一幫舊貴族告發商鞅意欲造反。新繼位的國君秦惠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連夜逃到秦國邊境，準備投宿旅店。

店主不知道眼前這名落魄的逃亡者是何人，隻是一再要求他出示身份證明才能住店：“商君有令，容留他人無證住店，店主要連坐判刑。”

商鞅長歎一聲：“哎呀！想不到我的新法，贻害到了此等地步！”

最終走投無路的商鞅，下場很慘，有的史書說他被殺後遭車裂示衆，有的史書說他直接被處車裂之刑而死。

司馬遷說，商鞅這是作法自斃，活該。

兩千多年來，關于商鞅及其變法的是非，毀譽無常。由于司馬遷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儒家在帝制時代的強勢地位，作為法家實踐者、改革家的商鞅，基本處于毀大于譽、貶大于褒的狀态。

那麼，商鞅究竟是否被污名化了呢？

▲商鞅劇照

任何時代，那些看人很準、眼光夠毒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

商鞅就是這種人。

他名義上是衛國國君之後，實際上頂多算個沒落貴族，也要像當時的遊士一樣，憑一張嘴推銷他的政見換口飯吃。

史書說他“少好刑名之學”，對李悝、吳起在魏國的變法十分欽慕。公元前365年左右，在他大概30歲的時候，商鞅跑到魏國當了相國公叔痤[cuó]的中庶子（家臣）。

公叔痤發現商鞅是個奇才，就趁着魏惠王探視自己病情的時候，向魏惠王推薦了商鞅，說在我死後，可以讓這個年輕人接替我的職位。魏惠王聽後，沉默不語。公叔痤又屏退左右，跟魏惠王耳語，說，大王如果不用這個年輕人，就一定要殺掉他，不能讓他為别國所用。魏惠王點頭答應。

魏惠王走後，公叔痤召來商鞅，把剛才的事情跟他講了一遍，然後說，我是先君後臣、先公後私，魏惠王要殺你了，你趕快逃跑吧。

商鞅卻從容地對公孫痤說：“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

他沒有立即離開魏國，魏惠王果然既沒想重用他，也沒想殺掉他。

雖然性命無虞，但商鞅的内心應該是悲涼的：沒有什麼比自己被當作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更讓他難過的了。

公元前361年，公孫痤死後，商鞅獲悉西邊的秦國剛繼位的新君秦孝公正在誠意求賢，便帶上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而去。

當時的秦國僻處西邊，中原諸侯會盟都不帶它玩，把它當作夷狄。秦孝公很有志向，想要恢複300年前秦穆公時期的霸業，重奪失去的土地，最主要的，要讓中原諸侯瞧得起。說白了，秦孝公要搞變法圖強，這也是整個時代的趨勢，魏用李悝，韓用申不害，楚用吳起，都是如此。

站在曆史的角度看，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史上制度變革最劇烈的時代之一。這不難理解，諸侯國之間的軍事競争，是牽引曆史發展的一條主線，弱國求存，強國争霸，何其慘烈。于是，如何實現富國強兵，就成為時代精神的主題。

商鞅入秦後，四次面見秦孝公，陳述治國之道：

第一次談堯舜帝道，秦孝公聽得快睡着了；

第二次講禹湯文武之王道，秦孝公還是昏昏欲睡；

第三次講霸道，秦孝公這才打起精神，覺得還行；

第四次詳談強國之術，秦孝公大悅，“語數日不厭”。

商鞅的師承雖然有儒家的影子，但他的偏好和主業是法家，而且他是帶着《法經》入秦的，但他為了試探秦孝公的信仰和決心，不惜多次“釣魚”，言不由衷地大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最後才講到重點。

其實他早就看出秦孝公想要什麼，秦孝公要的是一套速效的強國之術，你不要跟我講百年大計，我要的是立竿見影。

好巧，你想要的，我正好有。

商鞅通過放長線釣大魚，跟秦孝公達成了共識。舞台搭好了，就等他登場。

▲秦孝公劇照

但對秦孝公和商鞅來說，他們還有共同的障礙需要面對。

秦孝公的意圖很明顯：“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我想變法，讓秦國強大起來，但我怕天下非議。所以他很聰明地把商鞅推到前台，作為自己變法的一個工具。

商鞅秉着秦孝公賦予的權力，當然也要頂着一切沖向秦孝公的壓力和非議。這是他們二人在無形中達成的契約。

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與商鞅進行了一場“秦國要不要變法”的大辯論。曆史上，每次變法改革之前，都會有對立的雙方進行類似的辯論，但有意思的是，辯論的議題永遠是“要不要變”，而不是“怎麼變”。這就導緻雙方都容易走極端，不願變的人會失去更多，而主張變的人往往在最後遭到反撲，也會失去很多。假如雙方辯論的焦點能集中在“怎麼變”上面，或許會是更好的博弈，但這隻是“假如”。

事實上，這是一場結果已定、純屬象征性走過場的辯論。旁觀者都知道，法是秦孝公要變的，但舊貴族代表還在糾纏這一點，說不能變啊不能變。商鞅則很明确地拿強國利民說事兒，隻要是強國利民的事，沒什麼不能變的。他的原話是：“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誰能擊中秦孝公的内心，已經不言而喻了。

随後就是我們從小熟知的“徙木立信”。變法開始了，為了向民衆傳達國家誠信、令出必行的決心，商鞅命人在南門立了一根木頭，誰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給予十金賞賜。沒人信，賞金提到五十。有一人抱着試試的心态，結果真的拿走了巨額賞金。

世人一直都以徙木立信來強調誠信的重要性，但商鞅為什麼會采用這麼無聊的方法來建立誠信呢？搬一根木頭根本用不着這麼多錢，而且從南門往北門搬木頭的意義何在？這根本就像是江湖術士憑空構建的一個場景，而不是現實需要的生活或勞動場景，難怪圍觀的人很多，但動手的人幾乎沒有。因為所有人覺得這個事情本身就很荒誕不經。

但這或許才是商鞅的本意：你們不用管這件事合不合邏輯，也不要質疑，你們隻要照着做，就能獲得超出預想的好處。

我要推行的變法，就是另一個場景的“徙木立信”，聽話的人有糖吃。

至此，商鞅通過辯論搞定了貴族階層，通過立信搞定了平民階層，變法大幕拉開了。

史載，商鞅變法分兩次進行。第一次變法的要點是，在戶籍上實行什伍連坐，開告密揭發之先河；明令軍法，獎勵軍功，廢除世襲，建立二十等爵制。第二次變法的要點是，開阡陌，廢井田，土地歸為私有；廢封建，立郡縣，官自天子賞；統一度量衡；為統一思想、明确法令，排除複古思想的幹擾，下令焚燒《詩經》《尚書》以及諸子百家的著作等。

總體來看，商鞅變法的主導思想來自管仲“利出一孔”的主張，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國人的一切獲利機會甚至生存機會。

而商鞅為秦國設計的這個“孔”，就是耕戰。老百姓響應國家号召，開荒地，種莊稼，并積極參軍打仗，把這兩件事做好了，就能獲得國家獎賞，包括赢得爵位，實現階層躍升。其他從事與耕戰無關工作的人，不管是貴族、商人還是遊士，則都在國家的打擊和羞辱之列。

通過這個“孔”，商鞅實現了變法與秦國參與諸侯争霸的利益對接：打仗所需要的充足的糧食、英勇的戰士，這下全都有了。尤其是“尚首功”制度，推崇在戰場上砍下敵人的頭顱來記功，以斬獲人頭的多少來确定賞爵的級别。這項制度，使秦人成為嗜戰的戰士，一上戰場，“左挈人頭，右挾生虜”。據司馬遷的不完全統計，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即位，秦軍在曆次戰争中一共砍下了敵人140萬顆頭顱。

平民依靠耕戰實現階層流動的另一面，則是舊貴族的備受打擊。

商鞅變法先用軍功爵制剝奪宗室貴族的世襲特權，“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出身論那一套不吃香了，一切都要憑軍功說話。再用“廢封建，行郡縣”的辦法，加強國君對地方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貴族分封、建立“國中之國”的特權。這兩點對秦國貴族構成緻命打擊，商鞅因此得罪了大批貴族，“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作為對抗，以太子驷（即後來的秦惠王）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等人為首，挑動太子去觸犯商鞅之法。商鞅也不是好惹的，身為“鐵血相國”，他為了确保法令的嚴肅性，決定對公子虔和公孫賈動刑，一個被處劓刑，一個被處黥刑。公子虔被打擊後，閉門八年不出。而這也為商鞅後來的慘死埋下了伏筆。

貴族被壓制，但平民獲得晉升通道。商鞅變法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次實踐平等理念的改革，而耕戰制度，就是先秦的科舉制呀。司馬遷雖然很不喜歡商鞅及其代表的法家，但他還是在《史記》中對商鞅變法的反響給予了肯定：“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鬥，鄉邑大治。”

當然，我們需要分清，平民階層躍升，隻是商鞅實行強國之術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初衷。就像他需要打擊貴族，确保國君一人的權威一樣，他對平民同樣沒有好感，在他的言論和政策中，經常充斥着愚民的思想，通過刑（刑罰）與賞（封賞）兩種手段，把百姓當作利用和控制的對象。這是商鞅被後世诟病的原因之一。

▲公子虔劇照

在商鞅的變法中，他唯一确保的就是君主（中央）集權。通過君主（中央）集權制的制度安排，驅動秦國國家機器，在戰國時期後半段的群雄争霸中迅速崛起。

整個春秋戰國，有兩場改革見效特别快，一場是春秋末期範蠡治理越國，另一場就是戰國中期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這兩人都僅用了20年左右的時間，就讓自己輔佐的落後窮國，一躍而成為強國。

而當時方興未艾的諸侯争霸戰争，及時地檢驗了他們改革的成效。越國崛起後，越王勾踐發動滅吳戰争，并成為“春秋五霸”最後一個霸主。而商鞅變法後，秦國開始向東收複失地和擴張，連連擊敗魏國。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即位前的大概110年間，秦國同六國作戰65次，其中58次獲得全勝，拔城147座，攻占下來的領土共建立了14個郡。後來，商鞅雖死，秦法未亡，終于在秦王嬴政時代滅六國，建立起大一統帝國。

李斯在《谏逐客書》中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業，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裡，至今治強。”這說明商鞅變法的餘烈，直到秦始皇時代，對于統一帝國的形成和專制王朝的建立，都有積極的影響。

商鞅本人也因為這場成功的變法而實現了年少時的抱負，風光無兩。

公元前340年左右，商鞅在秦魏河西之戰中使用詐術，俘虜舊時好友、魏國主将公子卬[áng]。此戰之後，魏國割河西之地獻秦求和，魏惠王後悔不疊，說我恨當年不聽公孫痤的話呀。

此戰成為秦魏兩國實力轉換的一個标志性事件。因為此戰的勝利，秦孝公封商鞅于商地，号為“商君”，這是商鞅（原名公孫鞅）在後世被稱為“商鞅”的由來。

秦國曆史上很少裂土封侯，商鞅是首例。以一人而封侯拜相，至此，商鞅可以說是權傾秦國。

危機逼近。

一個叫趙良的人，在商鞅最紅的時候去勸他歸還封地，退隐山林。據趙良說，商鞅在秦國的強力改革，招人忌恨，樹敵太多，以至于每次出門都要十幾輛車跟随，車上全是全副武裝的衛士，沒有這重重警衛，商鞅連門都不敢出。所以趙良才勸商鞅改弦更張，急流勇退。

商鞅不聽，他是一個典型的“恃力者”，迷信武力，對自己手中的權力，以及本人在秦國的影響力充滿了信心。

但他的對手，以公子虔等人為代表的舊貴族，也非等閑之輩。當年被商鞅處以劓刑之後，公子虔閉門不出長達八年，靜待時機，其隐忍和冷靜可見一斑。

這一切，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後，終于有了一個了結。

《呂氏春秋》記載，秦孝公病重之時，有意傳位于商鞅，商鞅不敢接受。

太子驷繼位為秦惠王後，各種攻擊商鞅的流言蜚語開始傳到這個新君的耳朵裡。從根本上而言，在商鞅變法的20年間，他與秦惠王并無直接的矛盾，相反，他加強君主集權的舉措，對任何一個繼位的國君都是有利的，他是秦孝公的功臣，也可以成為秦惠王的功臣。秦惠王唯一擔心的是，商鞅權力太大，怕他會以臣欺主。攻擊商鞅的舊貴族，正是抓住這一點，向秦惠王進讒言：“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

然而，就在對手欲置他于死地的關鍵時刻，商鞅卻犯了一個緻命的錯誤——他沒有繼續采取鐵腕手段，鎮壓反對者，而是軟了下來，向秦惠王請假送老母親返回故裡。他可能希望暫時離開是非之地，來平息各種惡毒的诽謗之言。

公子虔則瞄準這個時機，出手了。在商鞅告歸之後，這名當年的太子老師，向自己的學生秦惠王告發說“商君欲反”。“欲反”，想要謀反，沒有既定事實，但穩準狠。公子虔這一招堪稱曆代羅織“莫須有”罪名的鼻祖。

秦惠王于是發兵追捕商鞅。

另一邊，奉母返回魏國邺地的商鞅，遭到邺令的拒絕，不得入境。理由是商鞅在兩年前的河西之戰中以詐術俘虜魏公子卬，完全喪失信義。

商鞅隻得返回秦國，知道自己被追捕，開始了逃亡，然後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這次逃亡，商鞅還是想跑到魏國，但魏國不讓他入境，怕秦國怪罪到魏國頭上引發争端。

據曆史學者晁福林分析，無處可逃的商鞅，最終回到自己的封地，發動自己手下七八萬兵力，北出進擊實力較弱的韓國，圖謀在韓國西部地區發展。秦惠王發兵追擊，商鞅兵敗，被誅殺于渑池（今河南三門峽）。

史書對于商鞅的死，有不同的記載。有的說他被車裂而死，有的說他死後被車裂，但不管如何，施以車裂的酷刑，可見秦國的貴族們對他恨之入骨。先秦最著名的一代改革家，把一個窮國改造成強國之後，自己卻落了個慘死結局，悲矣！

▲秦惠王劇照

對于商鞅的褒貶毀譽，并未随着他的慘死而終結，在此後2300多年的曆史長河中，他總是适時地被痛罵，或被懷念。

有學者說，商鞅治國理論對中華制度文明影響巨大，以秦國（秦朝）遺産的形式，影響中國曆史兩千多年。從國家建設及其曆史影響上看，先秦諸子無人能出商鞅之右。

商鞅死後，他所制定的制度依然長期被奉行。秦國人也并不認為商鞅是個逆賊，而認為他是秦國的英雄。秦昭王時，範睢說商鞅“義之至，忠之節”，蔡澤也說，是商鞅使“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

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封商鞅為“聖人”。這跟我們現在對商鞅的認識相去甚遠，但也不難理解。畢竟每一派學說都會追捧本派的牛人，隻是後來儒家獲得主流學說地位，我們也就自然認同了儒家體系的“聖人”，而商鞅則以殘酷無情、作法自斃的面目被後人記住。

但我們有沒有想過，關于商鞅的評說，到底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構建出來的？

▲《大秦帝國》劇照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說，在後世影響極大。無疑，他是一個嚴謹的史學家，但他同時有自己的偏好——他是一個儒家弟子，對法家相當反感。所以他在為商鞅作傳時，一方面肯定商鞅變法的成效，另一方面卻對商鞅個人全無好感，說他“天資刻薄”。

更典型的例子來自司馬光。這名撰寫《資治通鑒》的大史學家，同時也是一個政壇保守派，極力反對同僚王安石推行變法。在他政壇失意，以編撰《資治通鑒》度日的時候，他自然要把曆史上的變法者作為影射王安石變法的工具。所以，《資治通鑒》基本承襲了《史記》的内容，卻把《史記》褒揚商鞅變法的内容全部删掉，僅留下貶低商鞅的文字。

商鞅是一個悲劇人物，他有個人的局限，也有時代的局限，他對民衆力量的輕視，對嚴刑峻法的熱衷，都可以供批判和反思。但關鍵是，他死後的命運，已經無法被自己掌控，隻能随着曆史沉浮。每當這個國家面臨改革的關頭，他就會被作為一個符号被祭出來。

西漢昭帝時期，鹽鐵會議上，朝臣桑弘羊等人與各地召集來的儒士，圍繞鹽鐵是否應由國家專營一事進行激辯。這是西漢乃至中國曆史上影響巨大的一次經濟改革會議。雙方都知道，引用曆史資源對于自己的立論很有幫助，所以就都找到商鞅身上。

作為改革一方的桑弘羊，極力推崇商鞅，說商鞅變法“收山澤之稅”，使秦國強起來。反方則說，秦朝國祚短暫，正是商鞅變法害的，我們可不能學。桑弘羊逮住反方的漏洞，反駁說，商鞅死後100多年，秦朝才滅亡，跟商鞅沒有半毛錢關系。秦亡的原因應是秦始皇父子君臨天下，“邪臣擅斷，公道不行”。将秦亡之因歸結為商鞅變法，就等于把商亡之因歸結為伊尹之過一樣，無論在史實上還是在邏輯上，都是荒謬的。

就像這場鹽鐵會議一樣，曆代圍繞着國家改革，都會拿商鞅變法出來說事兒。前面說了，司馬光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通過寫史書貶低商鞅，以表達對當下推行的變法的不屑。而作為變法一方的主導者，王安石卻對商鞅惺惺相惜，他寫詩說：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2300年來，商鞅是曆朝曆代改革者的一個鏡像。但凡改革者，都會推崇商鞅；保守者，則無一例外非議商鞅。作為社會主流思想的儒家，其構建的理想社會在上古三代，在遙遠的過去，這個理想經過王莽改制的折騰之後，大家都知道是不靠譜的。所以以後提改革，大家都會從法家，特别是商鞅變法那裡尋找曆史資源。這是曆史上的改革者們擁護商鞅，并喜歡以商鞅自喻的主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外儒内法是傳統中國的普遍政治形态。外儒是見得人的，内法是得藏着掖着的。強調仁政、德治等儒家理念，是一個王朝的面子；使用刑賞手段、“利出一孔”等具體措施，則是一個王朝不能說的本質。所以商鞅雖然一直被使用，但他也一直需要受批判，受非議，這才能顯示出一個王朝的王道。

與之相應的，各個時代以商鞅自喻的改革者，也難逃商鞅一樣用後即棄的悲劇命運。從桑弘羊卷入謀反案被殺，到張居正死後被皇帝清算，每一個朝代幾乎都有一個挽救帝國危亡的“商鞅”，在完成他的曆史使命後堕入個人悲劇的深淵。

每個朝代的“商鞅”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君子，但他們是做事的人，是解決問題的人，是願意承認自己有缺點的人。這比起大多數隻會掄起道德大棒打人，除此一無所長的“僞君子”，無疑要偉岸許多。誰才是曆史發展的推動者，也無須辯論了。正如魯迅所言：“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我看過一段關于商鞅被符号化的文字，謹引用于此，作為本文的結尾：

天下若治，他便背負苛政、刻薄的罵名；天下若亂，他便成了能臣效仿的先驅。往者已矣，商鞅作為曆史人物早已蓋棺論定，對其個人的毀譽漸漸地與他本人和那個時代無關了。

希望真正的商鞅能夠被世人看見，而不要被一直遮蔽下去，也希望每個時代的改革者，都不用再重蹈商鞅的悲劇宿命！

參考文獻：

1. [戰國]商鞅：《商君書注譯》，高亨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
2.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3.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2009年
5. 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6. 鄭良樹：《商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7. 朱立、端木佳睿：《商鞅曆史形象毀譽之探析》，《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8. 晁福林：《商鞅史事考》，《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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