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推開院門，正值深冬時節，細碎的霜花浪花一樣鋪向村外。收回遠眺的目光，盯到腳下，母親先咦了三聲，後倚在門旁，順着冰冷的門框，跌坐于地。眼前，一地煙灰。灰黑的煙灰，在冰冷的季節，似乎殘留着昨晚的溫暖。

顯然，母親被眼前的煙灰吓着了。即便到了暮年，說起那一地煙灰，母親密集的皺紋裡，依然閃跳着不經意的驚慌。

母親說，那個死鬼回來了！回來幹什麼？不如死在外面了事！

母親嘴裡的死鬼，不是個鬼，是個人，一個叫孫一換的人。孫一換，也就是我的父親。

這個事，還得從以前的日子開始說。

以前的某一天，村裡來了個要飯的。要飯的個頭兒不高，頭發打了結，臉上的灰印子像用墨汁塗上去的。他對要飯這個行當，并不在行。在趕到第三家時，被從柴垛裡突然竄出來的一條惡狗咬傷了腿，鮮血從破爛的褲管裡流到了地上，流到了母親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姥姥跟前。姥姥是方圓十裡有名的大善人，她老人家急忙蹲下身來，将要飯的抱到屋裡。

要飯的是個孤兒，姥姥心中一陣竊喜，自從姥爺走後，屋裡一直缺少男人的氣息。姥姥瞅着被自己收拾煥然一新、當時還不是我父親的少年說，乖乖，可願意留在這個家裡？父親的眼神黯淡下來，姥姥的眼神也跟着黯淡下來，幾近失望的時候，父親憋紅臉回答了兩個字：願意。

姥姥重新給父親起了個名字，叫孫一換。她老人家至死都覺得，這個男人是上天用姥爺換來的。

姥姥走後，母親遵照她的遺囑，與父親結為夫妻。

可悲的是，他們過得并不幸福，徹底辜負了姥姥的初衷。

這個不幸，還要從父親打算改名換姓開始。

那天父親吃罷中飯，抹了抹嘴說，我不姓孫，我姓錢。不叫孫一換，叫錢一多。

錢一多？母親突然彈跳起來，果斷摔掉手中的碗筷，瞪着兩個大眼說，什麼錢一多？母親雙手掐腰，晃動着一身贅肉質疑着。

父親沒有錢，他掙的錢都進了母親的腰包。這個話題，顯然跟有錢沒錢不沾邊，是母親偷換了概念。她覺得姥姥屍骨未寒，父親就翻臉不認人，天理難容。兩個人由此展開了不見硝煙的戰争。往往，以父親抱着腦袋，蹲到地上，甚至聳肩抽泣告終。

母親的利器，不是她有多大的力氣，而是她擅于從姥姥那裡借力，用白眼狼這樣的簡單詞彙，輕易把父親擊倒。

父親漸漸迷上了吸煙。

父親沒有錢，或者說沒有主宰經濟的大權，他自己種煙葉，吸自己生産的土煙。父親吸煙不用煙杆，用報紙卷煙吸。問題又來了，那年月報紙是稀缺資源，隻有學校和大隊部有。大隊部不用說了，裡面走動的大小都是幹部，根本沒有父親的份兒。父親經常到學校走動，謊說找報紙學習。這個理由好，校長向來喜歡愛學習的人，父親每次從校門出來，腋下都夾着一沓廢舊報紙。

報紙加大了煙灰的分量。每每父親吸過煙，會丢下一地煙灰。因此，一地煙灰暴露了父親的行蹤。

母親就是根據這個線索，判定那個叫死鬼的人回來過。

父親離家出走時，我剛剛十一歲。

頭天晚上，母親跟父親大幹了一架。母親的食指，先點父親幾乎抵到褲裆裡的額頭，再迅速轉到門外的方向，憤怒地說，滾！

在那幾年裡，類似的情況經常發生。每次母親說“滾”的時候，父親并沒有滾，田間地頭，依然出現他忙碌的身影。

次日，父親并沒有露頭。一直到第三天，母親終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之後的十年裡，滿頭霜花的母親，經常從哆嗦的嘴唇裡，溜出似是而非的幾個字：去哪兒了？

發現一地煙灰時，母親已是肝癌晚期。

母親臨走，曾揪住我的手，斷斷續續地叮囑，找到那個死鬼，替我說聲對不起。

我仰起腦袋，兩行淚水，順着脖子，流到胸膛裡。（作者 韋如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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