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夏地處黃河上遊，地勢南高北低，面積6.64萬平方公裡，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巍巍賀蘭山、紅色六盤山以及滔滔黃河水孕育了美麗富饒的甯夏平原，造就了稻香魚肥、瓜果飄香的“塞上江南”。

甯夏博物館位于銀川市金鳳區人民廣場東街，2012年獲批成為“國家一級博物館”，館藏文物近4萬件，有國家一級文物159件，其中胡旋舞石刻墓門、鎏金銅牛、力士志文支座被鑒定确認為國寶級文物。

這件牌飾長13.7厘米、寬8.2厘米，同墓共出土兩件。這件青銅透雕牌飾是一種遊牧民族服飾上的帶，将草原動物弱肉強食的場面，通過藝術手法反映出來。牌飾巧妙結合虎和驢的體形、神态，設計充滿了雄渾的野性美，極具北方遊牧民族特色。1973年甯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楊郎戰國墓出土，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件牌飾工藝簡練，雕刻精巧，反映出當時精湛的鑄造技術和豐富的青銅文化，為研究甯夏地區古代遊牧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實物。

錯金銀是春秋、戰國時期創造的一種新工藝。一件錯金銀器的制成，必須經過鑄器、錾槽、鑲嵌、磨锉四道複雜的工序。這種工藝經曆了二千餘年，至今仍為制造各種珍貴金屬工藝品所沿用。此器高6.9厘米，口徑3.1厘米，底徑2.6厘米，細腰圓筒形，上端有銎，可裝入戈、戟的木柲，在其外表及底部，用細小的銀片和銀絲鑲嵌，構成布局完整的卷雲紋及曲線圖案，然後磨平。由于鑄成镦的青銅和嵌入的銀片、銀絲兩種金屬的光澤不同，器物上的圖案銀光燦燦、絢麗多姿，格外奪目。1968年甯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頭營出土，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件錯銀銅镦全身整幅圖案構成規整的卷雲紋和曲線紋，線條流暢簡潔，圖案迤逦多姿，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罕工藝品。

此器長8厘米，高5.5厘米，重665克，于甯夏彭陽縣漢代古城出土。這件錯金銀銅羊本身是一件居家實用品——席鎮。魏晉以前，古人一直是席地而坐，為了防止蒲竹編織的席子來回滑動和卷角，便發明了席鎮。戰國時，席鎮就已經非常流行。從出土的情況來看，制作精美的席鎮多出自漢代，以鹿羊虎熊等動物造型居多，體現了實用性與裝飾性的統一。這件銅羊通體采用傳統的錯金銀工藝，從鼻梁過脊至尾端縱貫一條金線，身體兩側則用細如發絲的金銀線鑲嵌出卷曲羊毛圖案。這件銅羊做工精良、生趣盎然，顯示了漢代鑲嵌技藝和制作水平，是難得一見的珍品。

此印底面邊長1.5厘米，高1.2厘米，印面近正方形，呈紅色，印背雕有一長身卧虎，造型小巧精緻，印面陰刻有篆書“廉眇印“三字。東漢時期，除了官吏由官府頒發統一規定的官印外，民間也有普遍用印。1972年甯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永甯縣通橋東漢墓出土，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枚琥珀“廉眇印”用料珍貴，造型小巧精緻，是東漢官、私印章中的上品，十分少見。

此棺出土時棺木已經完全腐朽，隻留下一層薄薄的漆皮，經專家拼對複原後，再現了棺蓋、左、右側檔、前檔四部分漆棺彩畫。棺上繪制有精美的漆畫，棺蓋、前檔及左右側闆上繪有天河圖、墓主人身前飲宴圖、孝子故事畫。根據墓主服飾、棺木形制及漆畫内容推測，年代約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年)前後，墓主人可能是鮮卑人。漆畫繪制精美，線條流暢，色調鮮豔而明快，以紅、黃、綠、赭、藍、白等色組成。墓主與侍者等人物在形體大小上有區别，繼承了漢代的傳統表現手法。人物着裝上漢或與鮮卑式的都有，真實地體現了北魏時期各民族大融合的社會史實。菩薩的形象特征，明顯受到了西域佛教繪畫的影響。1981年甯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郊鄉雷祖廟村北魏夫妻合葬墓出土，現藏于甯夏博物館。此棺漆畫反映了少數民族生活習俗和繪畫技巧，其中由單幅畫面構成的連續性孝子故事圖已構成了後世連環畫的雛形，是近年藝術考古方面的一件大事，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北朝繪畫史料，且畫面融合了非常豐富的文化元素，反映了北魏時期各種民族大遷徙文化大融合的社會背景，也為了解北朝繪畫藝術及髹漆技藝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這件凸釘玻璃碗高8厘米，口徑9.5厘米，腹徑6.8厘米，直口，矮圈足。腹部上下，錯位排列着兩周凸起的圓形裝飾，内部含有小氣泡，總重245.6克。通體泛綠，通透度很高，内壁光潔，外壁有薄層的金黃色分化物。主要分布在下腹和底部。經科學檢測，其材質為鈉鈣玻璃，屬波斯薩珊王朝玻璃制品。璃碗身上凸起的圓形裝飾，是采用獨特的燒吹技術制成。然後利用雕花技術，進行腹部、底部凸飾及口緣的整形。1983年出土于甯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原州區李賢夫婦（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合葬墓，現藏于甯夏博物館。此器造型精美，晶瑩剔透，器型完整，紀年明确，對确定同類制品的年代具有标尺作用，是通過絲綢之路流傳到中國的，體現了薩珊玻璃器形和紋飾上的獨特風格以及精湛的魔者工藝，是我國出土薩珊玻璃器皿的代表，國寶級文物。

這兩扇墓門長88厘米，寬42.5厘米，厚5.4厘米，兩門扇正面鑿磨光滑，中間各減地淺浮雕一男性舞者。舞者為典型胡人形象，髭須卷發，深目高鼻，胸寬腰細，體魄健壯，發束帶。身着圓領緊身窄袖衫，下着裙，腳穿長筒皮靴，踩在一小圓毯上，雙人對舞。石門上舞者展示的舞蹈為胡旋舞。胡旋舞源于中亞，傳入唐王朝後，受到人們的喜愛，尤其是受到上層統治階級的偏愛。唐詩中多有胡旋舞的描述，如白居易的《胡旋女》就記述了胡旋舞的旋律快、轉圈急等特點，它在唐代的流行也可見一斑。1985年出土于甯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鹽池縣硝池子村窨子梁唐墓出土，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件胡旋舞石刻墓門人物面部表情生動自然，體态輕盈健美，舞姿奔放，充滿濃郁的西域風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這類題材的石刻作品，是在我國唐代墓葬中首次發現，既是古代絲路樂舞藝術的傳承和傳播，也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包容，是研究唐代樂舞的珍貴資料，國寶級文物。

這件卧牛身長1.2米，寬38厘米，高44厘米，重188公斤。全身散發着柔和的金光，四腿呈内屈跪伏狀；牛首高擡，兩角彎出優美的弧度，頸部寬厚有力，皮膚皺痕明顯；尤其是雙眼炯炯有光，卻又呈現溫馴之态，神情極似魯迅先生筆下的“孺子牛”。經考證，這隻銅牛是王陵的陪葬之物。1977年出土于甯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百陵101号墓，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件鎏金銅牛體形碩大，比例勻稱，集塑形、鑄造、鎏金、抛光等工藝于一體，真實地反映了西夏青銅鑄造工藝的高超水平，是目前國内最大最完整的西夏鎏金工藝品，也為專家研究西夏社會的農業經濟提供了一個實物佐證，國寶級文物。

此造像通體鎏金，通高64.5厘米，正面寬49厘米，側面寬26厘米，淨重21.5公斤，上部為觀音菩薩，頭戴化佛冠，面部圓潤，大耳垂肩，雙目微合，神态安祥，端莊肅穆，身着寬袖緊身天衣，胸佩璎珞，飄帶繞體。左右肩花枝上各托一個淨瓶寶物。左腿單盤，右腿支起，左手放在左腿，右手置于右膝，半跏跌坐于蓮花座上，蓮花座下墊二龍戲珠圖案的披氈于下部坐騎望天吼背上。望天吼翹首伏卧，雙目仰視，合口望主，呈現出恭順戀主又不失威猛雄健的神态。1986年甯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新華街出土，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尊銅造像精緻、細膩、華美，面部神态安詳，代表了西夏時期佛教的鼎盛及西夏王朝的高超鑄造、泥塑、鎏金水平。

西夏文草書與漢文草書的書寫規律相似，其筆勢飛動雄健，有漢字草書“簡而動、流而暢”的特點，撩筆下筆重，能看出其中章草的意味和特點。此卷縱16厘米，總幅寬574厘米，由九張白麻紙連接而成，有的字騎在兩張紙接縫處，這表明是先将紙粘貼在一起然後書寫。全卷總計三百二十四行，約七千三百多字。據卷未記載，該長卷為黨項酩布氏所有。全篇草書很難辯認，但字體筆法流暢，書寫随意。1991年出土于甯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拜寺溝方塔，現藏于甯夏博物館。此卷整篇文字層次分明，段落請晰，是現知最長的卷式西夏文文書，也是西夏文草書書法的佳作，是研究西夏文字及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國寶級文物。

西夏建國以後，大力提倡佛教，并奉為國教，不少皇帝都通曉佛學，多次從宋朝請來佛經，翻譯成西夏文。西夏佛教不僅使中國佛教形成新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使西夏佛教文化成為中國佛教文化中一個不可缺失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像高63.5厘米，正面寬42.4厘米，側面寬31厘米，羅漢圓頂光頭，粗眉細眼，眼珠烏亮，眼角稍翹，鼻梁高直。結痂趺坐。身着交領袈裟，腰部束帶，外穿右袒大衣。袈裟用黑色襯底，上繪白色團花。大衣用黑色繪出格子圖案，領邊和方格圖案内刻畫繁密的花卉紋，紋飾上貼有金箔，但多已脫落。1974年甯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縣宏佛塔出土，現藏于甯夏博物館。此泥塑羅漢體态豐滿，神态怡然，形神兼備，紋飾線條流暢，技法運用純熟，顯示出了天真活潑、童心未泯的性格特征，達到了以形寫神的藝術境界。

這件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支座長68厘米、寬65厘米、高62厘米，重達1噸，近似一個正方體。方形底座上男性作跪地狀，俯首前視，面部渾圓，粗眉上翹，雙目圓睜，高顴塌鼻，腹圍肚兜，雙手撐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其座頂左上角陰刻西夏文三行，分别譯為“小蟲曠負”、“志文支座”、“瞻行通雕寫流行”。背部還陰刻一行漢字“砌壘匠高世昌”，為石雕工匠的姓名。1974年出土于甯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夏陵區6号陵，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座雕像着重刻畫了男性面部表情及雙臂動作，充分表現因負重而用力支撐的力度感，反映出西夏石雕藝術的獨特風格。在西夏陵區先後出土了十幾座這樣的支座，但刻有文字者唯此一件，因此彌足珍貴，國寶級文物。

這件石馬長1.3米、寬0.38米、高0.7米、重355公斤、通體為白色砂岩圓雕，四肢屈膝跪卧，頭部稍微下垂略偏向一側，雙耳上聳，作振鬣嘶鳴狀，身體肥壯渾圓，體形較長，頭微重、頸略彎，瞠目。口微啟，嘴上還殘留着紅色彩繪，估計此馬原有彩繪，額鬃分貼于腦際，頸鬃整齊流暢地披散在脖子兩側，比例适宜，刀法細膩，表面光滑圓潤，以表現馬兒膘肥體壯，脖頸處雕有許多殘痕，顯示出梳理整齊的鬃毛。1977年出土于甯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夏陵區177号陵，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件石馬比例協調，造型敦厚，形象生動，線條流暢，紋理清晰，神态莊重，顯示出雕刻者精湛的技藝，繼承了漢唐的雕刻風格，生動地再現了西夏馬的形象，不失為西夏石雕藝術的精品，亦可視為西夏石雕中的代表作品。

此鏡直徑17.5厘米，厚0.5厘米，紋飾内容反映的是“柳毅傳書”故事中“泾水托書”的情景。“柳毅傳書”故事取材于宋代《太平廣記》，記載柳毅傳書傳奇故事的文獻材料很多，而此類故事内容的物化載體卻不多見。柳毅傳書人物故事鏡是宋金元時期的一個流行鏡種，但留存下來的卻又很少。傳世品，現藏于甯夏博物館。此鏡畫面清雅空靈、精緻謹嚴、意境深邃悠遠，頗具宋金山水畫之妙，傳世極少，具有極高的研究與鑒賞價值。

這本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蘭經》長26.6厘米、寬20厘米、厚6厘米，裝幀考究。用硬牛皮精心制作封面，紙質為精心加工的麻紙，紙中加入了很細的棉或絲纖維。經文墨色勻稱，阿文書寫流利，隽秀。書頁中每個篇章的邊框均有描金裝飾，圖案為花卉和阿文。每個阿文經文字行間還有明代慣用的阿文小注。由于年代久遠，這本《古蘭經》紙質已變黃、發脆，邊緣有些破損、掉渣。傳世品，現藏于甯夏博物館。這本《古蘭經》為明代文物，從紙質、裝幀、書體形式、描金等方面看，是目前國内收藏的最精美、最珍貴的《古蘭經》珍善本之一，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的實物資料，對于研究甯夏回族藝術史、宗教史、民族遷徙的曆史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國寶級文物。

此器高12.7厘米，口徑5.2厘米，腹徑12.3厘米，底徑7厘米，圓唇，斂口，曲腹，平底，器身滿飾各種粉彩花卉圖案，堆疊繁密，以紅、黃、藍、綠、白等顔料畫成不同形狀的花朵，寓百花呈瑞之意。底部篆刻青花楷書“大清雍正年制”底款。傳世品，現藏于甯夏博物館。此器胎質細膩，器形極為規整，枝法具有西洋風格，是難得一見的雍正粉彩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