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菱豔》裡的紅舞鞋，像一種魔法，哪個舞蹈演員一旦穿上它，就會一直跳到生命終點。我們上譯廠的人，都好像是穿上了紅舞鞋，停不下來。沒有人逼迫我們穿這雙紅舞鞋，是我們自願去穿的。”

　　中國配音表演藝術的“元老”蘇秀曾這樣形容她和她的戰友們對于她們所開創的配音藝術的一生熱愛。

　　配音藝術家蘇秀。東方IC 圖

　　1月7日晚，著名配音藝術家蘇秀去世，享年97歲。

　　如果說譯制片在半個多世紀前是國人面向世界看到不同風景的窗口，蘇秀就是打開窗口最重要的幕後功臣之一。作為上海譯制片廠的初創班子成員，她一生不僅通過生動傳神的表演留下無數脍炙人口的聲音形象，在導演方面對于譯制片藝術的發展進益、人才培養和發掘方面對于後輩的影響，以及作為曾經輝煌年代見證人留下的詳盡文獻記錄，都是她穿上紅舞鞋一生的燦爛舞蹈。

　　“家庭婦女”誤打誤撞到譯制片廠“大學”

　　蘇秀祖籍河北，1926年生于東北長春。幼時父母都在中長鐵路的學校當教員，九一八事變後，她随父母從長春搬遷到哈爾濱。在東北的日子，蘇秀逐漸認識到在那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我們是中國人，而不是什麼滿洲人，知道日本是侵略者，而不是什麼友邦。”

　　蘇秀從小要強，自小成績優異的她是所有老師的寵兒，可上了女中，重點的學科是縫紉、烹調、家政，因為日本人主張婦女要回到廚房去，所以所有大學都不收女生。“這種帝國主義的愚民教育，使她切身感受到做亡國奴的痛苦與憤怒。” 當時她崇拜的兩個偶像，一個是南宋的女詞人李清照，一個是波蘭女科學家居裡夫人。“因為她們也都和我一樣有着亡國之恨；另一點是她們都卓有成就，說明女性不次于男人。我認為自己隻要有好的學習環境也會學有所成，這就是我當年的人生追求。”

　　中學時的蘇秀，因為歌唱得不錯，被音樂老師推薦到合唱團。合唱團埋下蘇秀第一個關于音樂表演的夢想種子，考上海音樂學院也成為後來她一度對上海向往的理由。不少好友寫作關于蘇秀的文章時都提到她愛唱歌這件事，甚至到晚年她在文章中依然會寫下，“作一個音樂家曾是我少年時代最熱切的夢想。”

　　在朋友的引薦下，她開始出演一部廣播劇裡的小角色。她很有天分，從一開始的“是的，太太”“好的，太太”等簡單的台詞，很快便能演到女主角。

　　高中畢業後，她不願意在日僞的統治區讀大學，受奴化教育，便去了北平讀大學。誰知不久北平淪陷，蘇秀被迫回到哈爾濱。抗日勝利後，蘇秀結了婚，成了家庭主婦，後又随其夫來上海定居。

　　1950年初，報上登載了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劇團招考演員的啟事，蘇秀順利地考取了。可惜由于國民黨飛機轟炸上海，給剛剛解放的上海在經濟上又增添了新的困難，所以原定作為專業的廣播劇團演員，暫時隻能是業餘的。但她畢竟成了上海解放後第一批廣播劇團的演員。

　　之後，已是兩個孩子母親的蘇秀報考了中央電影局電影演員表演藝術研究所（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前身），當時電影局管演員工作的老師找她談話說，“你已經結了婚，而且還有了孩子，我看你别去念書了，到翻譯片組去工作吧。”

　　當時的蘇秀并不知道翻譯片組是幹什麼的，但老師說“反正都是表演”，于是，剛剛年滿24歲的蘇秀穿着一身藍布列甯裝，意氣風發地走進了上海電影制片廠翻譯片組。“反正翻譯片也是演員嘛，去就去吧，感覺我是一頭撞進譯制片的。”蘇秀回憶起她的譯制片生涯起點，是一份“誤打誤撞”的神奇。

　　解放前，中國并沒有譯制片。外國影片如果在像大光明、國泰這樣洋氣的大影院裡放，能用上“譯意風”——即每個座位旁能接上一副租用的耳機，從中聽中文翻譯的同步講解。上海1950年2月開始建立譯制片的隊伍，蘇秀算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配音演員。

　　蘇秀

　　翻譯片組的條件簡陋，蘇秀曾回憶當時的錄音棚被大家戲稱為“漏音棚”“奶奶廟”，而且待遇也不高，但蘇秀依然覺得自己進入這個行當是幸運的。“幸運的是我這輩子一直是和大師在合作，大師們就像是一個大學。”

　　蘇秀說，“解放前也沒有真正演過戲，那時候也沒有電影學校、沒有戲劇學院，完全是一張白紙，所以我覺得我是在譯制廠大學畢業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大學能把各國的藝術大師都請過來教學，而我們卻能接觸各國的藝術大師。”

　　很多年後，蘇秀對于她的“表演老師”們的表演始終記憶猶新——“拿我配音的來說，很多都是奧斯卡的影後，比如《真假公主》裡面演皇太後的海倫·海絲，她被稱為美國劇壇的第一夫人；還有《為黛西小姐開車》裡扮演黛西小姐的，她是年紀最大的影後。50年代我配音的達拉索娃，當年在蘇聯就等于我們中國的梅蘭芳或者白楊這種地位，演話劇是得經過蘇聯黨中央批準的！”而後來她做導演，接觸的也是各國的大師——“比方美國的奧利弗·斯通、日本導演山田洋次、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創始人羅西裡尼……”

　　事實上，剛起步的譯制片事業并不風光，許多被分配來搞譯制片的演員也認為自己形象還不錯，想去拍故事片。年輕時蘇秀自己也曾想，在翻譯片組工作多接觸各國藝術大師們的作品，好好地學點東西後，“有朝一日要去做故事片的導演。”

　　但在對于譯制片工作日複一日的付出中，蘇秀滿滿體會到，“要做一個好的配音演員和譯制導演，也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做演員，要把人物配得貼切、傳神、有光彩；做導演，要把戲搞得流暢、動人，不失原片的韻味，是需要不斷努力去追求的。這是一個無限廣闊的天地，它需要我付出畢生的精力。”晚年，她在回顧自己的文章中寫道——“我幹這個，并不屈才。”

　　2014年7月6日，上海，蘇秀做客《可凡傾聽》節目。視覺中國 圖

　　“另類花旦”和大師共同創造角色

　　蘇秀的才華，在譯制片領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無論是普通觀衆，還是專業人士，無不對她的聲音印象深刻。

　　黃金年代的上海譯制片廠人才輩出，許多人聲線極具辨識度，成就了王公貴族、古靈精怪或是兇神惡煞的“專業戶”，而蘇秀是其中為數不多的、戲路極寬廣的女配音演員。除了小孩子，她幾乎能駕馭所有角色。20多歲能配70多歲的老太婆， 50多歲也可以回來給年輕姑娘配音。她的配音角色裡有高高在上的女王，也有無奈的小偷妻子。從1950年進入上譯廠，蘇秀的配音作品多達180多部，《孤星血淚》中的哈威夏姆小姐、《紅與黑》中的瑪吉德小姐、《尼羅河上的慘案》中的奧特伯恩太太、《為戴茜小姐開車》戴茜小姐、《天書奇譚》中的老狐狸，風格各異，都是無可取代的聲音記憶。

　　老一代配音表演藝術家富潤生在《譯影見聞錄》中談及蘇秀，稱“她在配音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矚目的。她配過的具有各種年齡、性格、身份的人物至少有上百個，她非常稱職，有不少可算是‘絕配’（沒人比得上）。她不僅配出了原片演員的‘神’，同時根據自己的條件和人物的需要，運用聲音造型和語言表達的功力，還原原片人物的‘魂’。”

　　《那些難忘的聲音》書影

　　許多人曾覺得蘇秀和另一位“老太太”趙慎之的聲音頗有相似之處，事實上，蘇秀自己也曾說起連她的丈夫都有過認錯她倆聲音的有趣往事。不過，她也分析過她和趙慎之之間的不同——趙慎之喜歡配悲劇人物，而她則喜歡配個性強的、性格複雜的或帶喜劇色彩的人物。譯制片的骨灰級影迷張稼峰在《那些難忘的聲音》中将蘇秀形容為“另類花旦”，在他聽來，“蘇秀的聲音要華麗得多，她的聲音是一個穿裘皮大衣、雍容華貴的女子的聲音。有時，即便隔着一層黑色面紗對你說話，你也會心中忐忑，甚至心旌搖蕩。”張稼峰的記憶裡，蘇秀的聲音是風情萬種，“她似乎又總是把韻母滞後一點再通過口腔釋放出來。什麼是風格，風格就在于這種微妙的同中之異。”

　　雖不曾露臉，在影迷心中，蘇秀早已是位不折不扣的“性格演員”，“她的聲音，有時是一個淑女，有時又全然是一個近乎放蕩的女子。她的音色猶如銀笛，在演奏之中不時響起一陣‘脆耳’（樂器演奏中的顫音）。這‘脆耳’花哨得足以勾人心魄。電影并不都是淑女的教科書，不免會有風流女子的角色，既然有這樣的角色，那就得有這樣的聲音與其相配。給那些風情萬種的女子配音，是蘇秀的拿手好戲。”

　　編劇、影評人史航曾在中央電視台《記憶》節目中說：“上譯那幫人，也買大白菜，騎腳踏車，打月票上下班，開小組會，讀報紙，他們活得跟每個中國人一樣，為什麼他們能進入《簡·愛》的空間、《戰争與和平》的空間、《悲慘世界》的空間？他們讀過的小說，其實大家都讀過。那幫人腳跟站在中國土地上，但另外又過着屬于雲上的日子。”這是讓蘇秀喜出望外的評價。

　　“解讀人物的所思所想，并以中國語言把它表達出來，甚至讓觀衆忘記了這是配音，覺得就是原片演員自己在說中文。這是多麼神奇的效果！”

　　《我的配音生涯》書影

　　晚年蘇秀寫作《我的配音生涯》，幾乎詳盡回顧了她參與過的每一部電影，演繹過的每一個角色，從她的字裡行間讀者們驚覺，許多幾十年前的匆匆一瞥，在她心中是無數“百轉千回”和“千錘百煉”。許多戲份寥寥的小角色，她都結合影片語境做了細緻的分析，甚至外國演員和導演的其他作品，也被拿來縱橫比較分析，才“推演”出最恰當的輸出方式。

　　要想更好地理解原片，蘇秀和同事們需要多讀外國小說，以便熟悉各國的文化底蘊以及各國人的思維方式。“那時候我們的學習氣氛非常濃厚，不錄音的時候，休息室裡人手一本書。譯制導演講戲要把他理解的原片講給大家聽，一幫人坐在一起挖空心思讨論一兩句話的翻譯是否準确。”為了更貼近電影中的真實角色，使觀衆更好地理解電影，投入到電影中，蘇秀會把能片拆分成兩三百小段，一遍又一遍地反複觀看，仔細揣摩，以便自然地诠釋角色。

　　她曾在訪談中談到自己的工作流程，“沒有哪一個看電影的人是像我們這樣看的，每個小段循環地看，掰開揉碎地去看。” 譯制片的配音和執導過程，就是在和各國的藝術大師進行對話的過程。“我做演員的時候，就等于和這些大師們共同塑造一個角色。”

　　因此，“不管戲多戲少，每配一個不同的人物，就像經曆一次不同的人生。我經曆過皇後的顯赫，也品嘗過妓女的低賤，既做過純情的淑女，也做過資本家的惡毒情婦，還有作家、鋼琴家、農婦……誰曾經曆過如此豐富多彩的人生？我為此而迷戀我的工作，永生不悔！”

　　為配音事業立下汗馬功勞

　　除了是位配音演員，蘇秀還是中國第一位譯制片女導演。打蘇秀一進廠起，老廠長陳叙一就有意培養這位年輕人成為一位專業的配音導演。

　　著名配音表演藝術家劉廣甯之子潘争在《棚内棚外》一書中寫道，作為上譯的靈魂核心，陳叙一當時心裡就已經有了未來導演梯隊的雛形。“從長遠來說他就是想建立一個以‘導演負責制’為核心的譯制片質量管理體系，并以蘇秀作為他第一個培養對象來塑造新一代的譯制片導演。”1952年，進廠不到兩年的蘇秀就執導了她的第一部作品——蘇聯動畫片《黃鶴的故事》，之後不久她又跟邱嶽峰一起聯合執導了匈牙利故事片《解放了的土地》。1954年陳叙一更是給了蘇秀一部大片《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從此，譯制導演成為蘇秀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譯制導演不同于配音演員，她需要反複思量，根據電影的風格樣式來搭配演員，以此保證影片的整體和諧性。在蘇秀看來，“譯制導演如同一個樂隊中的指揮家，他既不譜寫樂曲，也不演奏樂器，但由于指揮對樂曲理解的不同，處理的不同，同樣的一首曲子卻會産生不同的演出效果。”

　　《虎口脫險》海報

　　她“指揮”的喜劇電影《虎口脫險》是幾代觀衆心目中難以逾越的經典，尚華和于鼎這一對活寶老哥倆在片中的配音，甚至讓許多觀衆覺得比原作更準确和精彩。蘇秀作為導演和其他配音演員對影片台詞所做的二次創作，通過反複的觀摩和琢磨，“引導演員像說相聲一樣”完成了這部片子的配音。

　　盡管演員個性十分鮮明，但那些魅力又是完全屬于電影角色的。蘇秀後來談到，“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畢生所追求的效果。雖然觀衆熟悉我們的聲音，隻要一開口，很多人就能聽出這是尚華，那是于鼎，但是在看片的過程中，應該隻感到那是指揮家和油漆匠在說話，而忘記尚華和于鼎的存在。看片之後，又可以去品味尚華配得多精彩，于鼎配得多貼切。我一直認為，最好的譯制片，就應該讓觀衆感到是原片演員自己在說中國話。”

　　蘇秀也為許多動畫片擔任配音導演工作，2021年11月，在《天書奇譚》4K修複版公映時，該片配音導演、為“老狐狸”配音的蘇秀老師，再次回憶起為該部動畫配音的往事：“我喜歡搞喜劇，因為喜劇的創作空間大，可以不受任何規則的約束。特别是這部《天書奇譚》，有很多奇思妙想，而且它的故事角度也和當時的動畫片很不一樣。我們配音所有的點子都是受原片的啟發，比如我配的老狐狸就借鑒了舊社會跳大神的人的樣子，拿腔拿調的。曹雷配的小皇帝，我讓她含半口水說話，讓口齒含混不清。童自榮配了一個說話結巴的太監。大家覺得配這部戲非常好玩，創作很過瘾，就像在春節開聯歡晚會。”

　　《讓我躲在幕後》書影

　　配音表演藝術家童自榮在《讓我躲在幕後》的書中記述了對蘇秀的感激。“‘佐羅’的配音留給人們印象太深，‘覺遠’和尚如何擺脫佐羅的影子成了我面對的重要課題。蘇秀老師時時提醒我，在念詞上、聲音處理上都盡量朝李連傑靠攏，不必玩深沉，吐詞需要平民化，需要樸實再樸實，在開頭還要帶有純真的孩子氣。”

　　等到角色完成，童自榮也獲得了“莫大的啟示”：“我告誡自己，從今之後塑造角色都要切忌雷同。而且不必多顧及嗓音，功夫要下在角色的思想感情。”童自榮說，“我在心裡感謝蘇秀老師，因為她善于挖掘演員的潛力，大膽開拓了我的戲路。”

　　對于蘇秀，童自榮發自内心的欣賞和感佩，他評價，“在所有女配音演員當中，她是最聰明、最富藝術悟性，能配戲又擅導演的上譯廠少有的能人。不可忽略的是，追随在老廠長陳叙一先生的麾下，通過做執行導演的工作，蘇秀老師為帶出一批譯制廠出色的配音接班人，立下了汗馬功勞。”

　　她為譯制片的黃金年代寫下“備忘錄”

　　晚年的蘇秀一直沒有停止自己鐘愛的譯制片事業。身體還行的時候，她曾多次出席關于上海譯制片廠的種種活動，一遍遍不厭其煩地和熱愛譯制片的觀衆們講述曾經發生在銀幕背後的點點滴滴。退休後的将近10年裡，蘇秀經常到音像資料館去做譯制片，甚至比以前上班還忙。

　　陳丹青曾對蘇秀說過這樣一句話：“您是空前絕後，而非承前啟後的一代。”

　　在信息閉塞、國門未開的年代，普通人對外部世界的全部想象和信息，或許都來自譯制片。随着外語的普及，譯制片的沒落不可避免地發生，曾經的黃金時代成為一代人記憶中的華彩。蘇秀在上世紀90年代老伴做完心髒手術以後，也跟着遷居杭州女兒家，一度徹底淡出了配音圈子。

　　她在書中寫道，“那時，偶爾看一部譯制片，質量總是很差。與朋友相聚，難得談起譯制片來，也常常是不如人意。可是，這與我們又有什麼關系呢？‘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何必‘皇上不急，急死太監’。”那時候童自榮上《藝術人生》，朱軍當着童自榮的面，不客氣地說“反正我現在是不看譯制片的”，蘇秀說自己也覺得“理當如此”。

　　但好的藝術不會被遺忘，散落在時光裡的遺珠經過淬煉總有人難忘那璀璨溫潤的光澤，2000年以後，曾經的譯制經典在媒體上重新被讨論，越來越多的配音粉通過互聯網的力量集結在一起。蘇秀發現，“時至今日，仍有那麼多觀衆懷念着我們，愛着我們，把我們當年的作品一遍遍地拿出來看，一遍遍地拿出來聽。他們說：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這讓她感動得熱淚盈眶。

　　很長一段時間，蘇秀的記憶和筆頭是譯制片曆史的“備忘錄”，記者們大量地采訪她，她也用自己的寫作為曾經發生過的屬于配音藝術的群體記錄下一筆筆春秋。

　　《峰華畢叙》書影

　　蘇秀寫《峰華畢叙》，寫《我的配音生涯》，一個個熟悉的名字，一段段鮮活的往事都躍然紙上。學者孫潔長期關注配音藝術，在她看來，蘇秀的寫作有着深遠的意義，《我的配音生涯》這本書“對于中國配音事業的拓荒者和把它帶入巅峰狀态的藝術家們，它是一部信史；對于譯制片的受益者、配音藝術的享用者和懷舊一群，它是一種寄托；更重要的是，普通讀者可以借着展卷了解一位配音藝術家和她的同事們的藝術人生的機會，從一個特定的視角，重新審視和深入思考有關共和國人文藝術史的種種問題。”

　　蘇秀在書裡寫到自己晚年重新投入對譯制片曆史的記錄，是為了回饋熱愛這項藝術和事業的觀衆們，“不是媒體和網上對譯制片的懷念和贊譽，我早已淡出這個圈子，不再關心這一切了。我總說是觀衆朋友們又把我從墳墓裡挖了出來。盡管我對将來信心不足，對現狀又深感無能為力，我還是非常感謝朋友們的厚愛。因為，譯制片到底是我們為之耗盡了一生心血和精力的事業。觀衆喜愛我們的作品，就是對我們最豐厚的回報。那是多少金錢也買不來，任何獎項也代替不了的。我們曾經的辛苦，曾經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

　　紀錄片《鐵血殘陽》的中文配音版重現了老上譯的輝煌陣容，這也是蘇秀此生最後一次進上譯廠錄音棚配戲。當時92歲的蘇秀已經是上譯廠健在的第一代配音演員裡歲數最大的一位，潘争記得，“當老人家坐在話筒前，當畫面在她前面的屏幕放映時，我發現她的眼神忽然開始變得銳利起來。”

　　潘争記得，自己當時“站在蘇秀老師的側面，隻見她目光炯炯地看着屏幕上的畫面，口中清晰地發出一個個指令———那個本已在退休生活裡變得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瞬間犀利起來，那位30年前在永嘉路上譯廠錄音棚裡指點江山的精幹女導演又回來了。”

　　潘争為蘇秀戴上耳機

　　聽聞蘇秀去世後，潘争寫下，“作為中國第一代配音演員和第一位女性譯制導演，蘇秀阿姨把她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譯制片事業。她的嚴謹、敬業、熱忱以及對晚輩的提攜幫助，使她完全當得起‘上譯廠老太君’的稱号。”

　　蘇秀去世當晚，主持人曹可凡發文悼念道：“再見，蘇秀老師。謝謝您和邱嶽峰、畢克等老一代配音藝術家，在那個靈魂貧瘠的時代，給我們這代人送來的精神糧食，讓我們瞥見外面的世界。人生短，藝術長。您留下的作品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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