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22年5月的一天，當我打開朋友圈，看到了昔日同事分享的一篇《母愛無聲》的散文，瞬間就被吸引，繼而淚流。

作者周鳴說到，每個人成長的背後都站着一個母親，他平實的語言将母親形象躍然紙上，出現在讀者的腦海裡，生活中是需要有細嚼慢咽的東西出現，那些過往打動着我。

這就《母愛無聲》傳遞給我的感受，慈愛包容一切隐藏在一切中。

我更想将它分享給天下的孩子。

作者周鳴，本名周福琦，1968年生，甯夏靈武人。作品見于《人民文學》《詩刊》《星星》《詩選刊》。出版詩集《背後的村莊》。

母愛無聲

再卑微的母親離世，也會有曠日持久的悲傷讓人沉陷。八十六歲的老媽走了以後，已經五十四歲的我頓時六神無主，心被掏空了，一下覺得跟這個世界的關系斷了，這個世界跟我無關了，什麼都不親了，什麼也不近了。我不願待在人多的地方，更不能待在人少的地方。我怎麼也不相信，那麼堅強的老媽會病故，遭受了那麼多苦難的老媽會離去，那麼疼顧兒女的老媽會丢下我們。

“頭七”過後，事兒少了一些。頭一低，我的眼淚就流出來，一股一股往外流。我甚至不願意同弟弟們一道走墳，隻想一個人跪在墳頭陪伴我媽，任眼淚砸進土裡，直到濕土擠成一堆，才覺得輕松一點。在老家院子裡一擡頭，藍藍的天空中就有了我媽的影子，白雲上頭我媽在飄動，很輕盈，含着笑意，沒有一絲惆怅。目光随意一掃，我媽就會出現在樹梢、草地、屋頂、草堆甚至車頭上，我媽無處不在，面露微笑，是生前沒有的那種笑，很輕松，很歡欣。我一聲一聲地喊：“媽哎，媽哎。”隻有風在回蕩，隻有悲痛在彌漫，我媽第一次不回應我了。

我媽的一生太普通了：一個農村婦女，面色黝黑，個頭矮小，目不識丁，一生隻出過兩次遠門。我媽一生太瑣碎，太渺小，太沒有聲響了。難道我媽真的就是一粒塵埃嗎？但我相信，我媽和同時代的女性一樣，因艱辛而不凡，因苦難而偉大，因堅韌而卓越，所有的母親會自帶聖潔和光芒。

一

我媽去世的當天，本家嬸子一進院子就号啕大哭：“二嫂子，你是周家的大功臣。”我一直思謀這句話，我媽一輩子生育了十胎，但成年的隻有五個。說我媽是大功臣，應該是指我們兄妹五個各有所成吧。成年的七個孫輩都有不錯的職業。用我媽的話說：“每月都有個糧下來。”同輩人都認為我媽“教子有方，門風好”。細細想一想，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我媽确實沒講過什麼大道理，但我媽處理的幾件事，卻讓人佩服。

1998年，我爹因病住院，我看瘦小的我媽除了給我爹喂飯，一直坐在病床邊，吃得很少，幾乎不喝水，我勸她回家休息。我媽紅了臉，拉着哭腔：“我跟了你爹一輩子，你就讓我在床頭再蹲幾天吧。”我心發緊了——我媽已經知道我爹病危了！她除了上廁所，寸步不離，在我爹的病床邊守了一個月。我爹去世三天後，我媽就把我們弟兄們叫到一起，其實是對我說：“你爹已經去世了，從今天起，你們各顧各的光陰，各上各的班。”按照鄉俗，作為兒子，我必須要走四十天墳。這是我媽第一次獨立作出的決定。到今天，我都還疑惑，我媽從哪裡來的膽氣和見識？敢用瘦弱的身體扛起世俗的壓力。在我爹去世後的二十多年孤苦的日子裡，我媽硬是沒有在我面前哭過一次。我小弟弟有一段迷茫期，表現很差，我們幾個人怎麼罵，怎麼勸也不回頭，持續了很長時間，大家都束手無策，非常擔心。後來，我發現小弟弟精氣神又回來了。我悄悄問我媽，怎麼讓浪子回頭的？我媽告訴我：“我對害蟲（小弟弟）說，從今天起，不能接你給的錢，你給的錢，我使不成。”小弟弟連續給了我媽幾次錢，我媽都冷冰冰地拒絕了，也不接他任何話茬。哭了幾次後，弟弟幡然悔悟。困擾我的難事，我媽在我家的老院子一句話就解決了。我妹妹因為離婚一事和婆家關系緊張，婆婆闖到我家巷子，從我家門前一直叫罵到村部。我們兄妹都不在家，叔伯兄弟們忍不住想沖出去動手，被我媽攔下了，我媽說：“罵又罵不掉一塊肉，我們丫頭行得正、坐得端，沒做理虧的事。”但從此以後，我們都認定那家人不好，斷了來往。那個跟我妹妹離婚、又跟别人結婚的小夥子，時不時還串到我家。我們兄弟在家，他躲在遠處，趁我們不在時，他就會跑到我家。我媽身體好的時候，顫顫巍巍給他做飯，催促吃完快走。我知道後，就責備老媽，我媽總是極力否認，被我揭穿了，就辯解一句：“好人不打上門的客。”後來，我媽身體不好了，就逼着我弟媳婦給這個已經不是女婿的小夥子做飯，弟媳婦十分不解，抗争說：“已經不是女婿了，還做啥飯？”我媽就裝生氣：“進門是客，不能讓客餓肚子。”過了許多年，妹妹不再怨恨公婆，每逢節慶都買上東西去看“離婚”多年已不是公婆的公婆。我們兄弟們都罵妹妹不長記性，隻有我媽勸我們：“是人都有錯，人記仇就活不成了。”後來我媽住院，妹妹以前的那個婆婆也在同一家醫院住院，我媽偷偷一個人去看了她。第二天那個婆婆也來看我媽，兩人手拉手說了很長時間的話。到現在我妹妹仍舊一個人拉扯兩個孩子。我理解不了我媽的處世哲學，但又覺得實在耐人尋味，有着我不能企及的高度。

家裡的日子好過了以後，我們兄弟都愛朝家買東西，經常是一到周末，家裡大包小包東西很多。在老家陪我媽居住的弟媳婦就抱怨：“家裡有多少水果都不夠！你們一走，媽就指使我，給這家送，給那家送，好像我們家親戚都可憐。”我媽就罵她：“福不重樣，沒享的福都讓我享了，别人吃了就等于我吃了。”我媽卧床一年，慢慢地越變越小，越變越弱，在炕上不停地念叨：“我活成啥人了嘛，盡給你們丢人。”我們怎麼勸都聽不進去，每隔幾天，就要這樣嚷嚷幾句，不願下地，更不願出門。我強行把她抱到輪椅上，她就自責：“你們都是人前頭的人，兒子呀，媽不給你們裝人啊！”推着輪椅走不了多遠，就讓推回去。我想不通，經受過那麼多苦、那麼多難的老媽，怎麼會這麼的脆弱？想不通時，我的言語就有些生冷，我媽也不辯解，默默低垂着頭，眼睛也不睜，手也懶得伸。但她堅決不許我把她推出巷子外。我媽走後，我才明白，好強的她不想讓别人看見她成了兒女的拖累。最後一次住院，我媽拉着我的手一次又一次叮咛，她有多少錢，要拿出多少錢散掉，又特别叮囑有幾個困難的親戚每個人散多少。我媽生命的最後三年，她把散錢當成最大的事，每年都要安頓兩到三遍，每次都以同樣的話結束：“我死了，隻散我攢的錢，你們誰的錢都不要散。”在我媽臨近去世的一年前，她把兒女們買的首飾全都分配給孫子輩，沒有給我們留下一點負擔和隐患。

二

我從小就不太安分。最慘的一次是因為打了同伴，被查姓家長一怒之下，扔進離兩家都不遠的生産隊熟麻用的麻坑。我在麻坑撲騰了好一陣兒，被查姓鄰居提着腳扔到我家院子。聞訊趕來，我媽拿起棗樹杈對我就打。我翻身就跑，聽見我媽對查姓鄰居說：“撂得好，再多撂一陣兒。”原來，我把同伴的耳朵打出血了。過了幾年，我又大了幾歲，生産隊又熟麻，我拿棍子去探了探坑底，沒探到底，但攪起的黑色泡沫奇臭無比。就這一次，我的皮就被熟好了。我媽的舉動，讓我明白一個道理：我做錯了事，我媽絕對不護短。在我家孩子中，我挨的打最多。我媽打我有兩個稱手的武器，一個是填炕用的棗樹杈，另一個是笤帚。用笤帚打人，我媽用得很精妙，你根本不知道笤帚藏在哪兒。我媽打我時，笤帚就像個神器出現在她手上，非常順手，打哪是哪，不可能躲掉。雞籠沒關，笤帚肯定打在頭上，讓我長記性；羊沒喂又是一笤帚，準在屁股上；至于偷偷到秦渠洗澡，我媽拉着我胳膊又是幾笤帚，打在脊背上，邊打邊訓斥：“叫你人小謊大。”在這兩種武器的調教下，我的童年豐富多彩，妙趣橫生。

有一次，我獨立作戰，和楊姓同伴哥倆打了一架，臉上帶着傷，褲子順着褲縫撕開，像小旗一樣呼呼作響。我媽一看就明白，我又打架了。那個時候，打架是農村小孩最好的遊戲。我知道，無論打赢打輸還是有理沒理，隻要打架，回家肯定挨我媽的打。但沒地方吃飯，我隻能回家。果不然，我媽順手抄起棗樹杈子，這次我沒躲開，被我媽結結實實打了幾杈子。我媽打一杈子，問一聲：“還打不打架？”那一次，我媽很兇。

我媽年輕時，脾氣就沒有好過。家中上有兩個婆婆，下有五個姑子，還有五個饑一頓飽一頓的兒女。每天填飽娃娃的肚子就壓力如山，何況還有生産隊怎麼幹也幹不完的農活。有一年，我爹我媽拼死拼活地幹了一年，年終生産隊分糧，給我家分了一兜襟大米，也就有五斤。一路上，我媽的眼淚全都流到大米上。哭了一路，也沒有盤算出來全家靠什麼能熬到第二年麥子下來。所以，過去在我們家，吃完飯大家都習慣用舌頭把碗舔幹淨，飯粒掉到炕上地下，絕對要撿起來放進嘴裡。我就因為半碗飯倒到土上不肯吃，挨過我媽一頓打。

這幾天，我一直在回憶我媽愛吃什麼，竟然沒有發現我媽有什麼偏好；極力搜尋我媽愛穿什麼，印象中我媽的衣服基本上是黑灰色。老了以後我媽經常安頓：“别買豔的。”我推算了一下，我媽生我時已經三十二歲，我沒見過我媽年輕時穿過花衣服，那個年代的農村婦女都是這樣穿戴。在我眼裡粗線織的頭巾，除了能遮太陽，沒有别的作用。但像我媽一樣的同時代的農村婦女，拿頭巾當毛巾、當雨傘、當拂塵。春夏秋冬，我記得我媽戴着一件花白的頭巾，是我媽身上唯一還顯鮮亮的顔色。

每年夏收，越熱越忙。當時，生産隊打麥時使用的脫粒機是老式的，最累最重要的崗位就是喂機子。這活要求要站在脫粒機前，将解了捆的麥捆朝機器口投送。幹這個活需要機敏沉着，要根據麥子的幹濕程度決定投放的厚薄；要觀察脫粒機的狀态，掌握投送的速度；還要協調解麥捆、抖草、捆草、掏麥粒等工序。我媽是我們生産隊喂機子的第一人選。主要原因是我媽不怕苦、不偷懶，在機子上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機器轟鳴，噪音很大，麥芒、麥灰鋪天蓋地灑落在我媽身上，和持續不斷的汗水混雜在一起，又吵又曬又髒又紮又癢。每天打完場，我媽摘下頭巾，抖掉灰塵，再用頭巾将渾身上下拍打一通，就急急忙忙回家給我們做飯。生産隊打場差不多要一個月，我媽就在這個崗位堅守一個月。每年打完場，她的耳朵就得背很長時間。

過去的苦難被我媽默不作聲地承受了，好像她天生就是一個受大苦的人。

在農村，插秧一直是繁重的農活。插秧時，一溜二三十個婦女站成一排，為了整齊劃一，每次都需要兩頭各有一個人提線插秧。每年插秧我媽都是提線繩的人，除了完成自己的定額任務，還要提醒同伴要把腳下的田地踩平，稻秧插齊栽實。有一年，因為趕插秧工期，生産隊長将我在學校門口截住，抓到稻田裡插秧。那時的春天真冷，田裡還有冰碴子。我推推诿诿不下田，我媽也不知從哪兒找來一個舊棉褲穿到我腿上，我艱難地随着大人插半線秧。腰疼得實在受不了了，我哭着喊：“我腰折了。”我媽解下頭巾就朝我頭上打一下：“小娃娃哪兒有腰？”不許我再喊再哭。在每次插完一塊田轉場的間隙，我媽過來拉着我，讓我在還沒有灌水的土坷垃地裡反複打滾。果然腰不疼了，水也不冷了。我忘了我媽當時穿什麼衣服禦寒，隻記得她打我的頭巾。後來，條件好了，大家插秧普遍穿起插秧鞋，戴露指手套。我媽卻從來不用，嫌幹活不利落，不像農村人。但她幹活時，卻一直戴着花白頭巾。

剛開始單幹，我們家幾乎每年都種葵花、辣椒、大蒜。我記得每到夏季，正是辣椒生長的旺季，相當長一段時間内，要沿着辣椒溝把黃土用雙手搓碎，培在辣椒苗的根部。我媽一幹就是幾天，戴着花白頭巾，沿着辣椒溝，頭也不擡地幹活，好像從不覺得累。每年我家大蒜豐收，我爹隻負責挖蒜，辮蒜、晾蒜都是我媽的活。看不到我媽愁，也聽不到我媽怨，更看不出有喜悅之色，像個機器人日複一日催太陽起床，推太陽下山。我家的責任田，一直有我媽的花白頭巾在晃動。那時加工辣面子要到村加工廠，我家每年種的辣椒全部由我媽一個人摘下來曬幹拉到加工廠，磨成辣面子。活不複雜，但粉碎辣椒的嗆人滋味讓人無法承受。那時還沒有口罩，我媽用頭巾将頭圍緊，又繞過一道護着嘴鼻，就鑽進十幾平方米、低矮不透風的加工廠房，一個人将活幹完。出來時，我媽的頭巾就成了辣椒紅，連眉毛都是紅的，站在加工廠門口咳嗽半天才能直起腰。每年幹完這活，我媽就跟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三

每個人成長的背後都站着一個母親。我上初中時，學校離家有七八裡路，沒有一條公路，我每天要在果園裡往返近兩個小時。開學頭一個月，結伴的幾個同學都辍學了。共同的原因是家中缺勞力，路遠，上學也看不到希望。我也打起退堂鼓。第二學期，我整整一周沒有上學。我媽黑着臉，拉着我的手，利用趕集的機會，把我押到學校，找班主任董老師。求老師的話，我媽隻說了一句：“娃還小，幹不成活，先讓在學校裡長着吧。”我媽又找了一輛鈴铛不響、其他都響的自行車，讓我騎着上學。重返學校的動力，其實還是我媽勸我上學的兩句話，一句話是：“世上沒有受不下的苦，念書在陰涼瓦屋裡不是苦，你不能像你爹那樣，一輩子在農村受苦受罪。”另一句話是：“你當個能掙十八塊錢的工人，也是光榮的！媽也高興！”那一年我已經十五歲，已經嘗到農村無法忍受的苦和難。我受不了那個苦，毫無選擇，隻有上學一條路可走。

1983年，我哥哥因病去世，才十八歲，那年我媽四十八歲，一下就變老了，經常躲在拐角裡流淚。找不見她時，家裡人都知道，她肯定躲在沒人處想念大兒子。

我上了高中，一下子在家裡變得無比重要了。每個周六回家，在離家一公裡外的宋橋橋頭，我的兩個弟弟妹妹手拉着手站在路邊，奉我媽的命，迎候我回家。高中三年，周六弟妹接我回家成了我的“專享”。我不敢勸母親收回成命，但我知道，我必須好好活着，不能有任何閃失。高中三年時光，是我家最灰暗的時刻，我家沒有一點笑聲，全家人相互防備，不敢說跟我哥有關的任何字眼。我爹我媽從不在人前頭站，大兒子的離去，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我上高中時，我爹媽每個月都挑出三十斤大米，拿出九塊錢交到學校的竈上。擔心我吃不飽，我媽不知費了多大的周折，竟然找到我一個遠房哥嫂開的飯館。我媽安頓并要求，我要去這個飯館吃一大碗炒揪面。我除了在學校一日三餐外，成了全校絕無僅有可以“下館子”的特殊學生，那碗炒揪面一直香到現在。當時我周日下午返校，周六我媽要和好面，周日一大早拌上雞蛋，抹上香油，用平底爐子給我烙幹糧。這個待遇在同宿舍二十幾個同學中也是唯一。周天下午，我媽還要堅持把我陪送到大隊部，目光一直要盯到看不見我。

烙馍馍、裝馍馍時，我媽從來都不說一句話，一個人在竈房操勞着。有兩句話烙在我心上，一句是我爹告訴我的，每次烙完馍馍，我媽都被炭煙熏着，頭昏一整天。我才知道，我媽每周給我烙幹糧，三年時間，我媽被炭煙熏一百五十多次。另一句話是鄰居摸着裝幹糧的網兜對我說的：“娃娃呀，你媽為你下了多少苦呀，要為這些幹糧作主呢！”

臨近高考前一個月，我回家備考，我媽安頓我妹妹每天坐在闆凳上守着街門，不讓任何人進我家：“我哥要考大學。”我媽不知從哪裡聽來一個土方子，空腹喝土雞蛋是大補，我媽就拿家裡的餘糧找左鄰右舍換雞蛋。每天早上，逼着我喝一個腥味無比的土雞蛋。聽同學都在喝補腦汁，就讓我爹一瓶一瓶買。每天盯着我喝完定量後，還要讓我多喝一點，給我打氣：“喝得多肯定補得快。”每天我複習到晚上十點多，我媽基本會在睡完一覺後，跑到我屋，說：“都半夜了，别熬了，把身體熬壞了。”

高考一揭榜，我考上了大學，成了我們村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我爹媽擺了宴席，村上獎了二百元。我家比過年還熱鬧，笑聲不斷。

沒過幾天，我媽和我去看住在另一莊子上的爺爺，她堅持要步行。路上碰上很多人，每個人都迎上來，問同樣的話：“老嫂子，這就是你的大學生兒子。”我媽樂開了花，踮着腳使勁拍我的肩膀。那一刻，我媽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也無比開心。那段日子，我媽讓我陪她去看親戚、轉鄰居，哪怕到鄰居家還一斤油、一把韭菜，也讓我陪着。我被動地順從着，也被我媽的驕傲打動着。

我爹在世時，告訴過我：“養育之恩，母親的情分最大。”我一輩子極力去做讓我媽自豪的事。

除了高考，還有兩件事讓我媽很高興。一件是同事轉述的。那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當時我借調在縣上工作，表弟結婚，我請一位熟悉的朋友開車去接親，請一位同事幫助攝像。第二天上班，同事就打來電話，第一句話就是：“你媽太牛了。”他說婚禮結束後，接親的車準備打道回府，有一個小腳矮個老人直接拉車門，坐在副駕駛座上。司機一看是個農村婦女，就很詫異：“你是誰啊？”我媽一點都不含糊：“我是周鳴的媽。”我同事一聽，隻能順路帶上她老人家。同事電話中揶揄地說：“在你媽眼裡，你就是暢通無阻的通行證，一個面子奇大的要員呀。”我知道我媽不對，但我為我媽的自豪激動了半輩子。另一件事我求證過我媽。1990年秋天，我在縣上當記者，一次在農貿市場開大會，三樓平台上縣領導悉數到場，台下人山人海頗為壯觀。我奉命采訪，在三樓拐角處被公安幹警擋住不讓上，因為沒有記者證。我争辯了幾句，最後我拿出采訪錄音機，幹警就放行了。過後幾天，我回老家，鄰家一個嬸子看見我就說：“你媽可威風了，說兒子太牛了，警察根本攔不住你，你理都不理，直接上了主席台。”我笑着對我媽說：“查驗證件是警察的工作，采訪是我的工作，不存在擋不擋的。”我媽有點羞澀，但還是開心地笑了。

我媽去世後，我堅持不在老家吃飯，無論弟媳婦怎麼勸，我都想辦法拒絕。我知道一端起飯碗，肯定會想起我媽。

我媽在世時，每次回家，無論多晚，進門第一件事肯定是吃飯。無論多早，臨出門最後一件事肯定還是吃飯，我媽認為天大的事也比不上兒子吃飯的事大。所以每次回家，我都要留着肚子。我媽看我吃得多就高興，就覺得兒子是健康的，生活是開心的；如果吃得少，我媽會追着問：“怎麼又瘦了？臉色又青了？”那種牽挂讓人喘不過氣來。每次我回家都不管自己有糖尿病，堅持吃完年輕時的飯量。妻子總是勸阻，我媽理直氣壯地堵回去：“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妻子指責我吃飯快，是餓死鬼轉世的，但在我媽眼裡，吃飯快是健康的表現。我媽一直教導我：“好漢子吃飯，三撥二咽。”我吃得越多越快，我媽越安心。

現在，我一端起飯碗，我媽仿佛就在對面。

四

對出生在農村的人來講，苦難絕對是一種糧食。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冬天，我和我哥擡着家裡的鐵皮水桶，到縣城大食堂去買羊雜碎。必須起大早，一路上嘴裡哈出來的氣，就像我們喜悅的心情一樣久不散去。一次買回二十碗羊雜碎，我哥倆一口都不敢喝。我還因為沒走穩，把湯灑了出來，挨過我哥的揍。那二十碗可不是一頓吃完的，是我全家一個冬天的補品。盛雜碎的水桶上面會沁出一層羊油，我媽小心翼翼揭下這一層油，越揭越薄，後來就沁不出油了。我媽就用這種油炒鹹菜，隔幾天舀出半碗加水燴上，細心操持着我家艱澀的光陰。

我媽曾用麥子換了一斤香油，裝在一個綠色瓶子裡，又在一根筷子上綁了布條。炒菜時，我媽就用布條朝鍋底一抹。多少年後一次閑聊，我問：“是不是咱家七口人一年隻吃了一斤香油？”我媽眼睛正視着我：“那個年代，誰家都一樣。”

磨難總是很長，幸福轉瞬即逝。過了六十歲，我媽活得才有些舒心。

在和我媽生活的五十四年間，我隻陪我媽轉過兩次街。一次是去新華街購物中心，陪我媽轉了半天，我想給她買雙鞋。我媽的腳小，再加上我媽嫌所有的鞋都貴，再好的鞋超過二十元就認為不值，挑選得很艱難。妻子知道我媽的心思，終于選定一雙鞋，串通好售貨員，說價格是四十元。我媽還堅持說貴，不讓買。妻子就勸說：“四十塊錢算是撿了大便宜，轉了半天，一雙鞋也不買，都像你，人家售貨員怎麼掙上工資呀？”實際上那雙鞋二百六十元。我媽回到老家，穿上皮鞋東家門進、西家門出，到處宣傳，說兒媳婦隻花了四十塊錢就買了雙好鞋。另一次，我和妻子陪我媽轉新百商場。轉了四層樓，我媽就像視察工作似的，每看上一件衣服就說：“這料子好。”每一件都問個價錢。我打趣她：“你又不買，問價幹啥？”我媽張口就說：“蘿蔔白菜都有價，為什麼不能問？”售貨員報完價，我媽就小聲罵：“巴掌大的布，敢賣這麼多錢，我種那麼大的田都買不上一個袖子！”到了男裝櫃台，她老人家看上了一件西服，讓我試來試去，說要給我買。問我價格，我瞧了一眼是八千八，告訴我媽是八百八。我媽無可奈何地說：“太貴了。算了，穿到身上不自在。”從那以後，我媽問我身上衣服的價格，我都說幾百塊，我怕挨罵！

最後幾年，我媽經常提起往事。一臉滿足，說苦也受了，福也享了，啥也不挂念了，然後就憂心忡忡地講她年輕時，用鞋殼偷過生産隊的小麥、水稻，偷過靈武農場四顆蓮花菜，反複問我怎麼辦？我說：“那個年代，所有農村婦女為了生活，都偷過生産隊的東西，為了活命，為了娃娃，這不算罪。我們多幫助别人，多做些好事，也就替你還上了。另外，咱們村有句俗話：青貨賊不算賊，捉着打兩錘（拳）。這些都是青貨，不用有心理負擔。”我媽聽得似懂非懂，但神情終于不再凝重和緊張了。（中國日報甯夏記者站 胡冬梅）

來源：中國日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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