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小鴨的老師是誰?1981年，我中師畢業那一年，我18歲，一心當老師後來也如願以償，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醜小鴨的老師是誰?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醜小鴨的老師是誰

1981年，我中師畢業。

那一年，我18歲，一心當老師。後來也如願以償。

這一幹，就是41年，其中在湖南的公辦學校工作了20個年頭。41年來，我一直在第一線和學生朝夕相處，摸爬滾打，才終于有了一點底氣，可以跟外人說，自己收獲了學生本來的樣子和老師該有的樣子。

我有時候跟人争論“教育”與“教學”的不一樣。我覺得，教育，是要讓每個生命都有尊嚴地發展，人是不可以被教育淘汰的；教學，可以是培養專業人才，可以競争，允許淘汰。

這些年，我創辦了四所學校，一所公辦，三所民辦。都是先有我這個校長，後有學校。我的校長越當越小——從公辦到民辦，從上千人到幾十人，從教育發達地區到教育相對落後地區，從普通學校到“問題孩子”學校。

但有一點我沒變過——我想當的是個教育者。如果把自己定位成單純的教學者，我覺得對孩子們是一種罪過。

我的校長越當越小

2000年11月29日，我向上級提出辭職申請。沒等批準，我就擅自離開了工作了13年的校長崗位——現在想起來真的很過分。

離開校長崗位的那天，我沒聽進去領導的任何一句批評，也沒有聽進去任何朋友的好言相勸。我執意要離開。我的老父親對我歎氣：“好好的一個鐵飯碗，你就這樣丢了……但我相信，你已經長大了，你的選擇應該不會錯。”

那時候，我38歲，已經在公辦學校工作了20年。

離開的那一刻，我對培養了我20年的領導說：“不管到哪裡，我都不會離開教育。有條件了，我會辦一所學校，這所學校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如果沒有辦學校的機會，我就一直做個班主任。我的班級，不會讓任何一個孩子因為恐懼而失學。”

2011年8月，我辦了昆明醜小鴨中學。

這是一所專門接收不适應傳統教育、不适應分數評價的“問題孩子”的民辦初中。這11年，醜小鴨中學幫助了近3000名“問題孩子”。

醜小鴨中學的新生報到，永遠比其他學校晚。這是因為，隻有其他學校開學了，才有不适應那裡的孩子過來。

孩子們不是剛不适應就被送過來的。很多家長都懷有一絲希望：過了一個假期，孩子應該能适應了吧。結果一開學，發現還是老樣子。我對老師們說：“家長把孩子送來，不是相信我們，而是他們已經拿孩子沒辦法了。”

醜小鴨中學的學生來自全國。學校接收學生就像醫院接收病人一樣，任何一天的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學生入校。自願來的學生非常少，很多都是被父母“騙”來的、“綁”來的。如果父母根本無法把孩子送來學校，學校就會在作出評估後去學生家裡接孩子。我就親自接過4個孩子。

有些孩子剛來到醜小鴨中學，非常不适應。我接過好幾個新生寫給我的信。有罵“詹大年，你不是人”的，有說“詹大年，老子要炸了你的學校”的。我不怪他們。因為這些孩子對學校、校長、老師徹底失去了信任。

因為入學和“畢業”時間都不确定，醜小鴨中學從來沒有真正的假期，包括春節。有些孩子根本不适合回家，有的剛入校不久，父母擔心接回家後又管不住。

“醜小鴨”的校名是汪葉菊女士取的。汪女士當時是民進昆明市委主委，昆明市政協副主席、昆明市民辦教育協會會長。當時，除了汪女士和我，沒有一個人贊同這個校名。有些家長故意繞過“醜”字，說成“小鴨學校”。

汪女士不管這些，她說：“多有詩意、多有期盼的名字呀。”“醜小鴨”的存在是個繞不開的事實。我們為什麼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呢？我曾說：“‘醜小鴨’長大後是要飛向藍天的，‘小鴨’長大後隻能變成烤鴨。”

在辦醜小鴨中學的11年裡，我遇到過幾次絕境。有同行的誤解以及經濟上的寸步難行。我的核心團隊一直不離不棄，我們攙扶着走到今天。他們，是我最大的力量，也是我永遠的愧疚。

或許是因為小時候在農村“活命”的經曆，我不懼怕困難，也不承認失敗。隻要是自己追求的，爬到終點或者死在路上都是另一種成功。

路是對的，總有人會走。隻是先行，何來失敗？

“問題孩子”與“問題孩子他爹”

2018年9月，李鎮西老師第一次來到醜小鴨中學。他問我：“你明目張膽地說醜小鴨中學的學生是‘問題孩子’，你不認為這是給學生貼标簽嗎？”

我回答：“對這類學生，有很多說法，比如‘後進生’‘差生’‘雙差生’‘問題學生’‘不良行為少年’等，其實都沒有本質區别。‘問題孩子’是存在的。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我們隻有承認這個事實，才可能去面對它，研究它。再說，‘問題孩子’的問題不在孩子本身。這怎麼是給孩子貼标簽呢？”

李鎮西說：“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直面問題才是最重要的。”李老師是我膜拜了幾十年的教育家。他的話讓我松了一口氣。

我一直認為，孩子本身沒有問題，是他們遇到了問題，自身沒有解決問題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才讓他們放棄了自己。

這些孩子遇到的問題，表面上看是學習問題，但根源是“關系問題”。

“問題孩子”源于家庭。教育是在具有教育功能的場所發生的，保護、陪伴，是教育發生的根本條件。一些家庭結構不完整，一些父母有人格缺失，這樣的家庭就沒有教育功能。還有的家庭因為對教育本質的思考和對孩子需求的關注較少，家庭應該有的生活、保護、溝通等功能缺失，家長也就失去了“父母”的資格。當親子之間的信任關系亮起了紅燈，再加上溝通的渠道被堵死，“問題家庭”就制造出了“問題孩子”。

親子關系本來是天然的信任、依賴關系，但學校教育很可能破壞了這一關系。學校的教育評價服從于利益的設計，分數成了利益的砝碼，學生成了教育的手段。這樣，關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如果我們的教育，是站在成年人的利益立場設計的，那麼“問題孩子”遇到了問題就不能解決，因為我們的教育設計沒有看到他們的存在。

我們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我自封“問題孩子他爹”，是希望彌補孩子家庭的缺失，堅定地做“問題孩子”的保護者。

有記者問過我：“這些年，您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我回答：“前20年，我沒有‘堅持’，逃跑了。後來的20年，我也沒有想過要‘堅持’，不知不覺就過來了。教育，要堅持嗎？”

好的教育，要先有好的關系

人因關系而存在。不管哪一類型的“問題孩子”，他們最後的問題都是原生的關系被破壞。當一種關系被破壞時，另一種關系很快會自然構建。或許，這種新的關系，就是我們成年人不願意看到的。這樣，這些孩子就被我們定義為“問題孩子”。

在我看來，幫助“問題孩子”解構或者建構關系，是教育好他們的首要問題。

醜小鴨中學辦校的第三年，我給孩子們争取到了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的夢想中心項目。孩子們有了電腦室，那段時間，很多孩子成了我的網友。

一天，八年級女生小潔對我說：“詹校長，我們上網時，很多同學會第一時間打開你的網絡空間，看看你寫了什麼。真的，你寫的東西是我們想聽的。你的話影響了我們，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我想，能不能把你網絡空間的那些話編成書呢？”

“能啊！你去組織。你要我做什麼？”我相信這個女孩，她特能幹。

我立刻集合了全校學生（其實，也就60多個孩子），小潔首先講了她的想法。然後，我說：“誰可以當作家呢？大家想想——”我故意賣了個關子，然後提高嗓門，“從隊伍裡站出來的就可以當作家！”一下子，站出來十幾個孩子。

我把這些孩子集合在一起，說：“我給你們一個房間，你們自帶電腦。這個房間就叫‘編輯部辦公室’。你們自己計劃，自己管理。”十幾個孩子，選出了兩個領導——編輯部主任和辦公室主任，分别管編書和紀律。

有一天，我走進“編輯部辦公室”，看到牆上張貼着的《紀律要求》：不準遲到，連續三次遲到自動退出編委會；不準玩遊戲，打開遊戲後，經值班同學提醒三分鐘後未關閉者開除。

曆經7個月，11次改稿，這本書出版了。從版式設計到簽訂出版合同，都由孩子們一手完成。書名《醜小鴨校長與白天鵝孩子》，也是他們取的。小潔調侃我說：“因為我們都是白天鵝，遲早要飛走的。隻有你才走不了，永遠是醜小鴨。”

我們希望孩子們完成自我教育，形成内生的教育力量。為此，我們抓住一切機會，幫助他們達到這個目标。

教室、走廊、書吧、食堂、寝室裡都是書。這些書無人管理，想帶到哪裡都可以。我們的教室别具一格，将近120平方米，前半部分是上課區，後半部分是“打鬧”區。沒有黑闆，三方全是書寫牆。教室裡有大觸摸屏，老師可以遠程上課，孩子們也可以帶自己的平闆上課。我們的課堂也不一樣，孩子們毫無恐懼地在牆上亂寫亂畫，在講台前叽叽喳喳。教學樓的一樓是一個大休閑吧。有書、鋼琴，還有很多凳子。進教室必須先通過這個休閑吧。每次經過，對孩子們或許就是一次洗禮。收獲了自我，就收獲了規則。

我始終認為，幫孩子建立良好的關系，是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而教材、課程，隻是建立關系的工具。人是關系的動物，社會是關系的産物。有了好的關系，才可能有好的教育。

（作者系昆明醜小鴨中學校長）

《中國教育報》2022年04月06日第6版

作者：詹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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