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回憶與傅雷的交往并不涉及傅雷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具體原因與過程,而是突出寫了傅雷的“怒”。第一次是在昆明“不知怎麼一回事”和滕固吵翻了,竟緻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第二次是作者與傅雷關于翻譯方法和黃賓虹 畫的争論,讨論的都是學術問題,但傅雷直率的性格已經躍然紙上。寫這兩次傅雷之“怒”,都是為第三次“怒”作鋪墊。在文革中間他因“不堪淩辱,一怒而死”;這“最後一‘怒’”導緻輕生,卻是傅雷剛直性格的臻于極緻的表現,令人扼腕,也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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