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言與行是人主體活動的兩種方式，而語言又是與人溝通交流的最直接方法。

夫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讷言”以寡失

對于說話，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讱、讷均為言語遲鈍之意。“讷言”就是主張言語要遲鈍、簡約，說話越少越好。據說孔子在家鄉行走，就常常是這般恭順溫和、不善言辭的“讷言”形貌。

對于為什麼要“讷言”，孔子給出的回答是：“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一味逞口舌之利，以應對快來對付人，這是常招人讨厭的，而約束自己、言語簡約的人普遍行為合規、過失較少。

放言易、力行難，在日常的為人處世過程中必須笃行“讷言”。

《詩·大雅·抑》中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白圭的斑點可以磨掉，而說出口的錯誤無法挽回，這是強調慎言以避免失言。孔子門徒南容對這幾行詩句極感興趣，反複誦讀，孔子以此認為南容大可造就，就把侄女嫁給了他，據此可見孔子對“讷言”的看重。

“讷言”以成信

“讷言”，也有成就信用的意思。

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一個人言語過多，就會有不能兌現之言，反而喪失了信用，是“巧言亂德”或自取恥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誠信，還是少說話、不空言為好。

孔子曾對學生說：“予欲無言”，表示他準備不再說話了。老師不說話怎麼教育學生呢？

孔子解釋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天什麼話都不說，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沒有紊亂和差失，這才是一種高度的誠信品格。

孔子一再強調：“巧言令色，鮮矣仁。”甘美悅人之言，喜狎悅人之色，很少出于仁德之人。相反，“敏于事而慎于言”，才是接近德性的正道。

“讷言”以多思

“讷言”體現着主體的謙遜、勤學和深思，他把“讷言”視作智識積累和提升的重要環節。孔子平時處事“溫良恭儉讓”，這種謙遜恭讓，就包含多聞以求學思之意。

他曾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主張遇事多聽多看，保留疑問，弄清問題，再将有把握的部分說出來，“讷言”在此是多思多問的環節。

孔子的弟子端木賜（子貢）機靈敏銳，長于言談，顔回木讷如愚，好學善思，所謂“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當着子貢的面評價說，你子貢的确是趕不上顔回。在孔子看來，讷言多思自然優于善言少思。

而“讷言”也是智慧的體現，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明智的人不随便說話，随便說話的人沒有真知灼見，隻有通過不言和愚鈍才能免于流俗，才能堅守自己内在的智識，做到大智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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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言”求時中

“讷言”并非要求人不說話，孔子說：“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話還是要說的，但不能随便地說出來。

“讷言”必須講求“時”和“中”。即看準時機，在該說的時候才說，在該說的時候就說。

孔子認為：“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隐，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與人交往，對方沒說到就搶先說，是急躁；對方說到了還不說，是隐瞞；不看對方臉色就貿然說，是“眼瞎”，這三種過失都是因為沒把握好說話的時機。所以，講求“時”是“讷言”的重要原則。

同時，說話也不能誇誇其談，徒逞口舌之能，而必須切中要害。

一個人在說話時必須要慎重考慮，善于言談的，不會留下把柄，這種無過失的“善言”即服從于所謂“不言而善應”的天道，也合于“以其言下之”的謙卑方式” ，這是人們應該追求的一種處世方式。

“

讷言”而“敏行”

言與行是個體生命活動的兩個維度，也是其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的必要方式。

孔子曾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他認為人的許多思想和理念應當用行動來表達，行動是最好的語言，也是獲取智慧的最佳方式。

孔子主張要用 “敏行”輔助“讷言”， 根據“敏則有功”的理念，孔子認為敏行是成就功業和完成人格的根據。所以他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隻要有能力，行動就能證明自己，用不着擔心别人不了解。由此可見，他堅信行為是最好的語言。

《易傳》提出“天行健”，認定天通過四時運行和生成百物的“行”來成就功德，其無言而行、以行為言，正是“讷言而敏行”的理想典範。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以上種種，無不映照着孔子讷言而敏行的思想智慧，有志之人要謹記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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