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是真正的有名有家。一舉成名之後聲望不衰，少年時期居住過的房舍也備受重視，經過多次重建和增修，早已成為專門的紀念場所。喜愛蘇轼的人熱衷于閱讀其作品，瞻仰他的故居，卻往往偏重前者而忽略了後者的獨特價值。蘇轼一生颠沛流離，先後居住甚至親手營建過好幾處房屋。它們不僅是一代文宗的栖身處所，更是其人生理想和詩學主張的具體化。重新觀照這些房屋，有助于我們走近蘇轼，了解蘇轼。

一

蘇轼十分眷念他少年時的家園，思念之情終生不滅。嘉祐四年（1059）赴京應試，還沒有離開就開始思念家鄉。二十年後，身陷禦史台獄，眼前的竹與柏不斷勾起他的思鄉深情，忽而吟詠“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綠”，忽而回憶“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出獄後，趕赴貶谪地黃州，路上的皚皚白雪再次激發起鄉思：“憶我故居室，浮光動南軒。松竹半傾瀉，未數葵與萱。三徑瑤草合，一瓶井花溫。至今行吟處，尚餘履舄痕。”南軒位于眉州紗縠行，蘇洵将其命名為“來風軒”，蘇轼卻稱它“南軒”。

南軒可愛，南軒所在地眉州也非常可愛：“稻熟魚肥信清美。”蘇轼喜愛這裡，不願外出：“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汩沒至今。”人到中年，他還在感歎“嗟予少小慕真隐，白發青衫天所械”。“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他無法理解那些準備或已經移居外地的鄉人，“怪君便爾忘故鄉”。

蘇洵卻一直希望離開家鄉。他壯年折節讀書，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可惜屢試不第，直到蘇轼兄弟逐漸長大，才絕意科舉，專心教導二子。他督責功課十分嚴格，蘇轼直到晚年還心有餘悸：“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鈎魚。”嚴格的教育更加強化了蘇轼不樂于出仕的意願，也加劇了父子間的沖突。

這種沖突最終以兒子的妥協告終。蘇轼兄弟“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這是對朝廷“先舉策論”的積極響應，體現了蘇洵的意志。在蘇洵的精心教導下，蘇轼兄弟很快學有所成。嘉祐二年（1057），蘇轼、蘇轍同日登科。他們完成了蘇洵未完成的事業，繼承了他的審美觀與創作主張。蘇洵堅持“風水相遭自然成文”，蘇轼也宣稱“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裡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随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父子相得，似乎已經消弭了前述沖突，實則不然。就“自然成文”而言，蘇洵隻将其限定在讀書作文之上，不見于尋常行事。蘇轼無意出仕，早獲科名之後，也沒有汲汲于功名利祿，更“不善于政治的狡辯和算計”（林語堂語），立言與行事都體現“無意為文”的原則，随物賦形，随遇而安，“點畫信手煩推求”，“意行無坎井”。

二

宦遊在外，歸家無望，南軒再好，也隻能在回憶、夢境和詩文中出現。蘇轼不得不壓抑鄉思，别求居所，甚至親手建造房屋。

被貶黃州之後，蘇轼官俸微薄，生計艱難，糊口靠開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豐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然而，它又不僅僅是栖身處所，“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具有“八荒之趣”，可以“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郁”，便性、适意、寓情。顯然，雪堂還承載着蘇轼的詩意與夢想，象征一種非典型的中間化生存狀态。

古代士子行藏出處經常有兩個極端，一是春台，一為江湖。高居春台者意氣風發，炙手可熱；避處江湖者逍遙無待，自由散漫。蘇轼被貶黃州，一時無望于春台，又不願意學習避處江湖的道士佛徒，更不願“絕聖棄智”或破除“智障”，隻希望在雪堂中經營高度藝術化的生活。他模仿白居易，在東坡種花種菜，自号東坡居士；又模拟大自然，将茫茫雪色塗抹在茅屋四壁，晝寝其中，隐幾晏坐。

蘇轼在《雪堂記》中坦承，自己無法像老莊和佛教徒那樣免除智慧、身心和聲名之累，不能遨遊在一切羁絆和邊界之外。他接受羁絆，信奉辯證而中庸的生存策略，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尋找希望，開辟一條通向詩意人生的中間路線，提煉出一種審美原則，即承認不完美，坦然表現這種不完美。

縱觀蘇轼的傳世之作，的确少有機心，總是“振筆直遂”。因此常遭後人诟病。清人周濟就說：“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事實上，這正是蘇轼的“自然”。他尊重現實，向不完美妥協，卻并未就此沉淪，而是在有限性中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化腐朽為神奇。

這種觀念形成于雪堂落成之時，此後又随着居處地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十四年後，蘇轼在另一個被貶谪的地方惠州買地築宅。此時，他的心态已經發生變化。紹聖元年（1094）十月二日，蘇轼來到惠州，居住于合江樓。這裡是接待朝廷官員的地方，被貶的官員不宜久住，故而于十八日遷居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因表兄程之才的關照，回到合江樓。表兄離任後，紹聖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遷居嘉祐寺。忽東忽西的遷徙，并沒有給蘇轼帶來多少負面影響，他淡然表示“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辄逝”。

心态開朗，白鶴峰新居也就不再像雪堂那樣封閉。這座宅院有房二十間，正廳是“德有鄰堂”，書齋名“思無邪”。從命名上看，絲毫不見谪居者的愁苦情緒，也沒有暫時寄居的潦草和敷衍。“書齋裡開有寬大的窗戶，推窗一望，幾百裡的江山煙雲盡收眼底，好像是鑲嵌在牆壁上的巨幅山水畫。”（莫砺鋒《漫話東坡》）屬于私密空間的卧室也不封閉，“挂落月于床頭”，積極融入自然山水。與左鄰右舍的關系更是融洽，與他們共用水井，甚至愛護他們的鵝鴨。總之，這座新居既親近人間煙火，又親近自然，充滿了不同于雪堂的詩意。

美好的詩意總是被粗暴侵擾。三個多月後，蘇轼再次被貶，不得不告别新居，來到海南。這裡“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蘇轼隻得在城南桄榔林買地建房，新居就叫桄榔庵。這裡狹隘低濕，沒有了雪堂的純潔，也沒有了白鶴峰新居的闳敞，蘇轼卻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一邊入鄉随俗，積極适應當地的生活，一邊追和陶淵明詩，求取内心的安甯。

三

和陶是自我救贖與自我建構。還在惠州的時候，蘇轼在半睡半醒之際聽到兒子讀陶淵明《歸園田居》，決定從《和陶歸園田居》開始續作和陶詩。“和陶與效陶幫助了蘇詩‘老境’的形成，特點是清新曉暢，以外表的平淡包孕了内在的緊張豐富。通過風格上的‘回歸’陶潛，蘇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狀态的回歸。”（楊治宜《“自然”之辯》）身處蠻荒之地，步入晚年的蘇轼孤獨無助。他用追和詩歌的方式與陶淵明定交，虛拟一番番晤對，一次次長談，建構内在的烏托邦。

這是一所無形的房子，安放詩人那寂寞的心靈。為了建造這所房子，蘇轼幾乎窮盡一生的力量。黃州時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漸成規模。來到海南，終于宣告落成。在《白鶴新居上梁文》中，蘇轼化用丁令威的典故，把惠州視作更早之前的故鄉。這種家園觀已經與黃州雪堂時的家園觀有所不同，然而猶有所待。到了海南，寫作《和陶歸去來兮辭》，自稱“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雲爾”，家園觀念徹底變化。“他把‘歸來’重新定義為回歸自己的本真狀态，所以不論他在哪裡，都已經是在‘家’了。”（楊治宜《“自然”之辯》）此時，“故鄉不在别處，就在他内心的最深處，因此他的雙腳已經踏在‘歸途’上了。儋州和眉山的地理距離被轉換成心理距離，一念之間便已經跨越”（楊治宜《“自然”之辯》）。

蘇轼之道不自虛空入，他終于從承認有限性而進入逍遙無待的自由境界。在遷居桄榔庵的當天晚上，他聽到鄰居家的兒童讀書，立即想起《莊子》：“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于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迳，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雖然隔壁傳來的不是蘇轍的聲音，但他還是開心不已，急忙找出書與小兒郎一起誦讀。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歸。蘇轼自稱“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惠州、海南都變成故鄉，“江山故國，所至如歸”，他已經打破界限，獲得真正的自由。

（作者：沈章明，系華東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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