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7年，一個男孩出生在“豐邑中陽裡”的劉家，同一天，鄰居盧家也降生了一個男孩，他們的父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父一輩的交情也傳到了子一輩，年齡漸長之後，兩人又一同學書，依舊交好親近，以至于裡中的鄰居為了這段友情，第二次搬出了羊和酒來祝賀。

劉姓的男孩身份不必賣關子，就是劉邦，盧家的男孩的名字叫盧绾，日後的漢室顯貴，不過，由于他以燕王謀反，其出身和早年經曆的記載寥寥，讓後人隻能從一些蛛絲馬迹回溯他和劉邦的交往。

電影《王的盛宴》中的劉邦

在《史記·韓信盧绾列傳》中有一處記載：

盧绾者，豐人也，與高祖同裡。盧绾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绾同日生，裡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绾壯，俱學書，又相愛也。裡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複賀兩家羊酒。

劉、盧兩家的“父子相愛”，當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相愛”，而是“世交”的概念，非常奇異的是，“裡人”會将這種關系視為新生兒出生一樣的“喜事”，并“賀兩家羊酒”，這種倫理觀念基于當時的社會習俗，三解無暇解析。

但是以“羊酒”相“賀”或許暗藏着玄機。

見《後漢書·禮儀志上》：

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

朔，就是每月的初一日，上述禮儀屬于“合朔”，所用的“祭品”就是“羊酒”，這一禮俗也見于《論語·八佾》，隻是其中魯國的“告朔”禮俗隻用“饩羊”未見“酒”，也就是活羊“殺而未烹”，引發了孔子與子貢的議論。

可見，羊作為祭祀禮儀的“三牲”之一，不單純是個“食物”的概念，而“羊”與“酒”合稱，則多見于兩漢、三國的史書記載，如《漢書·昭帝紀》：

（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诏曰：“朕闵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敎鄉裡。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翻譯過來就是，漢昭帝對各地方郡國選舉的“行義者”，也就是“大漢好人”——涿郡韓福等5人每人賜帛50匹，令其歸家，并下诏指出，我不忍心讓這些好人受官職帶來的勞苦，所以，希望他們能夠謹守孝悌忠信的義行，以引導鄉裡鄰人向善。

在賜物之外，還要求郡縣政府每年正月都要代皇帝給“行義者”賜予“羊酒”，有不幸去世者，則賜衣被，并以中牢之禮供奉喪禮。

這裡的“羊酒”是皇帝對臣下傑出者的“賜”，但又不同于“賜予錢帛”，而是常态的“特殊禮物”，另見《後漢書·方術列傳》：

（永建二年）帝不能屈（樊英），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緻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幾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将。數月，英稱疾笃，诏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谷千斛，常以八月緻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東漢順帝年間，皇帝征召樊英為官，遭到對方稱病拒絕，無計可施之下，值得派出太醫探病，并每月送其“羊酒”，兩年後，順帝以天子之尊，對樊英待以“師傅之禮”，問政事得失，樊英才接受征召，擔任五官中郎将，幾個月後，又自稱病情嚴重，以光祿大夫的官位辭官回鄉，皇帝命令，郡縣送谷千斛，并每年8月送牛1頭，酒3斛，如他去世，則以中牢奉祠。

注意，這裡前有“月緻羊、酒”，後有歲“緻牛、酒”，與昭帝年間對“行義者”的優待類似，又高了一個規格，考慮到“待以師傅之禮”的高規格，則可知，“歲緻”、“月緻”、“羊酒”、“牛酒”實際上是皇家對于“有德者”的不同級别的“禮遇”，等差取決于用“牲”的等級和頻率。

也就是說，“羊酒”在秦漢、三國時代是一種與“社會等級”和“道德高下”相關的“特殊禮品”。

河北望都漢墓“羊酒”壁畫

而劉邦、盧绾所享受的“裡人”之“賀”，并非皇帝之賜，而是“裡人”對公認“德行”——“友道”的一種尊禮，而“羊酒”的規格，相對于皇帝所賜的“牛酒”自然要低一格，可在百姓間的饋贈來說，已經屬于極高的規格，畢竟諸侯“告朔”，也不過就是用“饩羊”罷了。

由此可見，劉氏與盧氏，在豐邑中陽裡都不是名不見經傳的小門小戶，而是舉足輕重的“士人之家”，否則，哪兒來的“學書”機會呢？

“士”在戰國時代已經不再等于政治權力，“官僚制度”的普及和“士”的階層的人口增殖，都讓“士”的身份僅僅是标識祖先血脈和仕宦資格的一個“頭銜”，但是，在一個長期延續的身份社會中，“有”和“沒有”，差别巨大。

說得通俗點，就像大革命前夕的法蘭西，有一個“貴族頭銜”未必是富貴人家，可若是完全沒有“貴族頭銜”的平頭百姓，哪怕進入了王家軍隊，職務往往會被限制在“連長”以下。

劉邦和盧绾很幸運，就是“有”的那部分。

劉邦的先祖，史書中追溯得很遠，确切可知的先人，應該始自春秋時期晉國的名臣士會，也稱“範武子”，是“範氏”的始祖，他在出使秦國迎接公子雍回國受阻後，曾留居秦地，并留下了一支子孫，稱“劉氏”。

不過“劉氏”在秦國并沒有湧現出名留青史的名人，反倒在三家分晉後誕生的新霸主魏國的進攻中被擄，移居魏國，又在秦國崛起之後，随着魏人遷梁，又為了避秦之圍，遷徙到了豐邑，一個身處魏、楚之邊，有豐水、泗水航運之利的繁盛之地。

這一年是公元前275年，距離劉邦出生28年，所以，完成這一“偉業”的劉邦祖父也被稱為“豐公”，他的墳墓也留在了這個陌生的地方，與之前的“劉氏”祖先遠隔關山。

所以，到劉邦出生時，劉氏在豐邑已經繁衍了兩代人，豐邑東北十五裡的“枌榆社”也成為了“劉氏”祭祖的“巫社”，正因為如此，《西京雜記》中才記載道，劉邦的父親劉太公因為懷念豐邑而郁郁寡歡，直到劉邦在關中原樣搬遷了“新豐”和“枌榆社”，方才開懷。

同樣情感的是劉邦本人，見《史記·高祖本紀》：

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

劉邦自述生長于豐邑，決難忘懷，也正因為“愛”，所以對豐邑父老跟随雍齒反叛自己依附魏國而切齒痛恨，豐邑和魏國的藕斷絲連容後細述，這裡先說說“劉氏”在“豐邑”的根基。

電視劇《楚漢風雲》中的劉邦

劉邦的祖父稱“豐公”，父親稱“劉太公”，母親稱“媪”，也就是老太太的意思，至于劉邦的曾祖姓甚名誰，史書缺載，隻知道“豐公”應該還有個兄弟，日後的燕王劉澤，按照《漢書·荊燕吳傳》記錄：

高祖從祖昆弟也。

“從祖”就是祖父的兄弟，也就是說，劉澤是劉邦一個“曾祖父”的堂弟，他的身份，在《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一句補充：

與高祖疏屬劉氏，世為衛尉。

也就是說，雖然沒有出“五服”，已經算是“疏屬”，這也印證了李祖德在《劉邦祭祖考——兼論春秋戰國以來的社會變革》（《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一文中的論斷，即劉邦建立漢帝國後的祭祀與宗親理解，已經脫出了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下的“百世不遷之宗”與“五世則遷之宗”，而是以“家”則“遷”的家族組織。

簡單地說，以劉邦為中心的“族”，其實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稱帝之前，其“族”以“親屬”為核心，也就是“同祖”的“家族”；第二個階段是稱帝之後，其“族”以“宗親”為範疇，立宗正官，“序九族”，前一個階段，以功賞相關的“吸納”為主，後一個階段，才以法令的形式對“宗親”進行了确認，比如以“妻族”入“宗室”。

比如不知所起的“荊王劉賈”，在《漢書·荊燕吳傳》中就隻記錄了：

高帝從父兄也。

也就是說，“劉太公”也有兄弟，劉賈正是這人的兒子，也是劉邦的堂兄。

劉邦本人的兄弟也是這個“家族”内的成員，包括：

父親劉太公、生母媪、太上皇後、長兄劉伯，次兄劉仲，本人劉季，異母弟劉交。

在《劉邦斬殺的“白蛇”與一群被史書“遺忘”的人》一文中，三解談到了劉邦兄弟“有字”的問題，這也是古來的一大公案，以至于很多人基于《史記》稱字不稱名的寫法而認為劉邦出身“低微”，名“邦”其實是稱帝後附會。

問題是，史書确有記載劉交字遊，劉喜字仲，而《史記》、《漢書》對漢帝均不書“名諱”，今日所知的景帝劉啟、元帝劉奭的“名”，蓋出自東漢人荀悅的注釋，其中也提到高祖“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而《史記·高祖本紀》也明言“季”為“字”，而非“名”，可見劉邦兄弟，應該皆有字。

至于以“伯仲季”為“字”不雅的說法，古之名人即有管子，名“夷吾”，字“仲”，這裡的“仲”或許有行第的意蘊，卻總不能說“管仲”的身份低微，兄弟稱呼“老大”、“老二”、“老三”。

電視劇《楚漢風雲》中的劉邦

而《史記》中的“劉季”、“劉仲”字樣的記載也不難解釋，“劉交”遊學齊魯受業于荀子再傳浮丘伯，師長取“字”理所當然，而“劉仲”的記載不多，見《史記·高祖本紀》：

（漢高帝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這裡是劉邦對自己父親開玩笑，你以前老說我“無賴”，沒本事“治産業”，不如劉仲有本事，現在我的“業所就”和劉仲比誰多？

這裡的“無賴”二字，并非今天講的地痞流氓，注家言：

《集解》引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

許慎是東漢人，《說文》的作者，當時的“賴”仍等于“利”，翻譯過來就是，缺少賺錢謀生的能力和手段。另外的說法則是江淮之間的“方言”，是說小孩性情狡猾，聯系上下語境，并不貼切。

結合《史記·高祖本紀》對劉邦的描述則是：

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

上文中的“治産業”，應該将“治産”與“治業”分開，“産”為财物、稼穑的經營，“業”為家宅、房垣的營造，故而“産”為“生”，“業”為“作”，所以，劉邦才說“所就業”，這是指剛剛完工的未央宮，到底誰的房子大、誰的房子多？

類似的說法，參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

“治生商賈”并列，說明“生”的對象是“産”、是“财”，而非專指種地，或者今天意義上的“生産勞動”，而這個民風世俗，略可見《史記·貨殖列傳》所言：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至西漢武帝時，求富殖産仍有這樣的觀念，将戰國時代的豐邑“劉氏”比附為後世的“小農之家”無疑謬以千裡，恰恰相反，這是一個當時意義上的“強宗豪右”。

在過往的“劉氏”家族故事裡，有一個說法是，楚元王劉交作為“幼子”，又與劉邦非一母所生，其母應為“續弦”的富貴之家，所以，才有了伯、仲、季三個前妻之子與後妻之子劉交的巨大差别。

前妻之子要“生産作業”，“有字無名”或者“有名無字”，而後妻之子則可以遊學大儒門下，“有名有字”。

但是，這個說法經不起推敲，因為劉邦之生母“媪”并非死于“秦焚書之前”，而劉交在“秦焚書時”已經辭别浮丘伯等師友回鄉。

電視劇《楚漢傳奇》中的劉邦

見《漢書·高帝紀》：

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尊王後曰皇後，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

另見《漢儀注》：

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于小黃作陵廟。

“小黃”地在陳留郡，又言“兵起時”，可知劉邦之生母死時已在劉邦起兵反秦之後，故此，“前妻”、“後妻”之說當不确，而《漢書·高帝紀》又記：

（高帝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後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

而《史記·高祖本紀》在此處留下了耐人尋味的一句：

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栎衛宮。

兩者的矛盾，恰恰說明了真相，以《漢儀注》記載來說，劉邦之母的“陵廟”猶在，哪怕是漢高後七年，由呂後追尊設置的“陵廟”，到了司馬遷的時代也應該存在，所以，司馬遷是以不言代直言。

要知道，劉邦尊“劉太公”為“太上皇”在漢高帝六年夏五月，而項羽歸還呂後、太公的時間是漢五年，當時并未提到劉邦之母，可知其母在此年之前已然過世，而劉邦即皇帝位在漢五年二月甲午日，同時即追封其母為“昭靈夫人”，偏偏漏過自己的父親，可知兩人的關系非常微妙，見《漢書·高帝紀》：

上歸栎陽，五日一朝太公。

可見，“劉太公”在家中應該極有威勢，所以，劉邦哪怕以皇帝之尊，也不敢和其父拮抗，才“五日一朝”，而他的對抗手段也就是“不上尊号”，等于雙方僵持，而“太公家令”出來勸谏打圓場，才有了：

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

你是皇帝，天下人之主，怎麼可以因為我一人而“亂天下法”？父子倆并非和解，而是合作，以至于有“未央宮”成後的“玩笑”，恰恰反映的是劉邦心中的耿耿于懷。

那麼，最重要的合作是什麼呢？

電視劇《楚漢傳奇》中的劉邦與呂後

答案，應該就在上文中的“太上皇後”上，劉邦之生母不得為“太上皇後”，那麼，這位要司馬遷在《史記》中刻意掩蓋人物是誰呢？

隻能是楚元王劉交之母，也就是劉太公的“正妻”，恰恰因為她的存在，才讓劉邦在登基之時就急不可耐的追封生母的規格隻到“夫人”的級别，也恰恰因為她的存在，才讓劉邦在為太上皇上尊号之後，不得為“昭靈夫人”升格為“皇後”，因為很簡單，劉邦之母很可能是“劉太公”的妾。

證據另見《漢書·高後紀》：

（高後七年）夏五月辛未，诏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号谥不稱，其議尊号。”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後，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後。

“昭靈夫人”是劉邦之生母，“武哀侯”就是“劉伯”，“宣夫人”則是劉邦之姊，呂後提出“号谥不稱”，也就是“不合适”，要求百官重新讨論尊号，當時的丞相陳平就陳請尊昭靈夫人為“昭靈後”，“武哀侯”為“武哀王”，“宣夫人”為“昭哀後”，等于“各升一格”。

此時的呂後應該自知時日無多，才在臨終前完成丈夫最後的願望，就是将其生母的“妃”位升格到“後”位，由此可知，劉邦在家中，根本不是“嫡出”，而是“庶出”，但在生前先有父親的積威，後有幼弟的情誼，讓他實在不方便擡升母親的尊号地位，而隻能留待後人等到楚元王劉交薨逝之後才好措手。

誰料想，高帝、惠帝父子，乃至于長壽的呂後一個個被楚元王劉交“熬死”，再不趁着仍有積威之時完成，以後恐怕再無機會，呂後方才借機下诏。

問題是，在呂後以異姓之身臨朝稱制時，楚元王劉交這個“宗室長者”并無反應，在呂後駕崩後，并無直接利益訴求的楚國卻與想當皇帝的齊王劉襄聯合“反漢”，齊楚聯軍的兵鋒甚至殺到了荥陽，是否與呂後在臨終前最後一次觸動他“儒者禮法”的神經有關，我們不得而知，卻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的存在。

反過來說，“劉太公”的小家庭，至少有一妻、一妾、四子、一女，嫡子得以遠赴齊魯“學禮”，庶三子得以與盧绾一同“學書”，收賀禮則“羊酒”，還是“小門小戶”的氣象嗎？

至于《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劉邦務農：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後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後因餔之。

劉邦為亭長已入秦多年，“秦制”強制要求“分戶析産”，則劉邦早已從“劉太公”家中分出，也可見他長嫂對他的态度，見《史記·楚元王世家》：

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栎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

注意，這裡的時間背景是“高祖微時”，也就是還未為吏的時候，曾經逃避官事（或為官司，或為“事”之“徭”），也就是躲藏之中，自然不能回自己家，所以到大嫂家蹭飯吃，沒想到大嫂厭惡劉邦，假裝羹已吃完，刮鍋邊出聲，賓客自然就走了，而劉邦卻發現鍋裡還有剩羹，自此之後對大嫂非常怨恨。

​至于賒欠酒錢之類的經曆，并不足以說明劉邦的經濟條件，恰恰相反，如果是“貧民之家”，根本不可能有賒欠酒錢的信用，更不會有：

仁而愛人，喜施​。

也就是“樂善好施”的名聲，當然，也就不可能在秦滅六國之前，得以到魏國外黃，“數”從張耳遊，“客”數月，要知道，遊俠的“遊蕩”不但需要本事，也需要名聲和财富，否則根本不可能支持其大範圍的活動，更不要說幾次三番地去和張耳結交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劉邦肯定是個“敗家子”，因為他對信陵君的憧憬表明，他的人生規劃與娶了本地“白富美”擔任“外黃令”的張耳完全如出一轍，隻不過，張耳是“緻千裡客”并“名由此益賢”，而劉邦的“小家”卻根本不支持他複制一遍張耳成為“魏之名士”的路子。

作為“大家長”的劉太公，應該屬于非常“傳統”的士人，嘉許“治産興業”的兒子劉仲，期待“學而優則仕”的兒子劉交，對于劉邦的這種“野路子”，他恐怕并不願意投資，而劉邦“庶三子”的身份也讓他在“分戶析産”中很難得什麼優待，以至于對他的“養客”之舉，連他的寡嫂都望而生厭，缺少财富支持，使劉邦的“名士”之路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

當然，不久後，他的機會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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